许泽想 闫昱彤 郭宇睿

摘 要：控制风险、提高效益一直是金融机构有序运营的得力抓手和重要目标。本文依照“风险—效益—战略发展”框架展开综述，研究结果表明：新时代下农村商业银行应在进一步完善早期纠错机制，优化治理结构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市场势力，适当减少同业业务，实现风险的有效预控；同时，大力推行普惠金融，强化支农有效性，重构、提升内外部价值链，合理降低交易成本，更好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关键词：农村商业银行 风险与效益 战略发展 文献综述

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机构的主力军，在各种支农惠农政策扶持下，为稳定农村金融，缓解“三农”融资问题发挥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改革浪潮依然涌现，随着改革纵深推进，不少深层次矛盾和困难浮出水面。归纳而言，无非“风险—效益”对立统一、此消彼长的问题。本文对现有相关文献进行整理，以期尽可能呈现这一问题全貌，并对所涉问题的对策进行罗列，最后得出一般性结论建议，进而为促进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健康、有序、规范、高效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风险威胁视角综述

农村商业银行主要在县域范围内开展传统存贷款业务，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和行业特征，受外部经济周期的影响较大。如果农村商业银行所在地出现农产品滞销、价格大幅波动等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其经营状况。农村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农户和农村中小微企业，信息体系不健全，所涉生产经营领域的季节性强、周期长、附加值低、资本回报率低，受自然环境约束较大，贷前信用评估模型并不能有效预测借款人的真实信用风险。此外，农村商业银行的借款人群体种类多、差异大，单笔贷款金额较小，增加了其贷款的交易成本，造成借款人融资成本较高，还款负担相对较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借款人偿还贷款的能力。农商行主要以农信社和农信社县（市）联社为基础组建，均在形式上按照《公司法》建立起“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的治理结构。但实际上，部分农商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仍未到位，从农信社承继来的管理层风险内控思想认识不到位，没有系统性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等问题始终未得到有效解决。部分农商行向很多高风险客户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等金融业务，贷款集中度较高，贷款结构不合理。此外，部分农商行贷后管理措施不到位，未建立起对客户经营情况的监测、回访和定期评估机制，缺乏对责任人员的硬约束。

（一）市场势力、市场效率与风险

田雅群，何广文等（2018）利用39家农村商业银行2006—2016年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随机前沿成本函数和随机前沿利润函数，分别测算其市场势力、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并基于市场势力视角运用联立方程组动态GMM分析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和效率的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和效率具有连续性和顺周期性。第二，市场势力越大，农村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越小，同时成本效率越低、利润效率越高，但市场势力对风险的影响作用有限。第三，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与效率之间不仅存在前者影响后者的作用机制，还存在后者对前者的反馈机制。以上结论有一些特殊的启示。由于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市场势力是其天然的经营优势，这也助推其过于追求规模利润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利率市场化必然影响其经营成本，同时，过于追求规模利润也促使其在效率不高的物理网点和人员配置上投入过大，造成其成本利润率降低和风险承担能力减弱，也就是本文分析中表现的市场势力扩张对风险承担缓解作用有限，以及市场势力与成本效率负相关的情况。因此，农村商业银行应特别关注规模与效率、风险承担能力的合理匹配。

（二）早期纠错机制、存款保险制度与风险

武卓（2018）在对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目前早期纠正机制在防范化解农商行风险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目标，《存款保险条例》的法律位阶不高、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化、纠正措施有效性不足、省联社定位不清晰是其未达标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有必要通过加强立法建设、提升风险监测和识别水平、明确启动标准、丰富纠正措施种类以及明确省联社职责边界等途径，不断完善农商行早期纠正机制，实现在补充监管和减少道德风险方面的预期目标。

（三）不良贷款、挤兑现象与风险

吴晓莉（2018）从内、外两方面分析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化解对策。她认为，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包括国家政策、经济运行、法规制度等内部原因和管理体制缺陷、内控管理不足、信用评级缺失等外部原因，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营造稳定的金融运行环境、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加强管理体系建设、提升信贷风险意识、关注不良资产盘活。

（四）农户贷款资产证券化、证券化产品设计与风险

马建国，龚欣阳等（2018）以某农村商业银行2012—2014年发放的49970笔农户贷款为基础资产，结合农户贷款特征，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预测资产池的现金流，并使用SV模型拟合到期收益率曲线，计算未来现金流入的现值；然后对基础资产划分为信用评级不同的3个层级设计了抵押担保债券（CMO），最后确定不同层级债券的发债规模和息票利率。

他们认为，相比于普通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因为主要面向农户和小微企业，存贷比远低于其他商业银行。而作为独立核算的法人机构，必须要有充足的“头寸”来满足资金流动性的需求，所以农商行迫于资金流动性的压力只能压缩贷款规模，造成资金闲置，收益随之减少。其次，发展农业现代化需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由于林果业、畜牧业的经营周期为3—5年，而政策扶持的再贷款多为1年期，所以存在严重的存貸款期限不匹配情况。同时，由于农村商业银行贷款的客户群体固定，且有联保政策支持，逾期贷款比例很小，现金流相对稳定可预测，使得该项资产可进行资产证券化。对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进行资产证券化，有助于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减少表内风险。

（五）同业业务、流动性管理与风险

郭莉莉，查纯丽（2018）选取我国17家农村商业银行，对其同业业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她们通过研究发现农村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增速趋缓、同业资产业务规模整体缩小、同业负债业务规模呈波动性增长的现状特征，揭示了这一态势下存在以较高的成本吸收同业负债，使得银行利润受到损害、同业业务和基础业务规模失衡而违背自身发展理念、增大内部流动性风险、限制总体实力提升、部分违规操作使自身声誉受损等主要问题。鉴于现状和问题分析，提出了同业业务与基础业务均衡发展、搭便车借力发展，促进业务转型、回归本源，将同业业务作为银行流动性管理工具等具体有效的措施建议。

二、效益弱势视角综述

农村商业银行“生于三农、长于三农”，虽然经历了漫长的五个阶段改革，且治理结构、体制机制多有变化，但服务“三农”的理念从未动摇。然而，阈于市场经济的弱点和自身治理结构的缺陷，从其实际经营情况来看，服务“三农”的效果参差不齐，其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支农有效性、目标偏移与效益

阳烨，杨胜（2018）基于2011—2015年湖南省107家农商行（含农信社）的经营数据，采用成本分析方法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分析农商行的支农有效性。通过研究发现，少数省份农商行支农业绩特别突出，而诸多农商行的经营目标已经偏移支持三农发展的初衷，出现目标偏移的现象，农商行成为资金“抽水机”。并提出，农商行支农有效性可以从“量”与“质”两个层面进行衡量，“量”是指农商行是否给予三农足够的资金支持，“质”则是指资金投入后是否达到促进三农发展的预期，如果资金投入是高效的，三农发展的同时，农商行也能实现其财务目标，两者必然会良性循环。

实证结果表明，涉农贷款业务不仅边际成本较高，潜在的风险成本也高，商业化后的农商行必然会抑制涉农贷款规模，发生目标偏移，支农性不足。为此，他们认为应充分发挥市场化的定价机制，从供给方给予涉农贷款合理的溢价，同时改革利息补贴模式，降低需求方的贷款使用成本，推动农商行与三农“共生”发展。

（二）普惠金融、商业可持续性与效益

丁爱平（2018）以普惠金融的实施途径研究为视角，结合安吉农商银行在普惠金融方面的实践经验，找出农村商业银行在发展普惠金融中存在的优势与劣势并提出相应对策。他提到，安吉农村商业银行主要从存款、信贷、结算和人员方面践行普惠银行的实施途径，认为农村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优势主要有网点人员优势、地缘历史继承、相关政策优势等方面，同时也存在一些劣势或制约因素，比如普惠金融与市场化运作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與风险防控之间的矛盾、普惠金融与信用环境之间的矛盾、商业银行监管政策指标体系趋同等四个方面。通过对普惠金融实践的优劣势分析，进而提出几点启示：合理布设网络，注重普惠金融的全面性；合理开展创新，注重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合理优化流程，注重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合理转变方式，注重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合理政策支持，提升农商银行普惠实践热情。本文通过分析认为，普惠金融的目的是要消除金融排斥，而通常被金融排斥的对象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即低收入群体），这部分群体通常存在成本限制，信贷投入的单产效益偏低的问题，带有一定的扶持性，因而在开展过程中应将注意力或关注点更多向社会效益倾斜。

（三）价值链、互联网环境与效益

王信平，何新春等（2018）基于对互联网金融环境下农村商业银行价值链与交易成本的分析，探讨了如何通过嵌入互联网金融环境和信息安全因素重构与优化农村商业银行内外价值链以及通过编制基于价值链的预算管理体系、应用价值链会计方法和实施价值链审计以促进其内外价值链的持续改进和优化。他们认为互联网金融环境加大了农商行吸收存款的难度，降低了贷款业务的吸引力，削弱了客户体验的满意度，凸显了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性，同时对外部横纵向价值链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亟需通过编制基于价值链的预算管理体系，为价值链的持续优化提供分析依据，应用价值链会计方法，实时掌握价值活动信息，实施价值链审计，发现价值链改进与增值空间，嵌入互联网金融环境、信息安全因素，重构与优化农商行内外部价值链。

（四）治理结构、经营绩效与效益

郭方，相广平（2018）选取33家农村商业银行2006—2015年数据，采用全样本和分区域面板数据的最小二乘（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等方法，研究风险、经营绩效与治理结构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提高农商行经营绩效有利于降低风险，但推行业务多元化对降低风险的作用不明显；农商行治理结构与风险关系密切，股权集中度越高、董事会人数越多、独董占比越高，风险越低；农商行资本充足率越高、贷存比越低、成立期限越长，风险也越低；东部地区农商行风险与经营绩效、治理结构之间关系显著；中西部地区农商行风险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显著，与治理结构之间关系不显著。

三、战略发展视角综述

赵永军，王会利等课题组（2018）通过分析新常态下大中城市农商行发展面临的环境，结合SWOT分析以及对银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确定了新常态下大中城市农商行发展战略的基本原则、市场定位和目标取向，最后提出了发展战略的实施与保障措施。他们认为，新常态下大中城市农商行发展战略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存在地域、管理、政策三大优势，同时又存在资本金规模小，服务大客户能力不足，科技技术落后，业务发展受限，激励机制不健全，人才匮乏，受政策限制多，业务拓展空间小等方方面面的劣势。面临着国家政策支持带来发展机遇、经济发展转型带来行业性机遇、新技术革命带来转型机遇，以及经济下行背景下如何提升经营管理水平，金融改革深化如何保持稳定盈利能力，互联网金融冲击下如何应对金融脱媒及金融牌照贬值，同质化、低层次竞争加剧如何真正实现差异化、特色化经营等挑战。

鉴于充分的SWOT分析，他们预判了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即以服务实体经济为主、经营模式不断差异化、金融脱媒且金融科技融合度加速提高、国际化发展前景广阔；同时，就农商行发展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细致规划，认为大中城市农商行发展战略制定应以立足支农支小科学规划、比较竞争差异发展、专业经营特色发展、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为基本原则；以坚持市场补缺而逐渐放弃跟随型战略为战略定位，以重视小微企业、社区和个人客户为客户定位，以突出象征性特点和地域特色为产品定位，以技术先进、经营灵活、具有区域色彩为形象定位。

四、总结与评述

本文作为理论综述，宏观梳理了新时代下有关农商行研究的最新文献。将市场主体、市场业务及市场机制纳入“风险”分析：从市场势力、同业业务、农户贷款证券化、早期纠错机制等方面说明风险来源与风险控制。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纳入“效益”分析：从普惠金融、支农有效性、市场效率、互联网金融价值链、交易成本、治理结构等视角阐释效益产出与效益提高。将目标取向、未来愿景及具体策略纳入“战略发展”分析：从发展趋势、基本原则及经营定位等角度揭示目标取向。希望通过本文综述，为促进我国农村商业银行健康、有序、规范、高效发展贡献绵薄之力！掣于研究水平有限，本文归纳观点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愿与理论实务界同仁深入再探讨。

参考文献：

[1]田雅群，何广文等.基于市场势力的农村商业银行贷款市场风险承担与效率分析[J].商业研究，2018（06）.

[2]武卓.论农村商业银行早期纠正机制的健全与完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4）.

[3]吴晓莉.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成因及化解措施[J].时代金融，2018（03）.

[4]马建国，龚欣阳等.农户贷款资产证券化的可行性与定价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8（05）.

[5]郭莉莉，查纯丽.农村商业银行发展同业业务探究[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版），2018（06）.

[6]阳烨，杨胜刚.目标偏移视角下农村商业银行支农有效性研究——基于湖南省107家农村商业银行的数据[J].中国软科学，2018（02）.

[7]丁爱平.农村商业银行践行普惠金融的问题与思考——以安吉农商银行为例[J].经贸实践，2018（05）.

[8]王信平，何新春等.农村商业银行价值链重构与优化研究——基于互联网金融环境下的价值链与交易成本分析[J].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02）.

[9]郭方，相广平.农村商业银行风险、经营绩效与治理结构关系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8（02）.

[10]赵永军，王会利等.新常态下大中城市农商行发展战略研究[J].西部金融，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