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楠

女娲，是中国神话史上一位显赫的创世女神，没有任何一位女神的地位可以与女娲相提并论。有关她的神话，例如：补天、造人、置神禖、置笙簧等等，流传至今天，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直至今天，女娲这一古老的神话人物仍然受到青睐，她不仅仅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出现，而且还以文化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在中国的神话体系中，既有黄帝、炎帝、颛顼等男性神灵，还包括大量的女性神灵，诸如女娲、妈祖、嫦娥等等，这些男性神灵和女性神灵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神话世界。本文所关注的女神——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从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神灵中存在了一系列形象鲜明的女神形象，她们长久的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些女神她们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体现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通过对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的比较，对漫女娲神话对少数民族女神神话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从中发现女娲和少数民族女神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及内在原因。通过对女娲与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的比较研究，进一步体现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的特点，有助于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和谐与持续发展。从女娲与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不仅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有影响，南方各民族也以自己丰富的文化，对汉族的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丰富了祖国文化。

一.女娲对南方少数民族女神形象的影响

史料告诉我们，在几千年的岁月里，我国各族人民始终不断地进行着文化上的交流。“以部落战争、结盟、部族迁徙、融合以及以后的遣使派官、人口流动等作为媒介”[1]，汉族和南方少数民族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早在秦汉时期，汉族的文化就输送到了少数民族地区，到了唐代，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中原地区的科学技术、宗教、文学、艺术等等流传进入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先进的技术文化给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以巨大的影响，同时在交流互动中，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也给中原地区汉族的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汉族的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在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在发展过程中，一个方面，一些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使少数民族渐渐的融入汉族；另一个方面，一些汉族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受到少数民族各方面的的影响，就变成少数民族。这样经历了成千上百年的发展，形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女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今还在瑶、苗、白、彝、布依、壮、土家等南方少数民族中以各种各样的活态的形式流传着，女娲造人、补天、置笙簧等等的神话，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中流传甚广。例如在云南迪庆藏族流传着《女娲娘娘补天》的神话，“古籍中曾有的女娲用黄土造人、炼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与平洪水、始作笙簧和高媒之神等情节，在《女娲娘娘补天》这篇两千字左右的神话里几乎都讲到了”[2]，其情节大致与古籍有关记载吻合，只有个别地名人名作了改变，很明显，这是汉文典籍所记载的女娲神话流传过去的。苗族有谷佛用青石补天的神话，根据袁珂考证，“谷”是“女”的苗音，“谷佛”就是“女娲”的音转[3]，这可能也是汉文典籍中女娲神话的翻版。

在傣族创世神话中，天地创造出来后没有人类，是布桑该亚桑该用泥捏成的人类，繁衍下来，这与汉族“女娲”的神话联系在一起。还有流传于渝东南酉水上游的土家族造人女神“依罗娘娘”，其情节如下：“世上原本无人，依罗娘娘用竹子做骨架，荷叶做肝肺，豇豆做肠子，葫芦做脑袋，在葫芦上钻了七个孔，出了一口仙气就变成人了。”[4]

除了直接传播到南方地区以外，女娲还对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已有的女神也产生另外影响。例如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成为“布努”的瑶族人，把“密洛陀”作为普通的崇拜对象。在瑶族的语言中，“密”为母的意思，“洛陀”是神的意思。布努瑶的神话说：密洛陀是顶天立地的始祖神，她神通广大，无所不能，是创造世界的母神。她用手在天空划了一大一小的两个圆圈，遂形成日月，又抓起一把泥沙撒向天空就成了星辰。密洛陀派花神把百花种遍大地，派树神播下树种，派“卡亭”神挑土造按场，派“罗班”神开河治水。她把糯米粑粑捏成十二种飞禽走兽，又用同样的方法造就了人类。这个女始祖神创造万物、主宰世界、支配众神，与女娲很相似。

《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就是在宇宙和人类起源之时，女娲的肠子化成了十个神人。在少数民族女神中也有“用肢体化生”的。珞巴族的创世神话中写到“斯金地母”怀孕流产及其后来生下万物的经过。地母斯金流出来的血水上溅天杯，变成了满天星斗和倾泻的大雨，血流大地，变成了江河湖海，血水润泽，长出了树木百草。地母斯金流产作疼，翻来滚去，从此大地出现了地震和山崩，地母斯金痛苦悲号，化作狂风、雷鸣。

“据考，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原来曾经是中原一带的住民，后来受到汉族的驱赶，才迁徙到南方居住，汉族女娲神话虽然以中原神话为中心，但是由于与相邻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迁徙、战争等引起的民族大移动，必然是文化的交融带来神话的融合。所以，西南地区流传的女娲神话传说，是中原文化向南方播迁的结果。”[5]这一情况也证明了女娲是中华各个民族的共同母亲。

二.南方少数民族女神形象的独特性

南方少数民族女神既具有中华民族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所处的这片独特的文化土壤，也孕育滋养出了各个女神，并赋予了她们许多独特性的民族文化特征。“任何一个民族文化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体，民族神话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个性方面。这些个性体现出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文化传统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心理、民族审美等等。”[6]

少数民族在接受了女娲的同时，也改造了女娲，使之变成了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女神。“任何一个民族在接受外民族的任何文化现象时，都不会机械的照搬，而是经过自己的加工改造，使之变成本民族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7]

经过南方少数民族改造的汉族文化，由于融入了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文学特征，使得少数民族女神具有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传的女神神话比汉族文献典籍多得多的信息量。由于历史原因，汉族女娲在汉族古籍里大多剩下只言片语，“但是或许中原地区较快的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影响巨大等原因，汉族女娲神话现在留存下来的，只有《山海经》、《庄子》、《淮南子》等典籍中的零星材料。但是和女娲神话没有充分展开相比，少数民族女神神话，尤其是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神话却相反，与汉族女娲神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神话，有丰富的内容，哈有比较完整的情节，口头流传形态，以及“有关的崇拜、祭祀、巫术、竞技、歌舞、娱乐等风俗”，[8]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保留了女娲神话，还直接改造、丰富、发展了女娲神话，进而扩大了汉族女娲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范围。在女娲与少数民族女神神话的初步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某种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母题，在不同民族之间产生纵向和横向的流动，在流动中不断缺损或者增值，虽然似曾相识却不是简单的复制，因而又具有相应的新形态，以适应时代和地域乃至民族的审美要求。”[9]少数民族女神正是如此，正因为在女娲神话中，少数民族在中间找到了相同或者相近的文化土壤，才孕育出了众多女神，但是少数民族在接受了女娲的同时，也改造了女娲，让“女娲”具有了本民族的特色和地域的特色。

其一，在造人的材料方面，少数民族女神造人神话中就出现了“女娲造人”的变体，使之具有了本民族的特色。除了女娲用泥土造人之外，还出现了蜂蜜造人，例如瑶族的《密洛陀》中，密洛陀是用蜂蛹和蜂窝造人，密洛陀取出蜂蛹，用蜂窝制成黄蜡，把蜂蛹和蜡一起捏，捏出人形。有的还用雪造人的，例如彝族的《梅葛·人类的起源》；有用树木造人的，例如布依族的《人和动物是怎样产生的》；土家族的罗伊娘娘用植物造人，基诺族的女神阿嬷小贝等等或靠风、猿或者蛤蟆等物来创造人类的。这些都是少数民族女神对汉族女娲的变异，始之具有本民族的特色。其二，除了造人材料的改变外，还有造人方式的改变。例如门巴族神话中的“扎深木”，相传“她曾经是天神的侍女，听从天神的旨意，降临下届，她善于变换形体和模样，最后变成一只美丽的猴子，与神猴江求深巴结为夫妻，所生后代就是最早的人类”。[10]怒族《女始祖茂英充》中，蛇与峰后生下了女始祖茂英充，她长大后，分别与虎、蜂、蛇、马鹿等结合，所生氏族就是虎氏族、蜂氏族、蛇氏族、马鹿氏族，而茂英充也成了各个氏族的女始祖。其三，南方少数民族女神在神话的内容上也更加的丰富。例如彝族《阿细人的先基》在叙述造人的男神和造人的女神阿咪用泥土造人时，比女娲神话描述的更为丰满、更为细致：

称八钱白泥，

称九钱黄泥，

白泥做女人，

黄泥做男人，

两手造成了，

两脚造成了，

眼睛鼻子造成了，

嘴巴耳朵造成了，

完全象人的样子。

阿热和阿咪，

吹他们一口气，

这对泥人呵，

就能点头了。

天上刮起大风，

大风吹进泥人的嘴，

肚子里呱呱的响，

泥人会说话了。[11]

总之，这些都表现了女神形象的塑造大多都以开天辟地、造人、剩余为中心，和汉族女娲造人的情节类似，少数民族女神神话中夹杂了汉族的女娲神话的因子。但是，其中少数民族女神又增添了本民族的特色和地方特色，使少数民族女神的形象更为独特。

三.南方少数民族女神形象独特性的原因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所处的这片独特的文化土壤，也孕育、滋养出了各个民族文化特征的女神。“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结合体。民族神话的民族性主要表现在个性方面。这些个性体现出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文化传统包括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民族心理、民族审美等等。”[12]

文化本身就具有相互矛盾的特性：文化的开放性要求文化不应该划分地域；文化的自主性却有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别。从之前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可以发现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文化是相互流动的。不论是汉族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还是少数民族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都没有照搬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根据本民族地区的需要与本民族的特色做出相应的修改，纳入到本民族的文化中，与本民族的文化融为一体。

如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中国南方各民族也首先经历过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人类思维的发展总是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规律，斌且与特定的社会阶段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看，原始人类的生殖崇拜是一种动态存在的历史现象。同样的，一则神话自从产生以后，就会在不同的社会阶段里与特定的神话思维水平相结合，被特定的神话思维重新加工、修改、组合，这就是说，神话的发展也是一种动态存在的历史过程。同一则创世神话中有不同类型的创世因素是如此，同一则创世神话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创世变体也是如此。就女神神话来说，南方少数民族他们既具有中华民族的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独特个性。经过南方少数民族改造的汉族文化，由于融入了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文学特征，使得女神神话具有别具一格的民族特色。这不仅促进了汉族和中原文化在南方各个民族中的传播，而且推进了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同时还反映了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以及中华各民族历史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况。

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和空间。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国家，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北接近俄罗斯，南到南沙群岛，自西向东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其中分布着广阔的高原、高山、平原、戈壁、沙漠、湖泊、河滩、丘陵等等多种地貌，气候复杂多样，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就生活在这样一片土地上。

中国的神话就是在复杂的环境中，由各个民族根据本自己的文化和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色，在数千年的生产生活中共同创造的，各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心理、习俗都各不一样，其文化也就表现得千差万别。南方各个少数民族女神，在历史变化的过程中，即不断吸收来自相邻民族的神话的优点，同时又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

综上所述，虽然汉族女娲神话对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神话的影响很深，但南方少数民族并没有照搬汉族的女娲神话，而是将女娲神话与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使本民族女神具有了自身的独特性。通过对汉族女娲神话与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神话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各个民族几乎都有自己的女神神话，汉族女娲神话和南方少数民族女神神话在漫长的的历史道路中，不断吸收对方的素材，但并不是一味的吸收，她们还成功的保持和发扬了本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最终形成了这种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各民族之间共同创造们一同分享，使得女神神话在保持这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点的同时，不断地走向更新、更大、更为丰富、更具有时代特色的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各民族女神神话相互渗透，交相辉映，你影响我，我影响你，形成了一种共同繁荣发展的美好局面，从而更加充实了中华文化。中国女神的“多元”使得中国女神神话显得更加丰富多彩；中国女神神话的“一体”，是中华民族互相交流的历史见证。

参考文献

[1]刘亚虎：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267.

[2]陶阳、钟秀：中国创始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4.

[3]袁珂：古代神话选择[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27.

[4]李绍明：川东酉水土家[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3：290.

[5]孟繁仁：中华之母——女娲陵[J].三晋文化研究从，1997.

[6]王宪昭：中华民族神话母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5.

[7]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235.

[8]刘亚虎：中国著名神话在少数民族中的流传[J].百科知识，1996，10.

[9]郎樱、扎拉嘎主编：中国各民族民族关系研究[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437.

[10]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编委会：中国各民族宗教神话大辞典[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421.

[11]陶阳、牟钟秀：中国创世神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66.

[12]王宪昭：中国民族神话母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