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晨

徐则臣是70后作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其作品被认为“标示出了一个青年作家可能达到的灵魂眼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词），叙述外地人在北京的京漂小说是他对文坛独特的贡献之一。由于他们大多都是从异地奔赴北京，在北京为生存不断与人和城周旋的漂泊者，他们拥有共同的品质——善良勤劳充满理想，虽时常堕落自弃却又不屈不挠和命运抗争，故此汇成“京漂”系列小说。叙事张力指的是小说叙事话语中或显在或隐藏的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力量、冲突和意义，它既是推动小说叙事向前发展的动力，也是作者世界观、文学观的体现。这种张力在作者对叙事手法的老练运用下产生作用，推动“京漂”系列小说朝着探究人与时代关系这一方向发展。

一.故乡与北京

与故乡的了无生机相比，北京这座古老而又充满现代魅力的城市，以热情洋溢的姿态吸纳着怀揣梦想的异乡人。异乡人从故乡逃离出走来到北京，和北京之间达成了难以言状的契约，“人”与“城”的关系亲密又疏离，在时间上存在“过去”与“现在”的纠葛，在空间视野下则显现出“边缘”与“中心”的空间地理区隔。时空流转与错置使得徐则臣小说中的人与其生活环境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对立关系，那就是对故乡的疏离和对北京的认同。这两者之间产生的张力最终形成在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困境，促使人物萌生“出走”的冲动。“出走”成了人物自我寻求、自我实现的主动选择。离乡者带着强烈的心理认同感来到北京，然而城市生活的重压却让他们屡屡受挫，他们被新的生存困境裹挟前行却不愿妥协，边红旗们（《啊，北京》）、子午们（《天上人间》）委曲求全，他们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融入北京的希望如流星般在他们头顶掠过，随即陨落，但他们仍旧在城市生活的困厄中抵死不屈，承受北京排斥和重返故乡双重尴尬。

徐则臣说，他写北京，其实只是写北京的局部，写海淀区和北大的周遭。“京漂”系列小说描述的主要场景有海淀区高校周边的出租屋、中关村、蓝旗营、双安商场、城乡结合部，还有地铁、天桥、地下通道、麻辣烫、小饭馆等，这里是城市外来者的聚居地，活跃着四面八方涌来的学生、假证制造者、盗版碟贩卖者、还有忍受不了无边无际的漂泊感而准备选择离开的人。那些高大气派的写字楼、繁华热闹的商场和他们无关，双安商场、时代大厦等这些现代都市坐标只是作为流动的工作地点出现的，属于“京漂”者的只有破旧的小平房、简陋的地下室或者逼仄的单元楼。无论是虚构的想象还是现实的生活境遇，小城镇的停滞、倒退早已成了人们的共同默契。在“到世界去”光环的诱导下，小人物们纷纷踏上离乡之路，他们的弃乡之旅动机显豁，即应对挫折，解决当下的经济难题，在大城市中实现自己的梦想。带着瞬间能与世界接轨的愉悦来到北京，边红旗“感觉看到了自己在世界上占据的那个点”，[1]而实际的情况却证明边红旗们只是城市的供养者。即便如此，大多数异乡人仍选择留守北京，回不去的故乡与留不下的城市成为两种别样的情愫在他们内心深处滋长，他们始终悬浮在“离乡”和“弃城”的路上。

他们急迫地想在城市扎根，对故乡表现出了拒斥和疏远，“归乡”意味着被戳破梦境，梦境一旦幻灭，那么他们渴望的的人生之路也就到了尽头。回去就是要承认失败，归乡比留守更需要勇气。在边红旗的眼泪中，我们可以预见到他重回故乡必然如履薄冰，狭小沉闷的苏北老家早己安放不了他躁动的灵魂。游走、逃离的另一面对应着安居和回归，如何抵达精神世界的心安是每个躁动不安的灵魂都必须面对的硬问题。

二.精神与生存

不甘平庸、怀揣理想的精神追求与生存条件的窘迫是京漂小说叙事的第二重张力。“京漂”们都削尖了脑袋往北京钻，在北京终日漂泊徘徊，却又不被这个城市接纳，即使撞得头破血流，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留在北京，但他们依然躲躲藏藏地过日子，固执地不愿回到家乡。在北京，他们生活在一种精神空洞的困境里，这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与受限带来的恶果，对现在、对未来都充满迷茫与不安，不知道出路在哪。这份由“漂泊”而导致的精神焦虑表现在身份的不被认同、身体的迷失与沦陷、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等方面。尽管漂泊者们高呼为理想而活，要干出一番事业，出人头地，然而，当“理想”的生活刚刚露出曙光，总是被现实无情打断最终击碎，他们最终的结局都是让人嗟叹，可这又在读者预料之中。

徐则臣巧妙地让“我”与其他主人公保持不远不近的距离，采用这样的介入式写作技巧，既描绘“京漂”者”们经历北京所带来的一切希望与绝望、温暖与伤痛，又能保持相对冷静的观察与思索空间，从而更深入地表达出他们在北京遭受到的精神创伤和困惑。除此以外，徐则臣用“蚂蚁”这个意象指代生活在城出租屋、小饭馆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的贩卖者们，展现出这些城市边缘人在大都市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焦虑。在《啊，北京》中，故事的讲述者，小说家“我”，“觉得自己像只蚂蚁，和一千多万只其他的蚂蚁一样”[2],蚂蚁攒积粮食，要背负大于自己体积数倍的食物踯躅前行，“京漂”们背负着生存的压力，也在北京咬牙负重前行，不正是如此。“京漂”们天然背负着一份漂泊感，从曾经怀揣梦想、步履坚定地闯入北京直到如今或是像“我”一样的继续着无望的生活，或是如子午的死亡，亦或是像边红旗似的被迫返乡，蚂蚁还是蚂蚁，“京漂”之于“京漂”就是蚂蚁旁边的另一只蚂蚁，依旧渺小、卑微，生活看不见转机，未来没有亮色。

徐则臣对沉重现实的揭露，不是简单的社会批判，相反是带着温情的人生的直白，他没有对他们的生存处境、非法职业、个人情感生活加以嘲讽，进行道德谴责，而是以朋友的身份，带着理解、关心与同情，冷静地讲述他们的故事，通过对“京漂”群体故事的叙述，写出小人物与大时代之间的冲突，写出了人的生存与精神相互挤压倾轧，写出了活下去的艰难以及必须活着的信念，从而对人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文学的人道主义观照。“尴尬与迷茫”是他们在城市既吸引又拒斥的张力下形成的精神焦虑，“北京”之于“京漂”们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排斥和吸引就像水煮鱼带给人味觉上的拒斥和麻辣交织中产生的刺激快感一样，在“城与人”所形成的叙事张力中，“我”在漂泊中厌倦，陈子午在漂泊中死亡，边红旗在漂泊中身体返乡，而精神的归宿则永远指向了北京！

三.男人与女人

徐则臣对于“京漂”们的书写没有仅仅停留在他们为了生存而挣扎无奈的层面，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到了他们的情感层面，尤其是两性关系。除了塑造了边红旗、陈子午、敦煌等因为工作与身份认同等原因在北京挣扎的“京漂”形象外，徐则臣也在动荡、紧张的“京漂”生活描写之中，写出寂寞男女之间难以构建起稳固的情感关系，只得相互安慰，相互取暖的暧昧状态，“性”与“情”的分离，男性向外征服的愿望与女性守望故土、爱情、婚姻的冲突构成京漂小说叙事的第三重张力。

女性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人群，她们与从故乡逃离来北京的男性一样，在北京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有亲人，作为女性，她们的漂泊感更为细腻，体会也更加深刻。男人有着天然的征服城市的雄心和欲望，女人则扮演了一股迥异于男人们的力量，她们要么知足常乐、要么得过且过、安于现状，亦或是成为坚定地归乡者。她们没有男性对于都市的那种野心与渴望，对于北京她们怀有的是不理解甚至抵牾，在北京她们无法获得情感认同与安慰。

《跑步穿过中关村》里的夏小容与丈夫在北京生活多年却仍然在城市的边缘挣扎，她慢慢厌倦了这种为生存疲于奔命的漂泊生活，她希望与丈夫回到故乡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生一个可爱的孩子，清贫也好，穷苦也罢，她只想过安稳的生活。但夏小容朴素的生活理想与丈夫在北京扎根的梦想背道而驰，这种矛盾造成了她与丈夫的感情裂缝，她说服不了丈夫，又没有独自离开的勇气，继续着归乡而不得的漂泊生活。沙袖身在北京却始终怀念着当初自己在香野地的日子，在北京出租屋里因无所事事产生的烦闷感让她压抑，男友孟一明的丝毫变化能让她心生不安，失去理智。这些情感上无所归依的女性选择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来释放自我，如夏小容和敦煌，沙袖和边红旗。

在举步维艰的北京，“京漂”者们无法理顺情爱与婚姻关系，最终导致关系混乱，灵魂与肉体的双重伤害，使得家庭伦理关系缺失和婚姻存续等问题困扰着“京漂”者们。“故乡-北京”之间的张力转换为女人与男人之间对“京漂”生活认识的争执，表现在故事情节上，就是在“京漂”系列的男女感情几乎没有完满结局，说到底，“京漂”系列中的男女都是生活的溃败者，男人不被北京承认，女人不被男人需要，所有人为生存而挣扎，恐惧与迷惘始终笼罩着红尘男女。

徐则臣以平实、不取巧的创作立场，把“人”作为关注核心，他将小人物们置于传统与现代裂变下，在理想与现实冲突的背景中，来考量人的精神处境：他们能否被都市接受认同？他们有着怎样的精神诉求和情感需求？在都市重压之下，该何去何从的问题？通过写“京漂”者的生存之艰和漂泊之苦、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从人和城，人和人之间的张力发散让我们看到，命途多舛、多灾多难的人生并没有使一部分人向命运低头，他们面对生活的苦难选择继续努力生活，虽然艰辛无比，却无所畏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既写出了它的时代意义，又写出了自己独有的文学特质，其文学意义远远超出了“底层文学”的范畴。徐则臣关于“我是谁”的叩问，以及对人与城的关系的想象和思考，让他的创作在这个时代有着自身卓尔不凡的品格。

参考文献

[1]徐则臣.啊,北京[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5.27.

[2]徐则臣.新北京 天上人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