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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北宋文士词的三重境界与现实意义

2018-11-26高茜乔

神州·上旬刊 2018年10期
关键词:北宋现实意义

高茜乔

摘要:北宋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宋初文士,既是北宋名臣亦是一代词人,其词表面未跳出五代花间词风,但事实上,文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通过这种不经意的“游戏笔墨”形成了浑厚幽远的词境,渐次体现了“愁予”、“克己”、“守志明达”的人生境界,对应了“诚挚”、“现实”、“崇高”的精神追求,虽然高度不同,但无一不体现出了他们至上的人文情怀,这样的情怀在日益物化的现代人类社会,对于启发人类不断完善个人和群体的精神追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北宋;文士词;词境;人生境界;现实意义

北宋是文人的天堂。城市商品经济的璀璨烟火,熏染出这个朝代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息,进而赋予了士人群体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词”这种滥觞于唐五代的音乐艺术在酒筵歌席与市井风尘间滋润着自己的生命,文人士子渐次频繁的创作实践则为这种出身“小技”的通俗艺术注入了宁远深蕴的人生格局与文艺情怀,使得“词”真正拥有了与诗并举的文学地位。

“学而优则仕”的社会风气使然,北宋名臣往往亦是杰出的文学家。以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宋初文士,“以余力为词”,或抒发对自然光景的怅慨,或以女子口吻染画风月闲愁。表面上,这些绵缈柔怀的小词未跳出五代花间词“美女与爱情”的传统,但事实上,文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气度却透过这种不经意的“游戏笔墨”流露无遗,形成了浑厚幽远的词境。王国维截取了三句文士词提出了做大事业、成大学问者的“三重境界”,便说明了文士词“小词寓大雅”的潜能。而文士词中的全新气象配合以词体“要眇宜修”的特美,升华出或迷惘或舒旷、或沉着或清扬的美学境界,带给人强烈的感动与饱含哲学色彩的人生思考。北宋文士词集中体现了三种词境。

一、“愁予”境界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当理想情志与现实处境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文士们沉郁怨悱,充满迷惘忧怀,这便是“愁予”,代言人当属秦观。深怀富国强兵之志的秦观因党争株连被一再外放,多舛的仕途触发了他敏锐善感的性灵,他将难以明言的郁结之绪溶于词句。“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踏莎行·郴州旅社》)、“韶华不为少年留”(《江城子》)等章句,皆是这种情绪的流露。寓含愁予境界的还有周邦彦,《兰陵王·柳》、贺铸《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等词含蓄的艺术魅力历来为无数读者所倾赏。“愁予”之士的人生理想,大多囿于自身性格与时代背景,注定无法实现。理想远逝的无奈使得“愁予”士人笼罩着一层幻灭式的悲壮美,“追寻”与“望而难及”的循环往复不断袒露出现实的残忍。我们不禁思考,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究竟位于何处?从现实通往理想的桥梁又是什么?秦观无法给出答案,周邦彦亦只解明哲保身,我们只能在实践中自行求索。

二、“克己”境界

“克己”之境反映出一种理性节制的人生观和和面对问题时反省求解的积极态度,比“愁予”之境自伤自慨的“悲剧美学”更有现世意义。家道中落的富贵公子晏几道,吟罢“十里楼台”、“杜鹃劝归”,最终落下“争奈归期未可期”的无奈(《鹧鸪天·十里楼台倚翠微》)。纵然其词哀艳绝美,其人纯灵任纵,可总归缺失物我之外更开阔的格局,隐隐传递出恣野无束、不思反省、空忆繁华的消极人生态度。反观其父晏殊,作为出身神童、一路擢升至同平章事的“太平宰相”,其词中常透露一种从容闲雅、理性圆融的大将风骨。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达观自省”的逆境观,同样伤春感世,他不会空叹“春去愁如海”,也不是追忆“当年拚却醉颜红”(晏几道《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而是在惋叹“花落去”之“无可奈何”后,庆幸还有“似曾相识”的春燕如约归来(《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晏殊善于把握世事浮沉与时令轮回的微妙共性,从而使从仕压力带来的郁结情绪得到纾解与节制。这种节制情感、自我反省的意识在词客中实属罕见,而诗人之锐感加之哲人之理性的性格操守,许是晏殊得居“太平宰相”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守志明达”境界

在以身殉志与反思现实之外,还有第三重性格境界,谓之曰“守志明达”。这样的文士既不会一味沉溺于襟抱难酬的怅惘,亦誓死摒弃绝对化的功利主义,懂得把恪守理想与灵活变通巧妙结合。子瞻一句“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数百余年为风雅或附庸风雅之人津津乐道,“东坡精神”几乎成了旷达洒脱乃至豪放无拘的代名词。东坡的“归去”从根本上有别于林逋、陶潜式的遁世归隐,他从未放下文士阶层“天下为己任”的承担意识。无论是对社稷民生的深切关怀还是“缓观细品”的生活态度,都是他逆境中坚守情志的佐证。贬官杭州,他修筑苏堤;贬官密州,有倾城百姓看他“千骑卷平冈”(《江城子·密州出猎》);贬官黄州,则是“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满庭芳·归去来兮》)的与民水乳交融之景。与欧阳修十阕《采桑子》之境类似,真正心怀天下、格局旷远的文士,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会奋力实践忧生怀民的人文理念,看淡得失,坦然接受生命苦辣甘甜的馈赠。欧苏之属,为词颇近宋诗之爽旷疏隽,不仅开拓了文士词“以诗为词,直叙感怀”的新高度,也映照着北宋文士最崇高的人生修养。

这三境界依次体现了文士“诚挚”、“现实”、“崇高”的精神追求。诚挚的“愁予”反应了人性在逆境下心灵的真实,这种真实的“愁予表现”在抒发内心愁苦的同时也进行了化解,實现了人身心的平衡;理性的“克己”突破了“愁予”的困局,体现了面对现实理性接受、自然为之的闲雅,实现了人与环境的平衡;坚韧的“守志明达”进一步升华了“克己”,表明了立足现实、固守志向、以求明达的崇高襟怀。三种境界虽然高度不同,但无一不体现出文士阶层至上的人文情怀。

“文士词艺术”对当代的价值究竟体现在何处?依照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文士词”寄寓深远的人生美学境界孕育于北宋独有的社会经济环境,反过来也能对社会进行“美”的反哺。若想在当代延续文士词诚挚崇高的精神价值,我们必须敏锐地捕捉时下与宋代的社会共性。北宋是为数不多经济活动堪称繁艳的封建王朝,而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亦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至高点。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必然助推大众文化的繁荣兴盛。较之各自前代,当下与北宋都呈现着前所未有的浪潮式文化格局,但过度繁复多样的文化生活有歧路亡羊之弊,很容易使社会陷入群体性的价值取向迷失。无论“愁予”、“克己”还是“守志明达”,北宋文士从未失去情怀至上的人文主义气息。“士”与“商”两大阶层的双峰并峙,对追名逐利、道行丧失的物化倾向起着良性制衡作用,使北宋社会呈现出健康、均衡的活力。“文士词”不同于街头巷尾与商业活动密切结合的民间艺术,它镇守着文学艺术不染杂尘的纯粹阵地,是文化之相对独立性的现实表征。

纵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可无论文学体式如何变更,“文士词”中“品察自然、观览人生、追寻理想、以人为本”的精神旨趣都不应该被时代遗忘,反而应历久弥新地点染与滋养随时有物化倾向的现代人类社会,启发人类不断完善个人和群体的精神世界。

参考文献:

[1]叶嘉莹.北宋名家词选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叶嘉莹.人间词话七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唐圭璋.词学胜境[M],北京:中华书局,2016.

[4]周汝昌.千秋一寸心--周汝昌讲唐诗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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