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慧颖 陈 祺 黄 维 孟祥伟 （中国钱币博物馆）

2017年的中国钱币学和货币史研究新意迭出，亮点频现，一是以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为契机，学者们对马蹄金和麟趾金的研究有比较重要的论文出炉；二是对中国古代翻砂铸造的起源时间有了比较明确的说法；三是针对明、清两代白银货币在中国不同地域的流通和使用情况有诸多研究成果；四是利用民间文献对清末民国特定区域内的货币流通形态进行了有价值的深入考察。

一 钱币学研究

随着2015年汉代海昏侯墓大量黄金货币的出土，近两年对马蹄金和麟趾金的研究有了突破。杨君以海昏侯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为突破口，综合马蹄金、麟趾金历年出土情况，对其性质用途进行了重新认识。作者认为，原来被误认为是马蹄金和麟趾金的椭圆形和圆形中空金饼，主要流通在战国时期；海昏侯墓出土的才是真正意义的马蹄金和麟趾金，外形模仿马科、鹿科动物的蹄足趾瓣，是汉武帝太始二年借祥瑞屡现而发行的新形制虚值黄金货币，其目的在于掠夺社会财富，解决财政困难；海昏侯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带有的“上”“中”“下”铭文，可能是炉别的标识[1]。韦正则结合海昏侯墓地出土的黄金，对汉代马蹄金、麟趾金的文化性质进行了考述，认为马蹄金、麟趾金是当年汉武帝企求升仙活动的物证，今时虽光泽眩目，但这些物品当时是带着原始思维和巫术的色彩面世的，这是它们的主要历史价值[2]。刘慧中等通过对海昏侯墓地出土的马蹄金、麟趾金数量与形态的研究，认为其具有匈奴草原文化色彩，同时其作为国家祭祀物，是神化君权、巩固统治的思想工具[3]。

曹杰从一枚浙江海盐县发现的商周斧型青铜器入手，对其货币功能进行了考据，作者认为其作为砍伐实用器的可能性极小，应该是称量货币演化到铸币的中间过渡产物，类似新干大洋洲出土的手斧样金属货币雏形“釿”，其年代早于新干，可能是海盐当地最早的青铜原始铸币[4]。山东博物馆收藏的平阳刀是齐国刀币的标准器，卫松涛梳理了“平阳”刀的递藏源流，综合诸家之说，重新对背文文字进行释读，结合“平阳”铭文器物的出土材料，认为平阳刀是战国时期齐国铸造于新泰平阳的一种货币[5]。朱安祥利用新出土资料对三孔布的国属与铸造时间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三孔布铭文中的地名基本与赵国疆域相吻合，且字形体现出赵国文字的风格，属于战国晚期赵国铸造的货币[6]。

林城澔以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对战国时期燕国境内刀币、布币、圆钱的流通和铸造情况进行了梳理。作者指出战国时燕的货币流通结构随时间不断变化，早期以刀币为主；中期晚段随着大量三晋两周布币的涌入及扩张，发展为刀布并行；晚期自行铸造大量小方足布，逐渐取代三晋小布的流通，且刀币的流通份额逐渐被布币取代，而布币又逐渐被圆钱取代。总的来说燕国境内流通的货币种类多样，地域差异明显，货币结构不稳定[7]。姜力华则回顾了燕国铅质货币的收藏历史，利用现代科学仪器对自己收藏的十枚铅质货币进行了合金成分分析，对燕国铅质货币的特征进行了归纳，认为铅质货币于燕国晚期出现，分布在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为检测试范使用，最终进入流通的特殊货币[8]。

袁炜梳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中所见的西域钱币，认为《史记》与《汉书》从汉王朝的角度准确记录了安息、大月氏等地的钱币；《后汉书》、《三国志》对于大秦国钱币的描述准确性相对较差；《梁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对葱岭以西西域国家钱币的描述多有错误，但对葱岭以东绿洲国家行用钱币的描述则十分准确[9]。刘尊志考查了汉墓中的铺钱现象，指出与陪葬钱币不同，铺放钱币主要用于墓主敛葬或葬具装饰，可达到满足敛葬需求、保护身、实现墓主升仙及辟邪等目的，铺放钱币是相关人员对一些丧葬礼俗借鉴和模仿基础上的发展，王朝晚期地方地主或官吏对高等级人员丧葬礼俗的借鉴与模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与表现形式[10]。张翼通过收集“定平一百”的出土情况，发现考古发掘的三国时期 “定平一百”均位于东吴境内，而且集中在东吴的两个都城武昌和建业附近地区。作者认为不能据此否定“定平一百”是蜀汉铸币，它可能是蜀汉为对外贸易专门铸造的货币[11]。

翻砂工艺是中国古代铸钱业的重大发明，一直以来，翻砂铸钱到底起源于何时成为了学界聚讼。杨君、周卫荣通过对南北朝考古资料、文献史料和存世钱币实物的综合梳理辨析，以存世钱币实物拨砂铸造痕迹为突破口，认为中国古代翻砂铸钱最晚起源于北魏铸造太和五铢的太和十九年，即公元495年；永平五铢的铸造也采用了翻砂工艺；南朝晚于北朝六七十年，直至陈文帝铸陈五铢时才实现翻砂铸钱[12]。岳敏静考察了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一枚乾元重宝钱，该钱无穿，表面粗糙不平，边缘参差不齐，有一截铸茬，在流注与钱币交界处有小块缺失，字迹表面有带状碾压痕迹，斜向下从中间经过整个钱币表面，作者认为这枚钱采用翻砂法铸造[13]。徐胭胭分析了法门寺地宫出土钱币的铺地现象，认为其体现了舍利瘗埋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金钱布地”是佛之居所的视觉特征，13枚特制的玳瑁“开元通宝”盛于银香炉中以为供养，以雕刻工艺将南海宝物玳瑁制成盛唐货币，这种精心设计的供养品，寄托了供养人唐懿宗的心愿[14]。

两宋交替之际的铜钱监及铸钱活动是宋代钱币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徐雁宇基于靖康、建炎、绍兴三朝的文献史料和铜钱版别情况，以文献记载的铜钱监（院）开铸年代为纲，以各铜钱监（院）的铸造特征和铜钱版别为证，对两宋交替之际铜钱监的铸钱情况做了初步探讨[15]。芜湖市钱币学会梳理了安徽地区宋代的主要钱监及铸币特点，包括池州永丰监、舒州同安监、舒州宿松监，作者认为宿松县城东铁砂嘴当是宿松监铸钱遗址所在地[16]。

刘舜强从《泉文》一书入手，介绍了清代学者黄易在钱币收藏和研究方面的贡献，首先厘清了关于《泉文》书名的误解，过去多误为《黄小松泉拓》，继而按册依次介绍《泉文》的具体内容，认为《泉文》著录钱币品种繁杂，尤其以齐国刀币和民俗花钱最有特色，书中批注也能反映乾隆时期古泉藏家间的交往与互动；但是现存《泉文》一书也存在着拓片丢失、对古钱断代、定性的错误等问题[17]。张或定等考证了光绪祁邑“义隆号”商号钱票的发行地点，认为应该是山西祁县西街，作者认为该钱票当为山西最早的石印纸币，见证了晋商与湖北商业的密切关系[18]。

李银、李天聪对2010年前后山东临沂出现的新生合作流通券的流通区域、版别等进行了详细考证，推断其印发时间大致在1943年3月至9月，发行人为国民党荣子恒部，发行新生票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队扩编而导致的资金短缺问题；荣子恒部正式投靠汪伪政府后，新生票停发，但并未停止流通；1944年5月荣部受八路军讨伐而撤退，其防区大多变成八路军的根据地或游击区，新生票也就停止了流通[19]。秦伟、周传芳介绍了冀南银行成立的背景，冀南银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发展历程。作者从票面种类、票面面额、票面图案、冠字号码四个方面分析了冀南银行纸币的版别[20]。

张海龙介绍了欧美早期镍币与中国近代镍币，中国近代镍币主要有龙图镍币样、青岛大德国宝、袁像五分、民国早期镍币、孙像镍币、伪满洲国镍币、日伪银行镍币[21]。赵燕生对中国现代贵金属币的官方版别进行了介绍，详细描述了1987年普制熊猫金币的S版和Y版，2001年普制熊猫金银币的国内版和国际版，以及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贵金属纪念币的S、Y、Z版；认为官方应对目前市场上出现的版别问题，根据档案资料，组织专家进行考察和甄别[22]。程兴强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四川阆中采用翻砂工艺伪造的川陕苏维埃铜币为例，分析了“阆中版”假币的基本特征和辨伪依据，该版假币地章呈现砂砾状态，同模伤批量出现，声音差异，文字图案的钝化与人为修缮都是其明显特征[23]。这一独特视角，为泉友提高钱币鉴赏水平和收藏水平提供了新的借鉴和参考。

马涛等以南海1号出水铜钱为例，详述了海洋出水钱币的完整保护处理过程，包括处理前的科技检测分析，表面浮锈及硬结物清理，可溶盐脱除，缓蚀，封护，保存等各个环节。此外，作者对文保材料的运用以及检测分析手段提出了建议[24]。

齐小艳通过梳理古代撒马尔罕先后铸造塞琉古安条克一世仿造币、萨珊波斯仿造币、中国式仿造币的历史，指出其铸币经历了一个不断模仿、创新、本土化的过程，其钱币受到了来自希腊、伊朗、中国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东西方文明长期互动的结果，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25]。李好、毛智周介绍了朝鲜高丽王朝发行的一种独特的大面额货币——银瓶，描述了其形制、种类、成色、发行流通等基本情况。作为贵金属货币，银瓶主要用于大额贸易和朝贡赏赐，但由于其实际价值不符合社会经济的需要，逐渐衰落，最终被废除退出市场流通[26]。

二 货币史研究

黄娟围绕西汉早期半两钱生产管理这一核心，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出土材料进行综合研究，认为西汉早期半两钱的铸币权曾经由民间掌握，政府虽有收回措施，终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铸币权；随着铸币技术的进步和西汉社会经济生产的恢复与稳定，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得到加强，铸币权才牢牢地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27]。黄维利用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对南越王墓出土银版进行综合分析，认为南越王墓银版是唐代刻字银板、银铤的雏形，是早期白银作为财富储藏的一种形式。作者在论证过程中，从金属冶铸的角度，对史籍中“银锡”的实际含义进行了澄清，“银锡”并非是指银锡合金，而是分指银、锡两种金属[28]。阿迪力·阿布力孜介绍了吐鲁番地区发现的魏晋时期“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木简，作者认为该简可以视为中国较早记载合同的文物，简文中的实物货币“练”是吐鲁番地区使用丝绸作为流通、支付手段的重要见证[29]。

鲍展斌介绍了宁波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历程，并以此为线索梳理了宁波两汉、唐宋、元明及清朝货币交往海外的特点。作者指出宁波以“朝贡贸易”的形式输出了大量货币，推动了中国货币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同时海上丝绸之路推动了东方货币文化体系的形成、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30]。廖国一、樊博琛收集了岭南及东南亚等地出土的五铢钱资料，认为汉代货币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流播到了东南亚、南亚等地。五铢钱的流入对当地的货币铸造、经济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货币文化圈的形成[31]。

王申研究了宋仁宗时期范祥为陕西设计的“钞盐法”制度，认为钞盐法通过规定见钱买钞、盐钞价格和发钞数额，将盐法制度完全置于朝廷管控之下，断绝地方官府和商人议价或变通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反而降低了盐业的市场化程度，反映出钞盐法的设计和实际运作之间有巨大差异[32]。李志鹏通过对各地出土窖藏钱币的研究发现北宋钱币数量居多，占窖藏总钱币数量的70%以上，唐代钱币次之，约占窖藏总钱币的20%，辽国钱币数量稀少，辽国虽然铸造代表本民族政权的货币，但宋钱和其他中原王朝钱币仍是其商品流通中发挥主要交换媒介职能的货币，为满足对货币的不竭需求，辽国一方面颁布律令严禁铜钱资源外流，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往来等手段争取更多的铜钱流入[33]。郑悦系统分析了西夏的兴衰对丝绸之路贸易的影响，并介绍了西夏钱币的特点及在新疆的发现情况。作者认为西夏兴起后，陆上丝绸之路呈现时而恢复、时而阻断的阶段性特点和总体向衰落转变的态势；西夏在中西贸易中充当货源地和中转站的角色，既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中西商品流通，对发展中西贸易做出了一定的贡献[34]。元代，纸币成为了单一的流通货币。但是，由于史籍记载的混乱，对中统元年发行的纸币存在一些歧义。王纪洁利用多种历史文献，廓清了中统元年七月所发行交钞，十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中统元宝交钞发行后，交钞停止发行，收回废止的基本史实[35]。

邱永志通过对明代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研究，认为明初宝钞运转难以为继，自洪武末年一直被禁行用的铜钱在此前后不断突破禁令，逐步在大运河一线及沿海的商贸地带广泛恢复流通，迫使政府不得不放开钱禁，昭示了市场力量的自发崛起；因财政体制转型所需与民间稳定通货缺乏等因素，白银稳步崛起，开启了中国“白银时代”的重要转向，预示着货币转型的可能发展方向[36]。杜恂诚等对明朝白银进出口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明朝的白银进口，是以银铜复本位取代以往无有效制度制约的纸币和铜钱平行本位，以银计的物价不仅没有上涨，反而下落了，清代白银持续大量进口与中国经济实力并无内在的必然关联[37]。赵红军等从美洲白银流入存量、银铜比价两个维度，检验了美洲白银输入对松江府175年间米价的影响，作者研究发现，白银输入存量显著抬高了大米平均价格水平，却也抑制了大米价格的波动幅度，这证明了美洲白银输入与中国物价革命的经典假说；但银铜比价这种半市场化的内部汇率体制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米价水平的上升，并助推了米价的波动幅度[38]。

任群景以货币为切入点，通过“以物证史”的角度，考察梳理晚近以来浙江货币金融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内在机理，指出清廷为应付内忧外患，在币制方面的改弦更张，让浙江经历了由银两到银元、由制钱到铜元的转变过程；旧式钱庄在内外刺激下逐渐转型为新式银行；国民政府推进货币统一，却被日军侵华所打断，军政机构、银行、钱庄、商会等都成为了货币发行主体；抗战之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圆券不过是昙花一现；随着第一套人民币进入浙江，晚近以来纷乱的货币金融乱象才告终结[39]。熊昌锟考查了近代宁波货币市场上的外国银元，其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五口通商以后，国内埠际之间有大量的洋银流动，而自香港等地进口的洋银数量极少，清后期浙江省厘金收支的四柱清单中，银元的使用已超过银锭与制钱，成为最重要的收支货币；清中期至民国初期，丝茶产地以外的宁波及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洋银使用份额远不及银锭、制钱，洋银在港口与农村两个不同市场层级的使用呈现出迥异的特点[40]。

松江银是一种由圆锭发展而来，在清中期完成定型的北京地形银，但是长期以来，北京松江银一直被误解为江苏生产。宋逢宜将实物与文献结合，归纳出北京松江银锭的器型、重量、成色等基本特征，并从外观、铸工、戳印等方面提出了松江银辨别的要素；认为松江银锭从清中期以后，一度发展成为北京的主要周行银锭并覆盖到周边及部分直隶县市，后来随着十足银成为市场主流，松江银影响力日渐萎缩，加之机制银元的冲击，最终退出流通[41]。燕红忠等对“过炉银”的历史进行了考证，营口是晚清时期东北贸易的主要港口，过炉银是当时东北的主要贸易货币，但进入20世纪，随着日俄军事和金融势力的侵入，以及官方的介入和干预，营口过炉银在应对外部冲击和信用危机的过程中，经历了从过炉现银制度、“卯色”交易到支票转账制度；从中断决算、不完全决算到公定价决算、“卯色”决算；从宝银、小洋、上海汇水到各种纸币的定价，逐渐转变为具有近代商业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42]。

李焱胜、张慧琴利用3000余件近代湖北房地产契约，对近代湖北民间房地产交易中涉及的银两、银元、制钱、大钱、铜元、纸币等货币形态进行了研究，指出银两在普通民间交易中使用甚少；银元的使用也有限，直至1930年代其地位才有所上升；道光至宣统年间的房地产交易中，制钱、大钱占比98%，到民国前期仍占主导；铜元在宣统以后民国前期流通渐多，但占比仍低；纸币在清末和民国前期以前使用甚少，及至1935年法币改革后，纸币才成为市场交易中的主要货币形态[43]。李真真以晚清民间货币行用为研究视角，通过对新发现小惠庄经济文书中地契及材铺清单的价格数据，以及相关银钱比价的整理，认为东钱在当地有着近百年的流通历史；结合文献史料进行分析，东钱的性质也是多样的，既可以是市场流通中的实货币，也可以是货币短陌的一种称谓，还可以是钱票形式的区域性纸币[44]。

标金是民国年间上海黄金交易市场买卖的重要品种，但长期以来一直未见实物流传。金德平在参与整理人民银行库存金锭的过程中，发现了4枚十两标金实物，标金的戳印并不严格，或作“骠金”、“镖金”，打戳的位置也不一致，其成色、重量、尺寸与资料记载也有所出入；作者还对“标金”戳记打印的随意性、存世甚少的原因，度量衡制度变化后黄金交易主要品种变化作出了合理性推测[45]。关心、张新知对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发行准备制度和发行准备状况进行了梳理，指出伪满的通货膨胀与其发行准备制度密不可分，伪满洲《货币法》虽然对发行准备有“须具有三成以上现金准备”的规定，但对现金准备和保证准备的比例未做明确规定；伪满央行虽然始终保有30%以上的现金准备，但在实际执行中标准放得过宽，现金准备的比例逐年降低；伪满货币发行制度完全是为日本金融侵略服务[46]。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之前，省政府在财政极度窘迫的情况下，鼓铸银元长达数月之久，李炳震利用当时报纸、新闻等一手资料，将此期银元鼓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库存白银进行鼓铸，第二阶段回炉收购烂版银元、散碎银两改铸银元，第三阶段以新收购的白银鼓铸银元，总共铸造银元50万元左右[47]。

三 出土与发现

2013年，安徽临泉县博物馆在鲖城镇发现楚金版一块，正面钤有阴文大篆“郢爯”。鲖城春秋时为楚地繁昜，楚怀王时期，繁昜就是该地区重要的贸易运输地，战国末期随着楚都迁至寿春，繁昜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必然伴随着货币的大量使用，楚金版在鲖城发现不是偶然[48]。

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出土半两铜钱486枚，种类丰富，字体大小、写法变化较多，还留有铸茬等铸造痕迹[49]，是钱币学研究的较重要资料；北郊万达广场汉代砖椁墓出土新莽铜钱1117枚，其中小泉直一1110枚，大泉五十7枚[50]；未央印象城汉墓出土铜钱149枚，有半两、五铢、大泉五十，还有2枚中布六百，钱及穿两面均有郭[51]。

2016年河南三门峡卢氏县发现一个100kg的钱币窖藏，所藏钱币上至西汉四铢半两，下至北魏太和年间的太和五铢。袁林、孙岩披露了这一窖藏中半两、五铢、新莽钱币等较有特色的品种，针对綖环钱和剪边钱出土较多的情况，推测出土地是一个民间货币加工场所[52]。重庆丰都二仙堡一座南朝墓葬出土一枚“四铢”钱，方孔圆形、外廓及钱文清晰，为南朝刘宋王朝所铸，较为罕见，是研究当时货币形态的标型器[53]。河南濮阳北齐李亨墓出土6枚常平五铢，有边郭，穿背面有郭，公布拓片的一枚钱文清晰，“平”字的上方一横借用了穿孔下边界[54]，是钱币学研究中较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浙江杭州富阳新登南宋墓出土较多宋代钱币和唐代钱币，北室出土31枚宋钱，除一些常见类型外，还有背“四”绍定元宝，背“二、三、四、六”皇宋元宝，背“五”景定元宝，背“二”咸淳元宝，南室还出土背“润”开元通宝[55]。江西萍乡出土窖藏铜钱5000余枚，其中有确切年号的铜钱有2801枚，年代从东汉自南宋，其中五代后周的周元通宝，十国前蜀的咸康元宝，北宋的重和通宝、靖康元宝，南宋的隆兴元宝、开庆通宝等，均为铜钱中的珍品[56]，值得钱币学研究者的关注。李海艳披露了1973年辽宁锦州黑山县出土中统元宝交钞钞版的情况，该钞版收藏于锦州博物馆，铜质，长282、宽181.2、厚9.9mm，重3850g，钞名“中统元宝交钞”，面额“贰贯文省”。根据中统元宝交钞的发行情况和出土地在元代的隶属管辖情况，推测该钞版应为1276至1287年间之物[57]。

河南宝丰廖旗营明代家族墓葬出土铜钱305枚，主要为唐、宋、金时期的钱币，虽然数量较多，却未见明代流通钱币，可能与明代实行历代钱和制钱并用制度有关[58]，这一现象值得货币史研究者关注。湖北襄阳羊祜山明代墓葬发现圆形方孔银钱1枚，压印“金玉满堂”四字，孔穿略呈圆弧形，直径5.2厘米，还有背“酉”大定通宝与万历通宝各一枚[59]。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出土银锭5枚，为束腰船形，公布的一件标本一端起翅不明显，另一端略残，该墓还出土宋代铜钱62枚[60]。2008年以来，辽宁辽阳市出土了大量后金满文天命钱币，散落出土者多为有铸造缺陷的残次品，窖藏者多为铸造精良的钱币。俊岭总结了这批出土钱币的版别特征，如满穿、联体、合背、饼钱、天聪手、遒劲小字等的区分，根据铅质钱币、铸钱残件一同出土的现象，作者推断辽阳新城村或为后金努尔哈赤时期的铸钱遗址[61]。

四 2017年出版的钱币学、货币史类书籍

2017年出版了不少有关钱币学、货币史的书籍，主要有：《金银货币与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62]、《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研究》[63]、《纸币上的儒家文化》[64]、《川锭上的四川》[65]。

[1] 杨君：《马蹄金和麟趾金考辨》，《中国钱币》，2017年第3期。

[2] 韦正：《马蹄金、麟趾金与汉代神仙信仰》，《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3] 刘慧中，田庄，管群，谭景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马蹄金、麟趾金意义探析》，《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4] 曹杰：《海盐县斧型青铜器的探研蠡测》，《中国钱币》，2017年第2期。

[5] 卫松涛：《齐“平阳”刀币考补》，《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6] 朱安祥：《再论三孔布的国属与铸造时间》，《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7] 林城澔：《战国时期燕国境内钱币流通情况研究》，《中国钱币》，2017年第2期。

[8] 姜力华：《燕国铅质货币考》，《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9] 袁炜：《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所见西域钱币考》，《新疆钱币》，2017年第3期。

[10] 刘尊志：《汉代墓葬中的铺钱现象》，《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12期。

[11] 张翼：《“定平一百”的出土记录和流通情况初探》，《江苏钱币》，2017年第4期。

[12] 杨君、周卫荣：《中国古代翻砂铸钱起源年代考——以钱币铸造痕迹为中心》，《中国钱币》2017年第6期。

[13] 岳敏静：《唐代翻砂法铸钱新证》，《文博》，2017年第5期。

[14] 徐胭胭：《析唐法门寺地宫“金钱布地”现象》，《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5期。

[15] 徐雁宇：《北宋靖康和南宋建炎、绍兴时期铜钱监与铸钱研究》，《中国钱币》，2017年第3期。

[16] 芜湖市钱币学会：《安徽宋代所设钱监与铸钱研究》，《安徽钱币》，2017年第4期。

[17] 刘舜强：《从〈泉文〉看黄易的钱币收藏与研究》，《中国钱币》，2017年第6期。

[18] 张或定、张哨峰、张劲峰：《清代山西祁邑“义隆号”商号钱票——山西最早的清代石印纸币》，《江苏钱币》，2017年第2期。

[19] 李银、李天聪：《新生合作社流通券考》，《中国钱币》，2017年第2期。

[20] 秦伟、周传芳：《冀南银行发展历程及其纸币版别研究》，《江苏钱币》，2017年第2期。

[21] 张海龙：《镍币考述》，《齐鲁钱币》，2017年第4期。

[22] 赵燕生：《“中国现代贵金属币”官方版别探秘》，《中国钱币》，2017年第2期。

[23] 程兴强：《川陕苏区铜币辨伪之“阆中版”》，《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24] 马涛、谢明思、邓佳：《海洋出水钱币的保护处理——以南海1号出水铜钱为例》，《中国钱币》，2017年第1期。

[25] 齐小艳：《古代撒马尔罕钱币的演变与多元文化的融合》，《中国钱币》，2017年第2期。

[26] 李好、毛智周：《造型独特的朝鲜古币银瓶》，《中国钱币》，2017年第4期。

[27] 黄娟：《西汉早期半两钱生产与管理的初步考察》，《中国钱币》，2017年第3期。

[28] 黄维：《西汉南越王墓银版——兼谈文献中的“银锡”》，《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29] 阿迪力·阿布力孜：《从吐鲁番出土〈泰始九年翟姜女买棺〉木简看魏晋时期实物货币的流行——兼谈魏晋时期吐鲁番社会经济发展》，《新疆钱币》，2017年第4期。

[30] 鲍展斌：《宁波“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文化交流与中华文化传播研究》，《宁波钱币》，2017年第3期。

[31] 廖国一、樊博琛：《岭南及东南亚等地发现的汉代货币与海上丝绸之路》，《桂林钱币》，2017年第2期。

[32] 王申：《论范祥钞盐法的设计逻辑与实施效果——以盐钞销售环节为核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33] 李志鹏：《出土钱币窖藏所见宋辽货币经济交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1期。

[34] 郑悦：《西夏在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特点与货币交往（二）》，《宁夏钱币》，2017年第1期。

[35] 王纪洁：《元代中统钞名考》，《中国钱币》2017年第6期。

[36] 邱永志：《战争、市场与国家:正统景泰之际通货流通体制的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37] 杜恂诚，李晋：《白银进出口与明清货币制度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38] 赵红军，陆佳杭，汪竹：《美洲白银输入是否抬升了江南的米价?——来自清代松江府的经验证据》，《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4期。

[39] 任群景：《晚近变局中的浙江货币金融》，《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40] 熊昌锟：《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6期。

[41] 宋逢宜：《清代北京松江银锭考》，《中国钱币》2017年第4期。

[42] 燕红忠，高宇：《清末时期的过炉银危机与制度调整》，《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43] 李焱胜、张慧琴：《近代湖北民间房地产交易中的货币形态研究》，《中国钱币》，2017年第1期。

[44] 李真真：《也谈晚清直隶地区东钱性质问题——以河北小惠庄经济文书为中心》，《中国钱币》2017年第4期。

[45] 金德平：《寻找民国时期上海十两“标金”金锭》，《中国钱币》，2017年第6期。

[46] 关心、张新知：《伪满洲中央银行的发行准备研究》，《中国钱币》，2017年第1期。

[47] 李炳震：《湖南解放前夜铸银圆始末》，《中国钱币》，2017年第4期。

[48] 肖航：《安徽临泉再次发现战国楚金版》，《中国钱币》，2017年第1期。

[49]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枣园南岭西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6期。

[50]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北郊万达广场汉代砖椁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1期。

[51]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西安未央印象城汉墓发掘简报》，《文博》，2017年第2期。

[52] 袁林、孙岩：《三门峡出土窖藏南北朝时期钱币》，《中国钱币》2017年第3期。

[53]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西南考古与文物研究中心，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二仙堡墓群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0期。

[54] 濮阳市文物保护管理所，濮阳县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阳县这河寨北齐李亨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

[55]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富阳区文物馆：《浙江杭州富阳新登南宋梁端礼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5期。

[56] 李妍：《江西萍乡出土窖藏铜钱》，《南方文物》，2017年第1期。

[57] 李海艳：《锦州市博物馆藏“中统元宝交钞”铜钞版》，《中国钱币》2017年第6期。

[58]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办公室，宝丰县文物管理局：《河南宝丰廖旗营墓地明代家族墓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4期。

[59] 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襄阳羊祜山墓地明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2017年第11期。

[60] 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

[61] 俊岭：《辽阳出土后金天命钱币见闻略陈》，《中国钱币》2017年第5期。

[62] 李小萍主编，浙江省博物馆编：《金银货币与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书店，2017年。

[63] 孔繁晔著：《中国纸币制度变迁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年。

[64] 吴福华著：《纸币上的儒家文化》，中国文联出版社，2017年。

[65] 丁贻平等编著：《川锭上的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