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寒

一

黄昏，江凡来了。我听到他的摩托在院子里响——一台即将瘫痪的摩托，发出绝望的嚎叫。

江凡推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泡茶。他换上拖鞋，经过冰箱、电视柜、垃圾桶，绕到窗前，把自己稳稳当当地放在那条老式沙发上。他背对着窗，窗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空白。他背向着这片空白大口地喘气，等到喘息声不再和自己较劲后，摘下眼镜，用一块黄夹灰的布擦镜片。他小心翼翼地擦着，擦两三下拿到眼前照一照，似乎没擦干净，又接着用力擦几下，这下他估摸着擦干净了，把眼镜搁到茶几上。他似乎对自己完成的这件事情很满意，用力挺了挺身子，抬起头对着我笑。这些悄无声息中完成的动作和表情，我早已习惯，像是看烂了的剧情。

我把茶放到他面前，他从包里拿出一叠诗稿，我顺手接过来，在不断阑珊的茶烟里一首接一首地看，边看边凭感觉说些看法。江凡要么笑眯眯地点头，要么蹙着眉头想些什么，具体想什么，我不知道，也从不去问他。

江凡在乡下一所职业学校当老师，充足的业余时间都交给了格律诗词，虽然我不懂格律，他还是把我当成了一个不太坏的读者，我每次看完他都會说，大水，你的感觉不错，我回去再改一改。说完把稿子收起来轻手轻脚地放进包里，生怕一不小心弄丢了一个词语。然后他才像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使命，表情跟着身子同时放松，和我东西南北地扯一阵闲篇。我和江凡的交情，仅止于此。

这次江凡没有从包里拿稿子出来。骑了四十多里路的摩托，大概是口渴了，他端起杯子喝茶，茶很烫，他摇着头撅起嘴巴吹气，气从他的嘴巴里出来，发出嘘的一声。他吹一口气，喝一小口。再吹一口气，再喝一小口。我没有什么想说的，也端起杯子喝茶，客厅里响着茶水经过喉咙的声音。

茶终于喝完三分之二，江凡放下杯子，嘴巴动了几下后，说出一句话来，大水，有一笔生意，你想做吗？他的声音比平时小了很多，但我还是听清楚了。那时候，夕阳正在逃出木窗，只剩下一小部分没来得及逃走，变成风干了的橘子的颜色。不大的声音落进那抹轻红里，像一种轻跌入另一种轻。

冷不丁冒出的一句话，打乱了既定的思序，潜意识里，我还停留在接稿子的状态，没有回过神来。

江凡可能是有些累了，把挺直的身子倒在靠背上，继续用不大的声音说着话，他说这次我去深圳出差，认识了一个职业介绍所的经理，人靠得住。他调整了一下姿势接着说，大水只要你能弄到人，包你稳赚不赔。说到这里江凡吞了口口水，我听到他的喉结咕嘟响了一声。江凡重新把茶几上的杯子端起来，又把身子贴回靠背上。他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继续喝水，杯子在他手里漫无目的地转着圈儿，杯子里的水随着他的手势犹疑不定地晃动。他说这个生意很赚钱，你看楼下那个姓什么的？他抓了一下脑袋，向我投过来询问的目光，我说姓刘的。他说对，老刘，原来是人事局的一个干部，辞职开了这个职业介绍所，这几年赚死了。

江凡说的职介所叫四海，就在我家楼下。那个不足二十平米的门面，透着一股邪劲儿，像一个强力磁场，每天不知从哪里蹦来一拨拨青年男女。这些前来求职的男男女女进了那扇生锈的卷闸门后，摇身一变，成为秩序的化身，规规矩矩地排队，填表，交钱，然后背上行李，拿着矿泉水和包子，脸上带着招牌式的笑容，像表演似的依次登上停在门口香樟树下的大巴。大巴被这些年轻的身体塞满后，嘟一声，马达粗犷的轰鸣声里，巨大的轮子向着南方旋转。

这个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地方，具有明确的方向性，成为众多年轻人命运的起点。

江凡见我不做声，漫不经心地算起了账，他说一个人收一千二，除掉二百伙食费和车费，再除掉三百块钱介绍费，剩下的七百就是纯利润了。一个人七百，十个人七千，一百个人呢？刚开始江凡像个老太婆一样絮絮叨叨，恨不得把一个字掰成两半，说到这里戛然而止。客厅里安静极了，墙上那面挂钟的秒针以一种威胁的节奏向着黑夜撤退。他需要的正是这种效果，这是一个诗人的狡黠，像一个钓鱼人，抛下鱼饵后，接下来就是准备享受再也无法逃脱的鱼在致命的鱼钩上越来越绝望地扑腾挣扎的快乐。

事实上，江凡不是一个钓鱼人，他只是熟悉我的境况。我在县文化馆打杂，从早到晚躲在人家的眼色里，一天挣二十五块钱，这二十五块钱要分成N份，水费，电费，伙食费，孩子的学费，人情开支……这是一个可耻的减法，像精心策划的恶作剧，无论我怎么算，都没有余数。平时，我觉得钱没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是一张被赋予了面值的纸而已。只有到了月底老婆和我念叨这个月的开销发出一声叹息时，我才觉得作为男人的尊严跌落一地，遭到无数双脚毫不留情的践踏。

我说做。有钱赚的事为什么不做呢？我并非像老婆说的那样，是一个只有今天没有明天的男人。

江凡听了爽朗地笑了，这个腼腆的男人像是突然遭遇了一场爱情，整个人跟我那条老式沙发一样，变得松垮而柔软。他重新直起身子，把杯子放了，开始和我商量如何进行这件事情，说是商量，其实也就是两句话的事。这时候的江凡像换了一个人，说话干脆利落，如同一位将军一样把手一挥，说你负责去弄人，我负责和深圳那边衔接，赚了钱对半分。

晚饭我们一起喝酒，从乡下带来的谷酒，五十多度。我们像喝冷开水一样，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嗓门不知不觉大了起来。江凡说，等赚了钱，我就在城里买套房子，乡下到底不如城里好。他停顿了一下问我，大水，你赚了钱想干什么呢？还呆在那破文化馆做包身工？

江凡有这个想法并不奇怪，在乡下，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了，江凡只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磨刀霍霍，裤腰带一天比一天勒得紧，恨不得从针尖上削下一块铁来。目的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子，占领一席之地，让城里的风雨洗掉下一代身上泥土、庄稼和牛粪的气味。这个特殊的群落，举起一把熊熊烈火，把新兴的房地产业烧得炙手可热，不到三年的时间，商品房从最先的五百零八一平米轻松地闯过了千元大关。

我在一年前东拼西凑买了套二手房，买房对我而言，已不再是话题。我说我赚了钱先把买房欠的一万多块还了，无债一身轻，其他的我还没想好。江凡一仰脖子，随着滋的一声，杯子里的酒一滴不剩。他把杯子倒过来朝我晃了晃说，还想什么，花钱不是一件浪费智力的事情。说完放声大笑，我第一次发觉江凡居然也可以笑得如此出格。这是一顿愉快到可以记录在我人生史册上的晚餐，我们两个不停地碰杯，轻松地说笑，过去的种种惨淡像一棵遭霜打的树，突然间枝残叶落。眼前，一座金山正以一种欢快的情绪在地平线上隆起，只等我们背上锄头挑着箩筐去挖回来。

一瓶酒见了底，江凡把瓶子往地上一丢，瓶子骨碌骨碌响着滚到墙角去了，像在暗示和过去的一切挥手诀别。月光爬上窗来，照亮了我和江凡被酒精改变了原始色彩的脸。

江凡说，大水，酒也喝好了，事也谈好了，我得回去了。他站起身来，打了一个酒嗝。我说江凡你没事吧？江凡牛皮哄哄的，说就这点酒有什么事？

我把江凡送到院子里，他跨上摩托，连踩了几下，烟囱里发出一串打屁一样的响声，夹着汽油味的黑烟毫无羞耻感地冒了出来。江凡把灯打开，那个黑色的按钮嘀嗒响了一下，灯光把院子撕开了两道口子。他回过头说大水不早了，你回吧。我说好。然后他拧了一下把手，摩托车发出尖锐的嘶叫。我看到歪歪扭扭的灯光像两条闪着鳞光的蛇，爬过冷清的长街。

回来躺在床上久久睡不着，我在想象我发财后的生活。我像香港影视剧中的阔佬一样，拿着大哥大，叼着雪茄，天天在夜总会进出，那个最重要的位置永远空着，等待我的到来。所有人对着我点头哈腰喊老板，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脸上堆着谄媚的笑，嗲声嗲气地往我身上贴，我不耐烦时，把手一挥，她们吓得作鸟獸散。倘若我高兴了，会在她们的脸上或者屁股上狠狠地掐一把，然后在我放肆的笑声中迎来一阵夸张的尖叫。

在我消耗的一万多个夜里，我第一次怀着这样的美好进入了熟睡中。

二

平时是见不到王红的，只有到了年底，她才会回来。

我有好几次看到，一台黑色的桑塔纳摇摇摆摆从村口驶来，一声不响地停在她家门口的马路上。年轻的司机从车屁股后搬下一个棕色行李箱放到地上后，王红才慢吞吞地走下车来，她并未环顾四周，这块生养之地已经在她脑子里定格，就算隔上十年八载，也还是那个老样子。时间并非像哲人说的那般绝对公平，它无情地篡改一个人的容颜，却对一个村庄始终温情脉脉。

王红紧了紧那件红色的带白毛领子的棉袄，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拖着箱子死气沉沉地往家走，风中传来轮子和泥沙纠缠的呻吟。寡白的太阳把她好看的影子涂在菜土里，水圳边，或者窸窸窣窣响着的杂草上，这个带着冬天气味的影子，移动在寥落荒凉的背景里，像是一朵在寒风中刚刚突围的花朵。

王红回来了，快看。

看样子又赚了不少钱。

我想也是，要不怎么坐得起乌龟壳？

正在忙碌的女人们停下手中的活计，对着王红的背影叽叽喳喳，把一个中断了快一年的话题又续了起来。

王红家新修的两层楼离马路不远，平顶，防盗门，浅灰色的外墙，天蓝色的窗帘，夹在灰头土脸的房屋中，像是一块城市遗落的碎片，成为一种尖锐的事物，刺痛了整个村庄的神经。平时，村庄里的人都不上他家串门，物质像一把狠心的刀，把乡情这根藤硬生生地割断。王红心里明白邻居们是怎么想的，她回来后从不出门，把自己关在家里，碰到左邻右舍也只是笑一笑，点一下头。但这并不能阻止她成为话题的中心。这个初中还未毕业就去了深圳打工的邻家女孩，被置于不同的视角下反复打量，无限放大，内容涵盖了所有，白领子红棉袄的价钱，齐腰的长头发，黑色桑塔纳，年轻的司机，棕色的皮革箱子。似乎与王红有关的每一样东西，都赋予了被评论的价值。

太阳很好的午后，王红搬一把椅子坐在地坪里梳头发。刚洗的头发，湿漉漉的，把一张脸严严实实地罩住，悬在末梢的水珠细细一滴，闪着光，摇摇欲坠。梳子从她的头发上无声地划过，像黑色的水面犁开一道道细密的划痕，只是很快就合拢了。风从菜园那边过来，像个情窦初开的少年，把她的头发高高掀起，她那远山式的眉毛和那双小鹿般无辜的眼睛就暴露无遗。这时候立刻招来了数不清的目光，从不同的角度把满满的羡慕和嫉妒聚焦到她的身上，虽然谁也不知道她在深圳具体做什么，只是听她爹说在一个厂子里做主管，那个厂子的名字怪里怪气，疙疙瘩瘩，谁也记不全。

有一次表哥问她爹王昌明，那个厂子叫什么。王昌明想了一阵，很肯定地说叫国际安第斯特奈尔表链厂。停了会，她爹说不对，是奈尔特。他拍了一下脑壳，真是碰哒鬼，我也记不清了，等我回去再问下红妹子吧。表哥被绕得云里雾里，他说王叔，算了，我就是随便问一下，你莫问红妹子了，你就是说对了我也记不住。

一个名字的对与错并不会对王红造成什么影响。正月出了元宵后，她会沿袭以往的办法，把自己交给一张窄窄的机票，在那个很少有人听说过的飞机场腾空而起，像传说中的仙女一样，遁入牵连不断的云彩之中。

王红走了，听说又是坐飞机走的。

又坐飞机，真有钱啊。

议论还在不依不饶地尾随。蒋家坪这个巴掌大的村庄，一抬眼就看到了尽头。天空没有尽头，不受限制地延伸了一个村庄的梦想。

在这个受制于大山的村庄里，每家的孩子都一样，初中毕业后便不再念书了，都急于投身浩浩荡荡的打工大潮，这是他们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他们做梦都走在通往深圳的路上，在他们的意识里，深圳遍地都是黄金，只要去了那里，金子就随时有可能砸在自己的脑壳上。这种实质上的无知和荒谬，都被王红头顶的光环所遮蔽。在不知不觉中，王红成了很多年轻人心中追逐的影子。

去深圳不是一件难事，但要在深圳立足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厂子都人满为患，不是你想进就能进的。县城里职介所多如牛毛，光沙湾路就连着十几家，一溜儿排开，门口的墙上张贴着各种招工信息，字是毛笔写的，清秀，漂亮，语气像一个女人极尽挑逗的目光。“想去深圳，就来这里”“深圳某厂招工，最后三个名额，月薪三千，千载难逢”——写这些字的人，都没忘记在后面点上三个巨大的惊叹号。无风的时候，这些红黄绿的纸温驯地挨着墙壁，像一墙花花绿绿的钞票，闪着眩目的光芒。一旦把钱交到他们手里，便发觉没有一样是能兑现的，而交出去的钱就像老虎吃进了肚子里的肉，即使把老虎杀了，要回来的也不再是原来的那块肉了。结果有人上过当后，再也不敢轻信。像四海那样口碑好的职介所不多，而四海不是什么人都招。

从村庄到深圳的路变得陡峭狭窄，这些本该埋头苦读的孩子只得像孤魂一样游荡在村庄里，抽烟，喝酒，追电视剧，玩扑克牌，学人家谈恋爱。实在没事做了，就三三两两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吹风。清爽的河风无休无止，刚刚抚慰过他们的肉体，转眼就变成他们命运的敌人，带着秋天金属般的质地，把他们曾经在心中勾勒了无数遍的生活吹得分崩离析。

一天晚上，一个叫伟子的男孩喝了酒后，因为无所事事，稀里糊涂剪了一捆照明的电线卖了，第三天便被送进了看守所。这件事情发生后，一村庄可怜的父母心都悬在了半空中。不种庄稼的地，迟早会长草。这是村里人口口相传的哲学。孩子是一个家的希望，这时候反了个个儿，谁家里有个半大的孩子，好像是家门不幸，为一场即将来临的灾难埋下了导火索。他们像看护家里的羊一样小心翼翼地守着这些半大的孩子，生怕一眨眼就被狼群叼走。狼吃羊的事情，在村庄里一点也不稀奇。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我六姨就是一个。有一个傍晚她提了一大块自己熏的腊肉去找王红，希望她把表哥的女儿玲砣子带往深圳。我看着她迈着碎步经过木桥、田埂，向着王红家那栋傲慢的小洋楼靠近，风中的围裙和她脸上的表情一样躲躲闪闪。具体的细节六姨没向人说起，谁都不知道。结果是玲砣子并没有去深圳，照旧在村庄里做着闲人。

我到县城后，有很久没看到王红了，这个谜一样的邻家女孩，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远在千里之外的自己竟鬼使神差地成了我生意上精彩的伏笔。

我把消息散布出去后，立即有人找上门来。上屋的王德发，下屋的巫耀连，住在观音庙边的黄观应，陆续来了一大帮。他们很爽快地把钱交到我手里，再三央求我给孩子找一个好点的厂子。工资高一点，能吃饱饭，稍微轻松一点就行。他们提的要求大同小异。我一边利索地收下他们递过来的皱皱巴巴的钱，一边说着让所有人放心的话。我笑着，语气比平时更轻松自如。放心吧，你们晓得，我是个做老稳事的人。他们连连附和，我们怎么会不放心呢，你是蒋家坪走出去的读书人。

表哥是晚上来的，他把一叠钱塞进我的裤袋里说，玲砣子我就交给你了，你要格外照顾点啊。我拍着胸脯说表哥你放一万个心，我会给玲砣子找一个最好的厂子。表哥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香零山，抽出一根递给我，弓着腰给我点上火。他把打火机塞进上衣袋子里后，揉了几下眼睛，这一向都没睡好。说完这句话，他捏了下衣袋，想确认一下打火机是不是放进去了，我看到他的衣袋上有个很小的洞，可能是上山干活时被什么东西划的。我们的目光遭遇后，表哥迅速地把手收回来，朝我笑了一下，今天晚上——我可以睡个好觉了。

看着表哥慢慢消失的背影，我开始有些恍惚，我是不是真走狗屎运了？钱怎么突然从天而降？

我在数钱的时候，是从心底里感激江凡的。要不是江凡，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的身边隐藏着这样一扇通往财富的门。

三

夜幕下的火车站，像是从中世纪的拓片中走出来的，散发着一种鬼魅般的气息。

站台上的灯火在风中来回晃荡，长期听从别人判决的火车，趴在坚硬臃肿的铁轨上，充满了流浪者的孤独和忧郁。我讨厌这种没有人情味的钢铁，它像一股飓风，呼啸着把人卷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你一颗心还未落地的时候，旋即以浩大的声势跑得无影无踪，仿佛一种明目张胆的挑衅和嘲弄。往往在这样的时候，我就更加羡慕那些坐在牛车上的人，懒散地靠着某样东西，吱吱呀呀地驶过田垄、古井、草垛、院落，每走一段，感觉离生活又近了一步。

夜色如烟，哀凉的汽笛声响起来，绿皮火车渐行渐疾，像一条驮着深海的鲨鱼。窗外，掠过一连串陌生的灯火，钢铁撞击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响起，像无数张喋喋不休的嘴巴。身边，孩子们在熟睡，趴着，仰着，或者互相倚靠，年輕的嘴角带着婴儿般的笑容。伸向南方的铁轨再一次复苏了他们沉埋于心底的生活，他们大概觉得已经触摸到了梦想的轮廓，正沉浸在熟睡的幸福中。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在想我此行的目的，我扮演的无非是一个掠夺者。火车像是我的同谋，伙同我挟持这些孩子窜过荒野、坟墓、村庄、小镇、城市、潮湿的五岭，然后把他们的人生交给一条条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在完成这些之后，我就能从他们身上顺利地攫取一笔不菲的佣金。

其实这是一件不需要去想的事情，答案就像脑门上的虱子。是我偏执地与自己为敌，在这个通往异乡的长夜里，我沿着一条寂寞的铁路线进入了内心世界的流亡。我期待某一样东西赐予我神奇的力量，让我完成这场艰难的杀戮。

天麻麻亮时，我们被人流推出广州火车站，在门前的广场上等职介所的中巴车来接，这是江凡早就跟对方约好了的。广场上挤满了灰蒙蒙的脑袋，每一个脑袋后面都拖着一个疲惫的影子。

由于一夜没怎么睡，把包随手丢在地上，一屁股坐上去瞌睡就来了。模糊中我听到一个喊声，先生，走动，走动。这是典型的广东普通话，带着一种奶酪正在融化的调子。我睁开眼一看，一台警车上坐着两个警察，其中一个拿着话筒在对着广场喊话。他把时间掐得很准，上一句和下一句之间的间隔刚好相等，像读过秒似的。我仔细一听，这声音不知什么时候变得不再油腻，既没有强调，也没有命令，只带着低沉、郑重、无法动摇的肯定与完全冷静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威严。显然，这是不容抗拒的，我只好站起身来随着人群走动，转圈，转圈，不停地转圈。等警车走远了再坐下来，等我刚一坐下，警车又兜回来了。广场在天空下变成一个巨大的漩涡，那诡异闪烁的警灯，像是漩涡中升起的冰冷的火焰。

天沉闷。我望一下四周，从眼底冒出来的是别人的街道，别人的房子，匆匆过去的别人家的人。棋局早已布好，我们这一群人是多余的棋子。在这个南方的黎明的广场上，我们和一个陌生的声音完成了一场不对等的游戏，对方随时保持着出击的状态，而我们，始终只是狼狈的逃跑者。

大约两个小时后，接我们的车来了。上车后，我觉得整个人还在转圈，陌生的声音还在耳边轰鸣，先生，走动，走！动！后面那个“动”字一直在阴森森地颤抖，仿佛受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峡谷的恐吓。我像一只受惊的小兽，不自觉地缩紧了身子。

车子绕开城区，向着一条宽大的沥青路掘进。空中浮着一团团白雾，天与地的界限缩得很短，那些雾好像随时都会变成热乎乎的水珠砸下来，我仿佛听到嘀嘀嗒嗒的响声，开始感到全身湿漉漉的。

职介所在一个镇子上，是一家夫妻店，男人姓杨，四十出头，我们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老板椅上抽烟。江凡介绍，这就是杨经理。接着把我介绍给他。我对这个长脸眼窝深陷的男人点了下头，表示我知道了。男人也朝我点了下头。也许是像我一样，表示知道了，也许是出于礼貌。

职介所有两套三居室的房子，底下一套办公，上面一套是集体宿舍，几十张两层的木床挤在三间屋子里，草席、被子、枕头摆成同一个式样，看上去机械，麻木。这是一种有序的伪装的压抑，等同于超市门口寄存物品的柜子，不知有多少待价而沽的青春在这里暂存过。

下午，我和江凡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来，一个晚上五十块。我说真贵。江凡把眼睛睁得老大，你不知道深圳是什么地方？这已经是最便宜的了。旅馆正对着一家发廊，玻璃门轻佻地敞开，每扇门上有一个裸体女人的图案，只隔着一条街，看得出暧昧的轮廓和波涛奔涌的线条。几个女孩子坐在门口边嗑瓜子边放肆地说笑，大笑的时候，峰峦叠嶂的身子像被风吹得一起一伏。不时有西装革履的男人晃进晃出。江凡说，要不你去洗个头？我说还是你去吧。江凡说等赚了钱我肯定要去体验一回。说完对着我嘿嘿笑着，转身看电视去了。

我站在窗前吸烟，那些女孩子穿过烟雾走进我的目光，十七八岁的样子，穿着短得仅仅包住屁股的裙子，染着各种颜色的头发。她们是从遥远的山沟里来到这里的，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地方，是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没有文化，找不到满意的事做。为了生活或者说是梦想，只好把青春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

有一个女孩朝我这边望了过来，我吓了一跳，这张脸明明就是王红的脸。我以为我这两天没休息好，出现了幻觉，我死命地揉了几下眼睛，发现自己真是看错了，这不是王红，只是脸很相像而已。

天一直阴沉着，雾盘踞在空中，像蒙了一层什么东西，以至于让我觉得，这是一块格式化的天空。发廊外的街道上，匆忙的脚步如两条倾泻的流水，哗啦一声，消失在街的两头。

我转身离开窗前，把一大截还未吸完的烟丢在地上，恶狠狠地踩碎了。正在看电视的江凡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堆满了不加掩饰的诧异和疑惑。

第二天下午，杨经理带我们去送这些孩子进厂，一车人穿过一片厂区。到一个厂子前，司机把车停了，杨经理先下车，招一下手，说来两个。有时会加上一句，三个也行，快点。车上就下去两个或三个孩子，跟着他进入门卫室那扇窄窄的门，哐当一下，陌生的门送过来冰冷生硬的声音。

车子走走停停，一个厂子丢两个，另一个厂子丢三个，像我小时候玩丢石子的游戏一样，把脚下的一堆石子嗖嗖地丢出去，丢得越远越好，直到一个不剩。到傍晚时分，二十个孩子像背负的累赘般被甩掉了。

晚饭杨经理请客，庆祝这桩生意大功告成。他不停地给江凡敬酒，顺带着也敬我。他喝光一杯酒，把杯子往桌上一顿，用很大的声音说我们招的这些人就是产品，不要管别的，只要管产品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他一副放松的样子，面对着江凡。他夹起一块牛肉放进嘴里，故意嚼出很大的动静，似乎这块牛肉不是轻易就能嚼烂的。我并不是不知道，他费尽心思渲染的气氛不过是为了这样一个事实：抑扬顿挫中隐藏着对我的不满和警告。

孩子们进到厂子里后，我去查看了他们住的地方、食堂、工作的车间，交待他们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打我的电话，万一做不了就回来。我发觉自己突然变得婆婆妈妈。不过我并不觉得我做得有什么不对，这些都是我左邻右舍的孩子，换一句话说，我们都是同一片土地上长出的苗。

我默默地喝着酒，我沒有敬江凡，也没有敬那个长脸眼窝深陷的男人，就喝我自己的。有时候，我并不是一个很讲礼貌的家伙。最后，我大概把自己灌醉了，怎么回到宾馆的也记不清了。

第二天离开的时候，我仔细检查了房间，生怕落下任何一样细小的东西，哪怕一条毛巾，一把即将报废的剃须刀。我把衣服收好放进包里，这些换下来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洗，上面留着我的头屑、烟味、汗嗖味，我要把这些气味全部带走。我好像在无意中宣告一个事实，也许，我不会再来了。

四

我没想到，江凡这么快就买了一套房子。

在那套灰蒙蒙的像是废弃已久的毛坯房里，江凡像个讲解员一样向我一一介绍，哪里是主卧，哪里做书房，哪里摆些花草，哪里要挂一些谁的字画。随着他轻松愉快的声音，一个典雅而温馨的家呼之欲出。他以一种相当快的节奏说着，没有给我插话的空间，脸上始终挂着一种幸福已然降临的微笑。

说完这些，江凡突然换了个话题，你再去招几十个人来，争取这个月再去趟深圳。他定定地看着我，柔和的目光里装着满满的期待。我说，不急，再等等。江凡的目光暗淡下来，掠过一丝失望，像闪电一般，不过还是被我捕捉到了。很快他的脸上又还原了微笑，他说还等什么，做生意就要趁热打铁，总等下去，黄花菜都凉了。我并非和钱过不去，但这些日子里，我始终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这种不安来自于哪里，我又说不清楚。它们像云一样在我脑海里涌动，我不能阻止它们形成任何形态，即使是一些可怕的虐待我的形态。它们游移、辗转，发出低低的嘶叫，把我毫不留情地绑架。而这种无法坐实的感觉，我又不敢轻易传递给江凡，就算我说出来，他也未必相信。我嘴里答应着，心里却作了决定，暂时不再去招人了。

半个月后，江凡给我打电话，因为电池接触不良，刚响一声就断了。我这个银灰色的摩托罗拉掌中宝是从办公室的高小莉手里买来的，高小莉卖给我的时候说，水哥，我男朋友和我掰了，我不想再用他送我的手机，一千二买的，我当个人情，半买半送。等我付了她四百块钱后，她又一副割肉的表情。我在想人是不是总是活在两难中？对于某一样东西，有时费尽心机想拿起，有时又想干脆彻底地放下。

等我重新开机后，江凡在电话里说他发动亲戚朋友招到了八十个人，准备过两天出发，问我招到人没有？我说没有。江凡没说什么，匆匆地挂了电话，我感到了电话那头传来的明显的失望。

办公室外的院子里，阳光落在三月的雪松上，像笼着一层黄色的烟雾，树下的杂草被风雨梳理得意气风发。教舞蹈的李苹头微微昂起，把修长的身子套在连衣裙里，从雪松树下飘然而过，尽管隔得有些远，我仍能清晰地听见她的高跟鞋嗒嗒地敲打着水泥地面。

又是一个平常美好的日子。我希望江凡的生意顺风顺水，以一种平静从容抵达梦想的腹地。

一周后，江凡给我打电话。他说一切都好，杨经理那里需要大量的人，都是条件很好的大厂子。他还说几十个人的不想做了，没意思，要做大的，几百个人的，你赶快去招人来。江凡兴奋地说着，语速很快，像放爆竹一样。我能猜到电话那头江凡的样子，腰板挺直，目视前方，挂在嘴角的笑容随时准备向两边的脸颊推进。

我为江凡高兴，我愿意相信我所谓的不安只是我敏感的内心捕捉到的错误的信息。而我，已决定放弃这笔生意，也许我注定要贫穷，要与发财梦失之交臂。我觉得没什么好遗憾的，人生那么多梦想，不可能每一个都照亮现实。就像这世间的某些命运，还在起点，就被时间和空间盖上了宿命的印戳。

五

刘汉是江凡的文友。但凡有陌生人在场，他就把他那肥大的身子往凳子上一摊，然后开始自我介绍，我是一个诗人。他很满意诗人这顶桂冠，常常有意无意地把镇长的身份藏在这顶桂冠之下。

江凡是怎么跟刘汉说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在刘汉的作用下，他们镇上职校的三百个学生全部交由江凡安置。这块无数双眼睛死死盯着的肥肉，因为诗词这根纽带，被江凡毫无悬念地攥在了手心里。这等于有一双无形的手，把两套黄金地段的商品房偷偷地塞进了江凡的腰包。我曾试着去体验一下江凡当时的心理，结果只找到一些惊喜亢奋之类的老掉牙的词语，也许以我捉襟见肘的人生经验，永远也无法还原江凡那时的内心世界。江凡熟门熟路地把这些学生送到了深圳，这也是江凡做的最大的一单生意。

江凡如愿了。他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和命运长期的对峙，在恍惚、惊骇的环视之后，退出了一个世界。在他刚刚进入的那个陌生而又崭新的世界里，一个个闪亮的瞬间照亮了他的白天黑夜。

一个周末江凡约我去他家喝酒，这次我们一人喝了一瓶泸州老窖，我惊讶于短时间内江凡酒量的疯长，却又找不到这种量变的理由，最后只能归结到一个“钱”字上，是钱壮了他的酒胆。有了钱后，还有什么不可能呢？我并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清高，有时候，我发觉我竟是这般的尖刻和庸俗，这简直让我自己都难以忍受。

酒后江凡挥舞着双手，口齿不清地嚷着要写一首诗，快去拿纸笔来。他一个劲催他老婆崔梅花找纸和笔。崔梅花把纸和笔拿来后，江凡把笔横抓在手里，握成一个拳头的形状。他的手摇晃得厉害，像狂风中干枯的树枝。最后，他手一松，笔很不情愿地掉到了地上，传来啪的一声脆响。江凡一个踉跄倒在了沙发上，紧接着响起了踌躇满志的鼾声。

回到家里，表哥打电话来，他说王红不见了。

一个大活人怎么会不见了？第一感觉告诉我表哥的话信不得，他肯定是听着风就是雨了。

表哥说前一阵她爹打她的电话不通，后来再打就变成了空号。他去深圳找了半个月，人没找到，就连那个叫什么特的表链厂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一个这样的厂子。我们都劝他不要去找了，深圳这么大，怎么找得到呢？表哥咳了几声，王昌明这个人不晓得好歹，他反过来骂我们这些邻舍，你们这些遭雷打的，都不得好死，这事没摊在你们头上。不要找了，这是一个人啊，就是丢了条狗，也要把它找回来。昨天他又去深圳了，走的时候他跟他老婆说，找不回来就死在深圳。

大水，你说还能找得回来吗？不等我回话，表哥开始分析起来。我看是找不回来了，要不就是被人贩子拐走了，要不就是被杀掉了，强奸啊，抢劫啊，都有可能。要不一个大活人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你说是不是？

我不知道该说是还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表哥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后，表哥说，大水，玲砣子不会有事吧？我这才明白，表哥为什么打这个电话。

她在厂子里能有什么事？你莫吃了饭冒事，尽瞎想。

表哥说冒事就好冒事就好。我是用店子里的电话打的，不说了，一分钟五角钱，贵得要死。不等我回话，表哥啪地一声挂了电话。

手机保持着原样停留在耳边，我的眼前晃动着王红那一头长发和那双无辜的眼睛。一会儿，那双眼睛像一道流星一样在我眼前划过，消失了，不见了。

六

一个月后，江凡送去的那批学生全部回来了。他们对安置的厂子不满意，对吃的不满意，对住的不满意，尤其是对工资和加班不满意，总之，没有一样是满意的。他们认为江凡没有兑现当初的承诺，他们的家里人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江凡全额退款。江凡联络深圳的职介所，刚开始那个长脸眼窝深陷的男人答应想办法，到后来连电话也不接了。江凡拒绝了我们上法庭的建议，他要以一个诗人的形式来解决这件事情。他四处借钱，把三百个人的钱全退了。

不知是走漏了风声还是巧合，前面去的那些人也全部回来了，找江凡退钱。最先送去的那二十个，我找朋友借了笔钱退给了他们。退钱的时候，表哥没有来，听说是生病了。玲砣子把钱接过去，在拇指和食指上蘸了点口水，慢吞吞地数了两遍后对我说，过两天我还要去深圳，我就不信在那里会饿死，大不了找个死了老婆的本地男人嫁了。我从玲砣子的目光里，看到了一种飞蛾扑火式的决绝。

我的嘴巴动了一下，结果还是没有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我感到在她面前，我已经丧失了说话的勇气。

从内心来说，我希望能更多地帮到江凡，他还欠着买房的一万多块钱，一直身陷在债务中不能自拔。等江凡退完另外八十个人的钱后，已经筑起了一个高高的债台。这也意味着，此后十年漫长的时间里，江凡要像一只可怜的乌龟一样，驮着一张无法甩掉的壳气喘吁吁地捱过每一个日子。

我和江凡的几个朋友一直在帮着处理这件事情。这些孩子的家属像疯子一样闯进门来，用粗鲁的语言骂骂咧咧，挥舞着双手，骨节粗大的手指差一点戳到江凡鼻子上。骗子，狗日的骗子。骗我们的钱，我×你老娘。我们说，江凡没有骗你们，骗你们的是深圳的職业介绍所。只要我们一开口，立刻就有人跳起来吼，还在装，当我们蠢是吧，谁不知道你们都是一伙的。屋里的空气在超分贝的声音中颤动起来，窗玻璃发出惊悚的尖叫。他们不听任何解释，确信这一次受骗了，而骗他们的人就是这个身为人师当初拍着胸脯信誓旦旦的江凡。江凡就像一台机器人一样，准确无误地把钱递到他们的手中，笨拙呆滞地向他们弯腰点头。他的喉结不停地蠕动，似乎有很多话要说，但一句也没说出来。吵闹的间隙，我听到从他的喉咙里发出干涩的卡哒声。江凡早把崔梅花支走了，独自以一种赎罪般的心理，当着我们这些朋友的面，在自己的家里为这种共知的羞辱和无助的屈从提供了一个无尽的空间。

这些一脸风霜的男人和女人把退还的钱死死攥在手里，好像这些钱突然长了翅膀，一松手它们就会飞了。脸上的表情迅速地切换，从愤怒到懊恼到无奈，最后只剩下了干干净净的侥幸。我分批把他们送出门外，在我追随的目光里，他们不再气势汹汹，一脸沮丧地低着头，拖着一个孤独的影子默默地走着，直到成为小镇街头人群中的一个模糊的黑点，消失在拐角的那一边。

毫无疑问，他们的孩子还是会以希望的名义想方设法回到南方，这些孩子没有退路。一个人在无路可退的时候，即使曾经被蛇咬过，也依然会爱上一根井绳。

七

得到江凡在抢救的消息，我匆匆赶去中医院。病床上的他嘴唇黑得像要滴出墨汁来，戴着吸氧面罩，同样是黑色的右手食指上夹着心电监护仪的夹子，屏幕上蓝色的细线像一条懒惰的虫子在爬着。我凑到他跟前大声地喊他的名字，他的眼睛死死地闭着，一动不动。他已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忘记了我的存在。

阳光从树枝叉开的缝隙里进来，在下午的病房里，在我和江凡的身上打上黑白分明的图案。

我把崔梅花叫到病房外的走廊上，我问她江凡到底得了什么病？崔梅花嘴巴连动了几下，他……说完这个他字后，随即闭上了嘴巴，再也不说一句话。她的眼睛一张一合，眼眶里有泪光闪过，眼看着泪水就要滚落下来，又被她死命地压了回去。

走廊上那排塑料凳上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头伏在膝盖上，只看到一蓬乱草一样的头发。另一头一个护士冒了出来，白衣裹着她的身子，手里端着一个不锈钢盘子，幽灵一样越来越近，脚板底上像装了一对蹼。

想起十几天前我去江凡家，我故意绕开生意这个话题，和他一起喝酒，一起信马由缰地说话，他的脸一直是微笑的，让我觉得又回到了和他相识的那天。那个冬天，他在路边的寒风中足足等了我四十多分钟。我见到他的时候，不停跺脚的他脸上就是挂着这样不动声色的笑。

江凡会好好的。江凡不会有事的。回来的路上，我反复这样安慰自己。

江凡是一个不擅长欺骗的人，这一次，他竟伪装得如此高明，以至于把我轻易地骗过了。

第二天一早接到朋友的电话，江凡走了。这个长我六年的四十二岁的写诗的男人，没有任何征兆，也来不及向这个世界告别，仓皇地逃离了人海。时间的法条噶嘣一声断了，属于江凡的时间，牢牢地卡在了这个六月的早晨。

在出租车上，楹联学会的李必安发来了江凡几天前的一首《清平乐·自题》：“诗成一卷，寂寞生庭院。墙角黄花香暗满，不信风光冷眼。世间频换春秋，银河云淡风柔。耿耿寒星垂地，露凉白了人头。”我死死地盯着手机屏幕，那些板着面孔的字很快如一群破卵而出的蝌蚪般在我脑子里纠缠。我看到江凡站在他乡下那个屋子的露台上，手里夹着点燃的烟，烟头子上悬着的烟灰摇摇欲坠。他抬头望着天空，夜色荒凉，月光清冷，星子一颗接一颗跌下来，跌到他的身上，跌到他的心里，然后，他听到露水落下的巨大的轰鸣。

进殡仪馆的时候，我看到了刘汉，他默默地低着头，一张脸埋在灰暗的光线中。他的身上仿佛有了某种重量，把他肥硕的身体压向冷冰冰的磨石地面。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好心相助，竟成了压弯江凡的最后一根稻草。

大厅中央，江凡安静地躺在冰棺里，外面的鼓声、唢呐声、哀号声、啜泣声，与江凡的世界再也没有了关系。我看到搁在另一头的江凡的黑白照片，像模糊于灰色的院墙之上，那逐渐凝固的笑容，还在传递着人间种种无法解释的迷惑。

从殡仪馆出来回家的路上，阳光填满了县城的大街小巷。风像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东一下西一下乱窜。天空堆满了乱糟糟的云朵，笼罩在我頭顶上的是一天狼藉。

经过沙湾路的时候，看到一家新的职业介绍所开业了，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脑袋。有几个脑袋伸得很长，像待宰的鹅天真地伸长着脖子。和原先那些职介所一样，外墙上贴着刚写的招工信息，墨汁还没干，在纸上淅淅沥沥。那些红红绿绿的纸一头粘在墙上，另一头没有固定，一阵风吹过，发出呼啦啦的响声。

【责任编辑 朱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