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洲这一“汉时沙洲唐时津渡、宋时帆舸明清漕艘”的“诗渡”，几乎成为历代文人游历的文化圣地，文学的瓜洲，想来更能触动曹公叙写妙玉时的敏感神经。瓜洲意象之于妙玉的“收结”，更可看作她与污浊尘世相抗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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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萌

靖藏本《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写妙玉奉茶，脂砚斋眉批云“妙玉偏僻处。此所谓‘过洁世同嫌也。他日瓜洲渡口劝惩不哀哉！屈从红颜固能不枯骨□□”，周汝昌先生皓首穷经，续补校读为“他日瓜州渡口，各示劝惩，红颜固（不）能屈从枯骨，（岂）不哀哉！”妙玉这位于十二正钗之中“忽入一异姓女尼”，排行居中，“大有云断高岭之势”的女子，被师父告诫“后来自然有你的结果”。但“红楼梦未完”，妙玉的结局杳无踪迹，亦引得历来学界众说纷纭。

毋庸讳言，瓜洲是妙玉结局的关键所在，瓜洲的地理与文化，亦映照其性格与人生。在明清文人如曹雪芹的世界里，妙玉终局的“江北第一雄镇”瓜洲，自不会是春秋时期开邗沟、始于晋、盛于唐的古渡之风貌，而必然如《嘉庆瓜洲志》所描述的：“瞰京口，接建康，际沧海，襟大江，实七省咽喉，全扬保障也。”只是不知，妙玉在瓜洲，是如陆游在《入蜀记》中记录的“天气澄爽。南望京口月观、甘露寺、水府庙，皆至近。金山尤近，可辨人眉目也”的“江平如镜”，还是吴锡麒的“月黑星移灯屡闪”、初更过后的“渐逼疏蓬风淅淅”的一片清朗与静谧？

曹公笔下的瓜洲景象迷雾笼罩，而在文本中亮相不久即倏然隐去的妙玉，其形象亦只能透过文字的吉光片羽去追想。吃茶一节让白先勇批评“洁癖到著了相，反而修行不成”。其实妙玉何曾愿意修行，于饮茶、于古玩、于诗词文墨，她都极通，却与六根清净相去甚远，并非佛门的忠实信徒；而吃茶、赠梅、贺寿三段对“槛内知己”宝玉的情愫昭然若揭，带发修行亦是对佛教剃度的违逆，让李纨诸人觉得其为人“可厌”，想来这位“祖上也是读书仕宦之家”的贵族小姐，被迫于“红粉朱楼”之中卧于古殿青灯之旁了此一生，自然不甘，于是冷眼傲视人间，形成“天生孤僻人皆罕”的形象，早就“才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的局面。朱光潜形容为“既冷僻又不忘情”的妙玉，曾在湘黛联诗之后写下自己的“芳情”与“雅趣”：“振林千树鸟，啼谷一声与猿”，脂批评“‘振林一联深得唐音”；洪秋蕃则认为妙玉的联诗“山外有山，境外有境，匪夷所思”。诚哉斯言——红楼世界“异端者”妙玉的表面下，是温柔的君子形貌。一如蒋和森在《红楼梦论稿》中说的：“你并不是芒鞋破钵的苦行僧，而是一个金枝玉叶的修行者”，面临着自己独有的“世难容”的精神困境。

妙玉评湘黛之诗时曾说“如今收结，到底还该归到本来面目上去”，此句可谓妙玉其人与其终局的点睛之语——人应当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不遮掩性格，生活于本真的性情之中。而她的“收结之处”，瓜洲，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完颜亮。

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年）十一月，金帝完颜亮率六十万大军兵分四路直抵南宋长江防线，中路大军攻克瓜州，完颜亮以瓜洲为跳板横渡长江、一举荡平江南似乎志在必得。然而他于南京附近的采石矶大战中被南宋名将虞允文击败，加之军队哗变，终在瓜洲附近被部将所杀。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的《泊船瓜洲》是文学史上题咏瓜洲绕不开的名作。而南宋张辑的“英雄恨，古今泪，水东流。惟有渔竿，月明上瓜洲”与陆游描写宋兵抗金之壮盛战场画卷的“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中，感世事多艰、恨山河破碎、苦报国无门的郁愤之情更喷薄而出。——南宋以降，瓜州渡口就成为战斗复国的象征。最典型一例就来自南宋：德祐初年，文天祥渡过瓜洲与蒙元最高统帅伯颜谈判，被扣押于元营，脱逃时途径瓜洲渡江赴临安，写下“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名句。

瓜洲这一“汉时沙洲唐时津渡、宋时帆舸明清漕艘”的“诗渡”，几乎成为历代文人游历的文化圣地，文学的瓜洲，想来更能触动曹公叙写妙玉时的敏感神经。如十七回写妙玉，脂批“补尼道一段，又伏一案。”何时何案，不得而知，今人只能从六十三回邢岫烟口中得知她“不合时宜，权势不容”，“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脂批言“不僧不俗，此便是‘妙。”清代徐瀛的《妙玉赞》更为经典：“妙玉壁立万仞，有天子不臣、诸侯不友之慨。”由是观之，妙玉的瓜洲，不能仅仅因判词中“终陷泥淖中”“风尘肮脏违心愿”等语，而简单理解为堕落成风尘烟花女子，或真正遁入泥淖一般的空门，红楼梦未完，强解其意或许也会失之虚妄。相较于贺铸“红尘十里扬州过”的翩然、萨都剌“睡到瓜洲始渡江”的潇洒，贾府事败后，“芳情”无可排遣、“雅趣”无处可言的妙玉，从瓜洲踏上自己的“苦海慈航”，更似鉴真五过瓜洲、东渡扶桑的“壮游”——她的主观抗击和逃避命运的意识之独特、人生价值取向之主动，都让那“风尘”不是娼妓生活，而是逃离扰攘的尘世，“肮脏”（此作“kǎng zǎng”）亦非龌龊不洁，而是如文天祥所写的不屈与不阿——瓜洲意象之于妙玉的“收结”，更可看作她与污浊尘世相抗争的武器。

古镇瓜洲的瑰丽、鉴真东渡的壮举，在妙玉南下瓜洲渡的年代，早已湮没无存：瓜洲坍陷于康熙年间，尔后逐渐坍塌不止，五次凡二百余年，最终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走向它生命的“收结”。曾经“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的瓜洲，承载过太多兴衰存亡与一朝一代的时光，而今只剩一个外形与材质都很粗陋的古渡牌坊，无甚可观，只有在文字中依稀可见昔日络绎与繁盛、荒芜与凄美的幻影。

瓜洲古渡早已消亡，而渡口作为“送别之地”“返乡起点”与“停泊之所”的关口，也是“伤别”“漂泊”的归宿，千年以降，留存了历代文人离别与返归的复杂情感。从这个意义出发，无论妙玉在瓜洲遇到何人、遭遇几何，只要妙玉仍在文字的瓜洲中行渡，以渡船来“渡人”的瓜洲渡，都是她精神突围的最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