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十年来，温州曾一次次名扬国内外，也曾一次次跌落与迷失。现在，在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它又一次来到了发展的十字路口。

温州至今在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并没有丧失，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等五大传统产业已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链和区域品牌优势。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开始起步。

但温州要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不仅面临政策、金融、技术等民营经济共同的问题，还面临着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人才难留的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 王伟凯 徐佳鸣

发自温州

这是一个不大的门面，位于温州市鹿城区来福大楼一层的拐角，加上后面的仓库，面积在250平米左右，是温州常见的“前店后仓”式的门面。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纽扣，以及章华妹被国家领导人接见时的照片。

38年前，章华妹拿到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如今，章华妹仍然守着一个门面，忙碌地收拾柜台上的纽扣。

温州是一座位于浙江省东南部的沿海城市。改革开放之前，因为位置偏僻、缺乏耕田，这里是浙江省最贫穷的地方之一。

为贫穷所迫，温州人从1970年代就开始经商，竟意外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源地之一。温州逐渐催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成了一座“富得流油”的城市。时至今日，依然能够看到兰博基尼、宾利等豪车在温州的街道上呼啸而过。

不过在2000年之后，温州民间财富达到峰顶，在缺乏投资渠道的时代，开始迷失在资本游戏中。

经历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阵痛，温州人逐渐变得沉寂了。但其实，温州至今在传统制造领域的优势并没有丧失，电气、鞋业、服装、汽摩配、泵阀等五大传统产业已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链和区域品牌优势。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开始起步。

从个体户到企业家

距离杭州300公里，距离上海450公里，一面靠海，三地隔江。这个偏僻、耕地少、路难走的地级市，改革开放之前，曾经异常地贫穷、混乱。

当时，温州有这样的顺口溜：“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贷款吃饭”。平阳、文成、洞头曾是温州市的三个县，意思是平阳人去外面讨饭，文成人大多成了人贩子，洞头则靠国家贷款来养活自己。就是在这样一片赤贫之地，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

摆脱贫穷的渴望，让温州人有着冲破体制藩篱的冲动，个体户是他们的第一步。1970年代，不少温州人在自家门前开了档口，做起了小生意，章华妹就是其中一个。她的生意是始于一张直径50厘米的小桌子。他们家里有7个孩子，她排名老七，父母在国企的岗位被两个哥哥给顶替了，她只能靠摆个小摊养活自己。

当时，摆小摊、开档口、做生意不被允许，这种行为，常会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轻则批斗，重则坐牢。

1979年11月，工商部门的人告诉那些摆摊、开档的人说，去申请一张营业执照，就可以公开经营了。当时，章华妹所住的解放北路，不少人都申请了执照。刚开始，章华妹也没有注意那张执照上打印的“第10101号”意味着什么，直到2004年有媒体寻找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章华妹的店门面不大，位置也比较偏僻，如果不仔细寻找，很难找得到。但门头上蓝底白字写的“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广告语格外醒目。

2004年她被媒体发现是第一个个体工商户时，曾经放出豪言，要做一辈子“个体工商户”。不过，后来还是注册了这家华妹服装辅料有限公司，由个体户变成了企业老板。“第一个个体工商户”的名号给她带来了不少声誉和生意，目前她是“伟星纽扣”在温州的总代理，担任温州市个体劳动者协会副会长，2016年她作为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代表，得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会见。

“个体户是温州民营经济的早期形态，那些早年走出田间的个体户，都会强烈地想要成为企业家。”章华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浙江省人大代表、上海中和正道集团董事局主席周德文是“温州模式”多年研究者，他撰写的《温州民营经济创业史》一书，记录了大量的此类故事——改革开放前夜，不少温州的先行者因为“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身陷囹圄，或者亡命天涯。

“八大王事件”是很多温州人挥之不去的记忆。1982年初，全国开展打击经济领域“投机倒把”的犯罪行为。温州的五金大王、矿灯大王、螺丝大王、合同大王、旧货大王、目录大王、线圈大王以及电器大王8个人被列为重要打击对象。

三十多年过去后，当周德文再次回顾这些先行者时，沧海桑田，有的已经离开人世，有的靠打理杂货铺谋生，有的则成为备受尊重的企业家。

时至今日，说起温州，不少生意人还都会随口说出在中国民营经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几个地方：“中国电器之都”柳市镇、“中国鞋都”鹿城区、“中国纽扣之都”永嘉县。在温州，大大小小规模的工厂，随处可见。

“白天做老板， 晚上睡地板”

1980年代，温州快速地形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购销员队伍为骨干的民营经济模式。温州人最终从那个年代冲了出来，成为了时代的先行者，不少个体户后来也变成了企业家。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温州的启示》。“温州模式”第一次正式被提及。此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三入温州，并写出了三篇介绍“温州模式”的文章——《小商品 大市场》《家底实 创新业》《筑码头 闯天下》，让“温州模式”名满天下。

2018年10月31日晚上，在鹿城区的一个海鲜大排档边，62岁的陈其亮将他的那辆一百多万的奔驰车停稳，和老板熟练地打完招呼后，就在靠门口的地方落座。

“抖音里有一句话，很有感触，那是马云说的，年轻不吃苦，你要青春干吗。”陈其亮点了一根软中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从1980年代开始，陈其亮就开始做生意。过去三十多年，他先后做过鞋厂、服装厂、酒店等生意，安全度过两次金融危机，积聚了不少财富。“收档”后的老陈，平时就喜欢找老朋友们喝茶、闲聊，最近喜欢上了抖音，并从抖音里学到不少东西。

“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是很多温州人的经历。陈其亮回忆起早年在湖南卖鞋的经历。那个时候，他和搭档坐着绿皮火车，将皮鞋运到湖南邵阳，一路上就睡在货仓里。到了邵阳后，也不敢离货物半步，吃睡都和货在一起，货在哪儿，人就在哪儿。

1991年，温州知名企业家王均瑶开辟了温州—长沙的首条私人包机航线，在温州当地引起轩然大波。当年，在邵阳赚到钱后，陈其亮就坐过一次这条航线。虽然要比火车贵几千块钱，但是他就是想要体验一把当老板的感觉。

“飞机很不稳，在天上晃来晃去，不过我们都不觉得害怕，以为飞机就该是这样。”陈其亮得意地回忆。那个时候，几千块钱对于他来说不算什么，一次在长沙打牌，一晚上就输掉了几万块。

周德文从1980年代开始研究温州民营经济，他向南方周末记者总结，农村里的“能人”，是温州第一代企业家。当时，一个农村家庭就能全产业链地做出皮鞋、眼镜、打火机等轻工业品。然后被销往到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当年温州就有号称“10万供销员”的销售大军。

温州人也收获了“东方犹太人”的称号，被称为中国最会做生意的群体。温州也一度被称为中国的曼哈顿、迪拜。

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温州人在市场经济的初期赚取了大量的财富，使温州成为全国最富有的地方之一，就连省会杭州，也提出要向温州学习。

“新温州模式”

从1980年代开始，在中国兴起了三种非公经济的模式，除了“温州模式”外，还有以外向型经济为主、来料加工的“珠江模式”，以及以乡镇企业为主的“苏南模式”。

这些地方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迅速富裕起来。不过，温州模式在2000年之后就早早地“未老先衰”。一种“脱实入虚”的“炒”文化开始在温州兴起。

2003年，时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史晋川教授曾经预言，“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这一预言抛出之后，引起了很大的波澜。

史晋川当时提出了三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温州制造业结构演变极其缓慢，基本局限于低加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皮革、服装、打火机等；作为沿海开放的14个城市之一，温州在引进外资上却鲜有动作；温州人闯荡全世界，却很少见到外地人在温州办企业。

周德文对史晋川进行反驳，他认为温州模式具有与时俱进的基因，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他还提出了“新温州模式”。

“新温州模式”有几个要求，突破家庭工厂、家庭经营的限制，走向企业联合、兼并、重组的道路；调整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向资产经营的综合发展道路；提高民营企业老板们的素质，造就一批具有现代智慧的新型企业；抛弃传统家族式管理，走向现代企业制度。

2000年后，温州也确实走出了一批全国知名的品牌，如奥康、正泰、德力西、康奈等，这些企业抛弃家族式管理，聘请职业经理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股份制度，成为民营企业的典范。

不过，也是在那个时候，传统行业利润下滑，来钱慢，这使得赚过快钱的老板们很难适应。他们选了另外一条道路——炒房、炒煤、炒矿、炒大蒜、炒出租车。以出租车为例，1998年，温州市出租车经营权证的拍卖价格是71.5万元，没过几年就被炒到了140万。

“温州炒矿团”“温州太太炒房团”等频频见诸报端，他们出手阔绰，买卖决绝，动不动就承包一片矿、买下几栋楼，温州陷入了一场由炒带来的“财富狂欢”当中。▶下转第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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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那段被外界妖魔化的温州人炒房史，与当时落后的金融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唐高平曾在2006年对此进行过研究，他写道，当时的金融机制单一，居民投资渠道狭窄，以储蓄为主，而巨额储蓄又因为缺乏专业管理，很难转化成引导产业升级的资本。

先富起来的温州，民间投资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炒房团正是这种现象的产物。

李韩曾在2005年前后参与过炒房、炒矿。他是陈其亮的老伙计，也是温州第一代创业者。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时温州的房价已经过万，这要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房价高出很多。

此外，在藏富于民的温州，银行大量的存款余额都需要放贷出去，而这些钱有不少就随着温州炒房团，流入了楼市、矿市。2004年的时候，李韩花了200万在鹿城区建了一座厂房，很快几大银行就找了过来，鼓励他做质押贷款。

李韩本打算贷200万，把后续的装修给做完。但是银行业务员却说，就你这座厂房，最少贷个2000万。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太保守了，然后拿着这2000万就去山西买了一个矿，去上海买了几套房，赚了好几倍，很快就把贷款本息给还上了。

刮骨疗伤

令周德文感到遗憾的是，当年他力挺的“温州模式”“新温州模式”，却在脱实入虚中迷失了自己。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温州进入了备受争议的10年。

温州的小商品不少销往海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外销产品受到巨大冲击，人工成本的增高也使得传统产业利润下滑。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那几年，除了几个明星企业完成转型，绝大部分的工厂依然在老路上行走，没有找到新的出路。

2011年11月，在过完自己55岁生日之后，陈其亮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叫到身边，问他们是否愿意把他名下的鞋厂、皮革厂接手。但是，遭到了两个儿子的拒绝。

7年后，回忆那一场谈话时，陈其亮双眼饱含泪水，那一刻，他真正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结束了。两个儿子都在事业单位上班，他给孩子们攒的钱，够他们一辈子花。两个孩子不接班，他也能理解，开工厂不容易，他也不想让孩子像他们那代人那么辛苦。

1个月后，他请亲戚朋友吃了一顿饭，宣布“金盆洗手”，收档不干了。他把几个厂房租给别人，从一线退到二线，每年靠收一百多万的租金生活。

2008年到2011年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史上“最黑暗的三年”。一位出租车司机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有着“温州外滩”之称的江滨西路灯火通明，到处都是外地来淘金的人，如今却冷冷清清。他自己的收入，也从早些年的月入一万多，变成了五六千。

中国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曾经给出过监控数据，2011年8月份，温州的民间借贷综合利率高达25.4%。这要比传统工厂的利润高出很多，辛辛苦苦做工厂，还不如把钱给借出去。

周德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互保”这种模式是银行发明的，一方面大大地激发了民营经济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对民营经济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一系列企业的倒闭，跟互保是脱不了关系的。”

2012年3月，多次调查之后，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希望将民间金融纳入监管轨道、降低风险，引导隐藏在“地下”的数千亿民资早日实现“阳光化”。

国务院给温州确定了12项改革任务，如建立健全民间融资监测体系，形成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温州指数”、探索小额贷款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等，以破解“民间资金多、投资难；中小企业多、融资难”为目标导向，以构建金融组织、产品和服务、资本市场、地方金融监管“四大体系”为基本框架，一边刮骨疗伤，一边培元固本。

新起点

2008年，当金融危机开始冲击温州民营经济时，曾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寻找新的出路，投身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热门领域，试图在传统行业之外，再辟一条新路。

被称为“眼镜大王”的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在2008年时豪掷6亿进军投资大、回报慢的太阳能行业，但很快便陷入到投资无底洞中。

2011年，行业低迷，银行信贷全面收紧，胡福林陷入了资金危机。无奈之下，他将目光转向了民间借贷。最终资金链断裂，前期的投资都打了水漂。当年9月，胡福林选择了“跑路”。不过，20天后，他被劝返回到了温州。后来有媒体采访他，他说当时“跑路”时身上只带了2000美元。

10年之后，温州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第一代创业者开始逐渐老去，面临着“接班问题”。和陈其亮的遭遇一样，不少本地老板的孩子都不愿意接手父辈的那一个大摊子。

章华妹曾经希望将自己的纽扣厂转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的心思在餐饮和KTV生意上，最终也没有完成交接。

但也有接班成功的案例。1981年出生的黄子龙，2009年接班江南控股集团。这是一家知名企业，主营业务是阀门。

从1985年开始，在他父亲黄作兴的经营下，江南阀门厂从温州本地一批作坊式阀门厂中胜出。鼎盛时期，江南集团业务涉及阀门、皮革、地产、物流、境外矿山等领域，2008年之前业绩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2011年，集团控股的“江南皮革厂”出现重大问题，作为公司经营者的黄子龙堂哥黄鹤喜欢赌博，受澳门赌博集团影响，欠下巨额债务，跑路了。

皮革在当时本是给集团输血的正向业务，2010年的利润超过3000万元。突然出现超过1.26亿的担保债务危机和众多工人的工资、安置费用，一下子给黄子龙带来巨大的压力。在当地政府的帮助、斡旋下，银行没有抽贷，给了他们喘息的机会，到2016年，黄子龙才彻底让公司走出危机。

民营经济一方面活力盎然，一方面也相当脆弱。这一课，让这位曾经留学加拿大的第二代迅速学会了持重。黄子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庆幸2006、2007年时家族没有投资曾经关注过的多晶硅光伏业务。接班近10年，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之一是让公司基本没有贷款。

最近几年，温州也在努力地寻找新的突围方向。南方周末记者梳理，进入2018年之后，温州也已出台了多项政策，优化营商环境，引进新兴产业、扩大对外开放。

温州市一位经济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温州需要和杭州、宁波对比，要比人才、环境、新的数字经济的爆发力。靠传统的这种增长，哪怕一直都很好，但是别人比你成长得更快，有时候压力就在于比较。我们号称要做浙江的这个铁三角，所以是盯着这个位置来的。

但温州要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还面临着生活成本过高导致人才难留的问题。温州虽然是二线城市，但是有着比肩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均价3万以上的楼盘随处可见，衣食住行等生活开支与广州、杭州也并无差异。

怡联科技总经理、温州市鹿城区第九届人大代表胡亮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此前，他曾做过一个调研，从温州走出去的本科生、研究生回到家乡工作的只有四分之一，其他的大多都选择到了北京、上海、杭州这样的城市发展。

他是温州的一个“非典型”企业家，1996年，他从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毕业，是中国最早一代“码农”。怡联科技是温州本地一家高新技术公司，2017年在新三板挂牌。

（应受访者要求，陈其亮、李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