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征南

中、美战舰正发射炮弹、巡航导弹和激光等武器，在海上展开鏖战。美、俄隐形战机正以无人机为僚机，在空中相互缠斗。上海和硅谷的黑客们也在数字战场进行激战。这究竟是一部小说虚构的场景，还是未来现实世界发生的真事？答案是两者兼而有之。2015年11月3日“新美国”智库高级研究员彼得·华伦·辛格应邀前往美国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作证，这位颇有名气的学者当时提出了不少至今仍被中美两国学界所关注的设想。本文就是他的证词摘译。

麦凯恩主席、里德参议员，感谢你们以及委员会其他委员邀请我参加今天的听证会。我是一名防务分析学者，我撰写的学术著作涉及今天听证会系列主题的方方面面，包括私营军事承包商、无人机、机器人技术和网络空间安全等。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本人在新书《幽灵舰队：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畅想》提出的经验教训。

传统冲突的风险与新的危机

20世纪是大国博弈的世纪，两场世界大战导致了数千万人丧生。此后的冷战对地缘政治产生了影响。然而21世纪初，此前人们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忧虑似乎已成为历史。美国担忧的对象从大国对手转向了“失败国家”，关注的焦点也由组织严密的国家军队威胁转向了暴恐分子构成的跨国网络。《纽约时报》曾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时代已经结束，并预言“战争已变得不合时宜”。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就好了。如今俄罗斯在乌克兰开疆拓土，并时常派遣带有红星标志的轰炸机深入欧洲境内，导致北约的警戒程度已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太平洋地区，中国过去几年建造的战舰和战机数量超过所有国家，同时五角大楼也宣布实施一项新战略，力求依托新一代的高科技武器来“抵消”中国威胁。

战争可以通过任何一种途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各国处心积虑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是源于危机事件的失控。未来几十年，可能会突然爆发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可能源于两艘敌对状态的战舰在一个海图都找不到的礁石旁的意外碰撞，也可能是2020年左右，随着全球体系的重新洗牌，在缓慢酝酿之后突然爆发。

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实力肯定稳步提升，届时可与美国分庭抗礼。两国军事计划人员和政治领导人都认为己方会通过一场“短促而激烈”的战斗而获得胜利，从而会加剧上述两种场景的风险。

开诚布公地讲，尽管中国报纸《人民日报》警告称，如果美国不调整太平洋政策，那么“中美之间必有一战”。但是我认为这场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尽管这可能只是一种姿态（2014年珀斯美国亚洲中心的一次民调显示，74%的中国人认为解放军能够打赢与美国的战争），但也进一步阐明了简单而又重要的事实：全球形势正在发生变化，此前可以想象、此后又不可想象的事情，如今再次變为可能。

对美国国会而言，这就意味着在制定威慑与作战计划时，必须要认清上述风险，甚至更大的危机。以史为鉴，英国作为上个世纪的全球霸主也遇到了许多美国今天面临的挑战，例如阿富汗和伊拉克，但这些挑战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危机和损失相比，却有着天壤之别。

多域冲突

大国冲突与今天所谓的“小型战争”截然不同。美国已经习惯打小型战争，但这在其他国家眼里，却成为美国的新弱点。关键就在于大国冲突不一定会在南中国海等地图上的具体地点爆发，而是会在所有作战领域展开。

与塔利班、“伊斯兰国”，甚至萨达姆·侯赛因掌权时期的伊拉克不同，大国有能力，也将会在所有领域展开鏖战。这将对某些美国过去可以为所欲为的领域构成威胁；事实上，美国上一次打一场势均力敌的空战和海战，还是在1945年。

然而21世纪的战争也会围绕两个新兴领域的控制权而展开。如今，军事通信与指挥控制的生命线，已由太空来维系。这就意味着人类将首次为争夺制天权而战。事实上，中、俄都拥有反卫星武器项目。

同样，我们已经认清“网络战”远非窃取社会保障号码或者好莱坞高管的闲聊邮件那样简单，而是可以摧垮现代军队的神经系统，并依托“震网”病毒式的数字武器造成物理破坏。令美国感到忧虑的是，去年五角大楼的武器测试员发现每一项重大武器项目都存在易遭网络攻击的“重大安全隐患”，同时我们许多最新武器都是由微型芯片来控制。但是此类芯片日益由我们的潜在对手设计制造，从而加大了硬件遭受网络攻击的风险。

在上述两大空间，我们必须更加注重提升防瘫抗打的弹性能力，从而实现“拒止威慑”（deterrence by denial），抵消所有攻击的潜在效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采取全新的方式，依托小型、廉价的卫星群而不是数量少、造价十几亿美元的故障点来构建我们的太空网络，同时我们也要加强网络的安全。

这不只是要增加开支的问题，美国政府也要勇于探索新方式，不能用老方法来应对新挑战和新能力。例如美国可从爱沙尼亚可以学到很多经验教训，因为该国已从首批遭受大规模网络攻击的国家，转而成为网络攻击防范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了一个网络防御联盟。

新的竞赛

1945年以来，美国的防御规划工作始终寻求技术上的“代差”，注重依托质量优势来“压倒”对手。这一理念融入了美国防务工作的方方面面，从整体国防战略一直延伸到小单位战术。

然而，美军部队未来不能再指望这种压倒性优势了。外国政府支持的大规模窃取知识产权行动，意味着我们要为对手的研发费用埋单。我们的对手同样也在发展自己的技术。

例如中国的研发开支刚刚超过了欧盟，而且五年之内也将会赶上美国。这些新项目既包括全球速度最快的民用超级计算机，也包括三种不同型号的军用远程无人攻击机。最后，我们的对手也能购买到一些现成的技术即便不是美国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例如，最近一次机器人大赛的冠军，并不是美国的国防承包商，而是一组韩国的学生工程师。

而且一系列可能改变游戏规则的作战系统也是层出不穷，我认为这包括了下列的领域：

（1）新一代无人系统不仅在尺寸、外形和结构方面日益多样化，而且自动化程度和装备性能也越来越高，既能执行情报、监视、侦察以及打击等多元任务，也可从航母甚至单兵等任何平台起飞。

（2）武器不再依托拳脚体能或者驱动子弹的火药运行，能源本身就可成为武器，包括射程可达100英里（161千米）的电磁轨道炮以及能够改变攻防成本对比的新型定向能系统。

（3）超远程、超高速空对空导弹、空对地导弹和打击系统。

（4）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传感器以及大数据和作战管理系统，它们将重塑“观察、判断、决策和行动”周期。

（5）3D打印技术对当前国防市场产生的影响，就如同iPod对音乐产业的影响一样巨大。

（6）人体机能改良技术，将会重塑战争的人力要素。

我建议在座的参议院委员会以及所属工作人员去DARPA、海军研究办公室、桑地亚实验室和空军研究实验室等令人惊奇的政府实验室和设施参观一下，你们在那里可以亲眼发现这些看似科幻小说的技术绝非空穴来风。

然而当前问题在于美国政府往往会拿现在拥有或者不久就会得到的技术装备，与今天正在购买或者未来计划采购的武器系统进行比较。这使得美军的武器现代化项目并不是那么现代。例如，如果从概念形成的时间算起，美国政府记录在案的十大投产项目（Program of Record，译者注：投产项目是美军武器采办的一个固定术语，意指已获立项、正式投产的项目，通常又称为“里程碑B”阶段）大部分都与公民的投票年龄（译者注：18岁）一样老，某些项目的岁数甚至比我还要大。

通常，美国政府都是在某项系统尚未经过真正测试之前，就决定进行大规模采购，并锁定某些重大项目不放，认为它们“规模过大，不容有失”。但这些项目实际上并不是什么的新鲜事物。这种方式不仅影响了美军的采购方向，而且也延长了研发时间，最终使美国对所购系统的预期直到未来几十年后才能实现，从而限制了当前和未来的灵活性。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单架马车造价的扶摇直上，会决定采购者驱马前行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