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新雨

最近，国家图书馆开库展览了馆藏的文津阁《四库全书》。这是清代编撰而成的7部《四库全书》中唯一一部原书、原函、原架保存至今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丛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记者日前采访了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华教授以及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踪凡教授，他们讲述了编修此书背后的故事。

乾隆皇帝“立言”之作

曾有一部热播电视剧中有过这样的桥段：深夜，宅院中，乾隆皇帝命大才子纪晓岚焚烧某因言获罪的文化名人之藏书，否则将以同等罪责论处纪昀（纪晓岚本名为昀，字晓岚）。紧急之下，纪昀心生一计，便求皇帝许他有四部书的“豁免权”，皇帝应允了。纪昀得意地对皇帝说，请命人挑出这堆书中的经、史、子、集四部书，剩下的我马上就烧。皇帝愣了，因为经史子集四部书，包含了所有的书——书自然是不用烧了。

这个桥段很可能是杜撰的，不过其中透露出的两个信息却是真实的：其一，“经史子集”的分类方法几乎可以涵盖所有的中国书籍；其二，纪昀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可以让他“肆无忌惮”地对皇帝提出一些关于书的要求。纪昀的这个身份便是《四库全书》编修总纂官。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们都注重“立言”，所以，乾隆皇帝需要这样一部纵贯古今而规模最大的丛书来彰显自己的文治之能。这部抄录了3500多种书籍的丛书，是一部近乎传奇的图书集成。然而，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部书在保留珍贵文献上作了贡献，但是因为一些进献给朝廷的典籍反被禁绝、焚毁，大家对其也有异议，鲁迅先生对于《四库全书》甚至有“《四库全书》出而古书亡”的评价。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册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

乾隆在修书过程中的“寓禁于征”，也多为人指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四库学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华教授特别指出，“要客观对待‘寓禁于征’,开馆修书与禁书对乾隆来说也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书籍攻击朝廷等并不多，对乾隆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随着征书越来越多，违碍惊心亦越来越触乾隆之目，征书也就自然走向禁书，此谓‘寓禁于征’。不过，禁书是历代封建王朝皆有的事情，改书亦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法，并非乾隆一个人的专利。”

乾隆帝于1773年下令成立《永乐大典》辑佚处，派军机大臣为总裁官，与《古今图书集成》（康熙皇帝所集）互为校核，择取缮写，各自为书。并将这些书汇总起来，名为《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的编撰即由此开始，至嘉庆初年才结束，实际上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由于全书共誊抄7部，分藏7处，能有效避免各种条件下的“书厄”。

“四库全书”的底本来源多样

两位专家介绍，《四库全书》的底本有很多来源，最主要的有6种：①内府本，即政府藏书，包括武英殿等内廷各处藏书；②敕撰本，即清初至乾隆时奉旨编纂的书，包括帝王的著作；③各省采进本，即各省督抚征集来的图书；④私人进献本，即各省藏书家自动或奉旨进呈的书；⑤通行本，即采自社会上流行的书；⑥《永乐大典》本，即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佚书。

除了必须是善本足本之外，一部书若想收入《四库全书》，需要符合诸多条件，例如这部书的作者必须是已经故去的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踪凡教授告诉记者，这条规定还引发了一件趣事：纪昀作为总纂官想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所作的《玉台新咏考异》收入《四库全书》，但是碍于这条规定，只得将这部书署上了自己已经故去的父亲纪容舒的名字。“但是根据后来学者的考证，这部书就是由纪昀所作。”踪凡教授说。

陈晓华教授介绍，乾隆非常重视四库修书，自始至终一直关注，对修书有功之人给予了奖励。踪凡教授介绍，《四库全书》在当代有两次较大的续补：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由季羡林先生领衔，对《四库全书》的存目书进行搜集，编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二次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顾廷龙、傅璇琮领衔，对《四库全书》进行大规模的续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