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大中

马烽、西戎合作的《吕梁英雄传》是写抗日战争的，但人们不说它是历史小说，而说是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李骏虎的新作《共赴国难》，是一部有大视角、高境界、新写法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它们之所以不同，在于作者的视角和展现的题材面有广狭之分，《吕梁英雄传》截取了抗战期间吕梁山一小块地区人们的抗战生活画面，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李骏虎的这部小说，作家的描写重点，是几个抗日力量的指挥机关，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各种关系，是全景式的扫描。读了小说之后，读者也就了解了那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了解了抗日战争的大体进程和经历的曲折。

这部小说里没有单一的主人公。在诸多的抗日力量之中，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它主宰着抗日运动的发展，要说主人公，共产党就是这部小说的集体主人公，毛泽东是它的代表，其他各种社会力量都围绕着它发展、前进、演变。从张学良的东北军把抗日愿望、抗日意志化为抗日行动，到蒋介石改变“围剿”红军的策略、走上跟共产党及其军队联合抗日的道路，这中间曾发生多少曲折，多少斗争，作者都有仔细的描写。有朋友变成敌人，也有敌人变成朋友；有前后一百八十度转变，也有小角度调整；有表面示好背后捅刀子，也有真心实意的帮助、协商。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历史有外部的历史和内部的历史之分，那么，我们从这本书中看到的，主要不是外部的历史而是内部的历史，它把各派力量在抗日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路线分歧作为描写的重点。

像战略决策这类大事，在这本书里，都不是靠作者叙述，而是由人物的言行表现。互相之间的说服、辩论，或者说互相间的接触，乃是正确路线形成的过程。如周恩来跟张学良谈判就把原先拟的“抗日反蒋”改为“逼蒋抗日”。此前，写到洛甫所拟《讨蒋令》。由“讨蒋”到“逼蒋抗日”，看似一个漫长过程，却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完成。在这部小说里，作家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有时用望远镜，有时近距离地观察各抗日力量是如何看待战争进程和指导战争进程发展的。读这部小说，像看到作者站在高高的空中，鸟瞰着一支支抗日队伍，看他们的走向，研究他们何以那样做。

这部小说把那一段历史作为表现内容，把路线的形成过程作为描写主线，就深入到抗日战争的骨子里去了。小说的题目是《共赴国难》，关键在“共赴”二字上。写了策略上的交流、商讨、演变，就使原来各自为政、互不联系的分散状态扭成一股绳，真正变成了一种合力，使“共赴”二字得到了有力的表现。

这部书作为历史小说，重点在小说不在历史，即无论怎样写，你必须让它呈现出小说的面貌，而不是历史著作。或者说，这是小说，不是历史。是写历史，却不可当历史读。在这点上，作者做了很大的努力。

首先在着力塑造人物性格。作者写毛泽东，着力刻画毛的幽默和风趣，如在严肃场合跟其他领导人或其妻子开玩笑，等等，并且越是形势紧张的时候越不忘刻画毛的这种性格特征，使人看到了毛的领袖风采。蒋介石是个城府很深的人，他只做不说，他的心思只能由人们去猜想。他的谈判两条线，也是各自独立执行，互不联系。这是古今中外大独裁者惯用的手法，蒋介石熟练运用，表现突出。比较起来，张学良显得直率，容易冲动，在控制感情上缺少历练。阎锡山是民国政坛的不老翁，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胁迫、蒋介石的大军压境和红军东渡三种势力的困扰，他以圆滑的手腕应付，是一副政客嘴脸。对晋绥军旅长温玉如请战的处理，表现最为突出。在所写主要人物中，除去毛泽东，数阎锡山最有哲学头脑，阎锡山创造的“中”的哲学，在山西人中产生过很大影响。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写到阎锡山，几次使用哲学语言，如说阎锡山“黑下脸来，左右看看，清清嗓子说：‘我常说，什么可怕，不如自己不明白可怕；什么没法子，莫若赶不及没法子……’”这使阎锡山的独特形象毕现。

其次是加强心理描写。写林彪，小说中强调不是路线分歧，而不过是林彪一心想着到陕南去打游击，是他的个人愿望。林彪在申述他的作战方略时，又几次说他不懂得政治，只知道打仗。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对晋绥军陕北“剿总”司令部少校参谋齐凤周陪同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谋平田中佐一行参观黄河碉堡防线时的心理活动。对这个日本人，他既“心生敬意”，又“愤恨不已”，这两种情绪像两条毒蛇一样咬嚼着他的心。他很想把那个日本人杀掉，“灭一灭他们的威风”，也使自己“落个抗日英雄的美名”，同时“为国人出一口气”。没有机会得手，他不得不装出一副笑脸带着那些鬼子去参观黄河岸边的碉堡。在领袖人物中，如果说蒋介石的心理最隐蔽，是隐的，那么，毛泽东的心理就不怎么隐藏在人们视线之外了。这是毛泽东当时平易作风和能够跟同志打成一片的表现。

再次是注重细节描写。这本书写的是战略路线上的分歧，够得上军国大事，大到不能再大。即使这样，作者还是写了不少细节，使读者看到的，不是干巴巴的路线争论，而是不同人物间的亲切讨论，互相启发和交流。毛泽东在红军东征动员大会上讲话，“趁着大家鼓掌”，毛泽东端起茶缸来喝了一口水，这时，“台下前排坐着的一个戴眼镜的指挥员突然跳起来，两步跃上戏台，端起毛泽东的茶缸，嘿嘿笑了两声说：‘主席，听你讲话太激动，口都渴了，借你一口水喝。’不等毛泽东同意，仰起脖子就灌了几大口，抹抹嘴把茶缸放下，又跳了下去……”这个细节表现了当时红军内部，或者说共产党内部官兵不分、官兵一致的平等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第二部第一卷写毛泽东在张家塌村欣赏雪景，细致入微。正是这场雪景，导致毛泽东著名作品《沁园春·雪》产生，为紧张的渡河东征大战增加了诗意。写林彪，有这么一段话：“红一军团驻地，林彪按照大战之前的习惯倒骑着椅子，双臂交叉在椅背上，歪着脖子望着墙上军事挂图出神。林彪把多年养成的这个习惯叫做‘读地图’……”刘少奇是这部小说中用笔最少的一个人物，也是作家全力歌颂的一个人物。在不到千字的描写语言中，仅用戴先生（刘少奇）传达中共精神，河北省委的王林“眼睛越来越亮，看得出他曾经迷惘的内心和涣散的信心正在重新凝聚”一个细节，就把刘少奇的形象烘托出来。这些细节描写，不仅是塑造人物性格的手段，也是以小见大，以微观表现宏观。表面是人物的活动，背后是抗日战争的全景，是全景和特写镜头的结合。也正是这些细节描写，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浓浓的诗意和如诗如画的图景。

写真实人物难于写虚构人物。这部小说虽然是写真实人物，却能使人读下去，跟采取以上写法是分不开的。

读这部小说，我们还看到，有不少细节游离在小说所展开的抗日历史的情节之外，是所谓的趣闻轶事。如何把这些趣闻轶事穿插进来，增强小说的艺术性和趣味性，是摆在此类小说作者面前的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在“中央军入晋”一节写叶剑英施行“空城计”和打“地道战”，就属于这一类。在叶剑英的“空城计”下，一边是叶剑英指挥部队休息，“有抱着枪睡觉的，有吃干粮的，战士们嬉笑着在隐蔽处看热闹”，一边是“邢家骧举着望远镜观察，看见中弹的‘红军’都烧成了灰烬，这才发现上当了，赶紧命令停止射击……”使一愚一智两种打仗方法对比分明，也使小说增加了阅读趣味。

在渡河作战中，红军抓到了一个误传军令的晋军传令兵，“押着去见指挥战斗的师长贺晋年，贺晋年一看那份军令，大惊失色”，得知敌人正在偷袭我军总部指挥所，于是及时地派出兵力参加救援总部的战斗。这场误会反使我们好像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毛泽东对此夸奖不止，又说：“要是阎锡山知道这是他的兵送的情报放跑了毛泽东，肯定气得吹胡子呦！”误传军令这类事，在通讯工具不够发达的抗战初期是经常发生的，却不一定发生在跟红军总部有关的战斗中，现在作者把它拿来一用，既使小说增加了阅读的兴味，也为表现毛泽东性格的丰富性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