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伊俊铭

新闻学自其诞生以来，就与社会上各个领域交织在了一起。著名新闻人普利策把新闻记者比作船头的. 望者，作为社会的“预警员”，应当客观报道灾难事件，以此警示后人。合格的新闻人，不能只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素养，同时也要对其他专业有所涉猎。其中，历史学的理论对新闻报道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在历史学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布罗代尔把历史研究分成三个时段：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这三个时段分别对应着历史事件的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ts）。三时段理论应用到灾难性新闻报道当中，可以把“结构”理解为灾难发生中深层次的历史渊源；“局势”可以定义为灾难发生的社会原因，从制度等层面进行分析；而“事件”可归于灾难面前不同个体的行为，以及灾难发生和后续产生的影响。

1987年5月6日，我国大兴安岭发生火灾。此次火灾持续燃烧了二十多天，燃烧面积多达五十多万公顷，直至6月2日才完全扑灭。

《中国青年报》在大火被扑灭20多天以后的半个月内，发表了《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三篇系列报道。该组报道被称为“三色咏叹调”，其以“全景式”内容开启了中国灾难性报道的新篇章。

“三色咏叹调”指出，报道是从自然、社会与人的关系中反映灾难背后的多方原因，此种立意正符合了“结构”“局势”“事件”三时段。

一、中时段视角

中青报于6月4日刊登了首篇文章《红色的警告》。文章批判了制度弊端：官僚作风盛行；行政部门办事效率、应变能力低下；官员为报业绩而忽视民众生命安全。报道特意从火与社会的关系展开。

大火的发生与蔓延，是因在“中时段”（局势）这一环上出现了问题。

二、短时段视角

6月27日，中青报刊登出《黑色的咏叹》。文章形象地刻画了在火灾面前，不同人物的命运和人们在灾难面前所作出的抉择：救人的意志与求生的欲望；政府官员控负心理。这一篇文章吻合了“短时段”（事件）因素，读者对整个火灾有了更广阔的了解。

“短时段”是我国媒体在进行灾难性报道时最愿意选择的角度，但媒体只把视角放在“救人”事迹中，而对灾难中悲凉丑恶事件只字不提。长此以往，受众对灾难的危机意识会被淡化。

三、长时段视角

最后一篇文章《绿色的悲哀》在7月4日刊出，主题升华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文章描绘了当时自然环境的恶化，批判了人类在自然与经济利益面前的短视，质问了有关部门在保护环境上的不作为。

在长时段（结构）中，人与自然之间有机的、严密的和相当固定的关系遭到了破坏，文章主题深刻，令人发省。

“三色咏叹调”有效地以大特写方式展现了火灾全貌，还原了现场现状，突破了我国灾难报道的不足。

“长时段是社会科学在时间长河中共同观察和思考的最有用的渠道，也是各门社会科学可能使用的共同语言的时段理论”。但我们在借用该理论指导新闻报道时也要注意，布罗代尔过分强调了“长时段”的优势，他倾向于将“人”主体从历史中淡化。这一点是我们新闻界必须要警惕的一点。

西方新闻界有一种说法把灾难性事件称为记者的节日。“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西方记者出于竞争的压力，对灾难性事件的新闻报道往往更快，并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报道经验。”目前我国媒体在报道灾难性报道时，呈现出“过于沉稳”的毛病：囿于“短时段”一角或集体失声。政府部门的“控负”做法使媒体面对灾难不敢报、不想报、不能报，舆论通道长时间被堵塞。在新媒体时代，受众恼于无法获得充足信息，政府与媒体公信力渐渐丧失。

相关部门的“控负”行为不能作为媒体失声或者报道不充分的护身符。在灾难性报道当中，我们应合理参考三时段理论，尤其是在“人祸”中，媒体应当兼顾事件产生的原因以及人性善恶两方面，以完善的信息打通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交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