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理慧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00）

在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里，在封锁期间的电车上，有妇之夫吕宗桢为了躲避远房亲戚的纠缠，换坐到大学英文助教吴翠远的旁边，向她搭讪、调情。在有一搭没一搭的搭讪中，他们竟然“恋爱着了”。然而，正当两人你侬我意时，封锁开放了。

据陈存仁先生的《抗战时代生活史》介绍，上海沦陷期间，平常生活中一旦有可疑活动（指反日倾向），立即封锁挨户搜查。“小的事情一两小时可以解决；大的事情，非搜查到凶犯决不解除封锁，封锁地区一切车辆都要绕道而行。……封锁区内的老百姓连买菜都不许可。”在《封锁》里，张爱玲也写到了封锁给普通人造成的惊惧与恐慌，但张爱玲的写作重心既不在于展现封锁中刀光剑影、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也不在于叙写封锁线下沦陷区人民的屈辱与苟安，而在于状写封锁中人的真实生命欲望的自然流淌。

在《封锁》的电车车厢里，车外的紧张情势骤然隔断了人的身世，人变成了单纯的男人与女人。吕宗桢从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庸俗的丈夫、一个职业的会计师，升华成吴翠远心中可爱的“萍水相逢”的人。而吴翠远也过滤掉那种“在学校里受气，在家里也受气”的身份，成了吕宗桢眼里的动人女性。在狭小的空间里，他们相互关切、相互抚慰，竟产生了若有若无的恋情。恋爱使他们发现了真我，照见了各自生活里的空虚和自我缺失。人到中年俗务缠身的宗桢竟然发现，“他能够使一个女人脸红，使她微笑，使他背过脸去，使她掉过头来。”这个发现使他强烈地感到自己婚姻的不幸，进而升腾起对爱情的渴望。而“新式家庭”出身的吴翠远则由此发现了自己置身其间的生活世界的荒谬与无聊：“她是一个好女儿，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程式化对翠远自我生命情感的压抑与剥夺，使封锁中电车上的翠远本能地渴望一种真实、自然的人生。

在《封锁》里，封锁作为一种战时交通管制，它的功能在于构成一种高度提纯化的人类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的真实生命欲望得以自然流淌。在这里，封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它的目的在于完成人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切割与分离，从而使写作在这两个世界中自由的生成与转换。封锁切出了两个对立的世界，一个是电车外的现实世界，一个是电车内的虚拟世界。在电车外的现实世界里，人与人彼此隔膜、互相惧怕：“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人生充满了生存的挣扎与无奈：“‘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悠久的歌，从一个世纪唱到下一个世纪。”而在电车内的虚拟世界里，人则被放空了：“他在这里看报，全车人都学了样，看报的看报，没有报的看发票……他们不能不填满这可怕的空虚——不然，他们的脑子里也许会活动起来。思想是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个放空的世界里，人摆脱了责任与重负，卸下了伪装与虚饰，变成了单纯的男人和女人，充满了对爱情、快乐、自由的渴望。封锁开放，两个世界又和而为一：“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整个的上海打了个盹，做了个不近情理的梦。”在这种类似电影镜头的技术处理中，张爱玲以将事件转化成空间的方式，有意遮蔽了封锁本身所具有的严酷政治性。张爱玲的非政治性书写不仅在于以技术化的手段遮蔽封锁的性质，还在于以艺术化的手法，赋予封锁以象征意义。在小说的一头一尾，两次使用电车的铃声来暗示封锁中情境的超现实性质：

“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玲，”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段了时间与空间。”

“封锁开放了。“叮玲玲玲玲玲”摇着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点，一点一点连成一条虚线，切段时间与空间。”

铃声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切断了人的所有联系，人成为单纯的、真正的人。于是，人在通常情况下，被现实利害盘算封锁了的真实欲望，被生活惯性动作掩盖了的内心深处的空虚纷纷现形，封锁中的电车车厢便成为人性真相的展览馆。正是在这个象征意义上，“我们把握到小说题目的反讽意味：封锁中人性是开放的，而在通常情况下，人性反处在封锁之中，人性偶然短暂的开放不过是个‘不近情理的梦’。有形的封锁的开放使人回到更持久的无形封锁之中，人性真相总是被遮掩起来，而这正是人生的真相。人生的常态就是对人性真相的封锁，封锁因此成为人的处境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