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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圆

2018-11-15文/晶

文苑 2018年8期
关键词:老姨新衣大姨

文/晶 达

晶 达

生于大兴安岭南麓,有50%达斡尔血统的纯达斡尔族,喜欢传统的民间的旧事物,也喜欢科幻的洋气的新世界,将此现象视为某种分裂症,自认为是生存在时代夹缝中的“怪胎”。以风为文、马为梦、酒为歌的姑娘,请不要用泛称“美女”称呼她,如果不想叫她的名字,可以给她取任意可爱的昵称。

年是个怪物,对我来说,越来越是。我已两年没有回我的家乡——莫力达瓦过年了。这两个年,一次是在成都迎接了它,一次在北京对它不理不睬。

小的时候,年对我来说是新衣和鞭炮,一个令我期待不已,一个令我恐惧不堪。当然还有饺子,可我对饺子多半持着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是一个吃货,我先于吃货成了一个喜新厌旧的臭美妞。

大概是二年级的光景,新衣的标签被母亲无情地撤销了,她撤销的方式并不是以口头或书面形式来宣告,而是选择了沉默的“不作为”方式。那年老姨还没有出嫁,还是我们娘仨一起在寒冬里踩着冻雪穿梭在市场里办年货的时候,跟鸡鸭鱼肉饮料啤酒一样,新衣于我来说不可或缺。直到那年除夕夜,我才真正意识到这个属于我的流程被省略了,我先是惊诧不已,而后气急败坏。母亲的解释是:以前过年买新衣是由于我生长飞速,现在速度有所减缓,我可以捡大我十岁的表姐的旧衣服穿了。所以说,我对年的期待还能有多大呢?毕竟那时我不懂得母亲以微薄的工资支撑一个家的艰难。

母亲、老姨和我三个人一起过年是我对年最初的真实记忆。三个人都不是大嗓门,也不是喜欢喋喋不休的人,最多在看春晚的时候略作评论——有时是调侃、有时是批判、有时是赞扬。我们每年多出来的欢乐笑声还真要感谢赵丽蓉、赵本山、牛群、冯巩这些笑星们。兴许是因为家里的清冷让母亲觉得不大符合过年的气氛,她总爱买些鞭炮。过年的季节是深冬,我们院子里的果树都像脱发脱得无药可救的秃头,原本浓黑的土地着上一件雪白的棉袄,偌大的院子被一条水泥小径一分为二,没有果树的一边挂着一根晾衣绳,它还有一个兼职,就是用来挂鞭炮。

母亲是一个非常喜欢仪式感的、具有浪漫主义情怀的女人,她要掐准时间,在饭菜都准备就绪后叫上我跟老姨一起站在院子里燃放鞭炮;同时,她又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女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她是一个聪明的“女汉子”——火柴太短危险,她每每都举着一根一端橘红的香点燃鞭炮,让仪式感显得更加浓烈。我每次都站在一旁,用两个食指狠劲堵住耳朵,目睹红色的鞭炮皮一点一点散落在白雪之上,像是给年这个家伙颁了一朵一朵小红花……

我们这只有一个人钟爱火药的“三个火枪手”一起生活的日子也没能延续太长时间。1995年,老姨远嫁到通辽,偌大的平房就剩下我和母亲两人。于是,第二种形式的年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在我们“三个火枪手”的一位成员“单飞”之后,我亲爱的大姨和她身后的一大家人每逢过年便邀请我和母亲,有时不等到过年,中秋节、端午节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团聚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大姨家吃年夜饭的情景,那也是老姨嫁出去后第一次在外过年,她打来了拜年电话,我就是在那个情景下学会了我们民族话怎样说“哭”,当然哭的人是我。我得承认我当时有一种被背叛和被抛弃的双重忧伤,母亲告诉我:总有一天你也要嫁人的。

大姨家一共有五口人,他们夫妇二人以及我三个表哥姐,加上我们母女——七个人凑成一桌年夜饭。大姨家的年夜饭每年都在除夕下午三点左右开席,但是三点之前我们不被允许先到他们家去“添乱”,尽管母亲总想去“打个下手”。家族的人多半是喜静惮嚣之人,尽管7个人过年在别人看来应是略显冷清的,可有时我也分不清自己究竟是享受着这种冷清,亦或是习惯了它。

我和母亲出发之前会在家里的门上、墙上、玻璃上把母亲经过精心挑选的对联和福字贴好。她以前总是习惯磨一碗糨糊,同样是仪式性很强的感觉,对联和福字对她来说是团圆好运的象征。

大姨不像母亲,即便是除夕,她的大半时间也是要付给厨房的,甚至比平时的时间更长,她不在乎放不放什么鞭炮,因为他们家还有一个人很擅长张罗这事——我的小表哥。母亲作为年夜饭前“鞭炮仪式”主持人的身份便被小表哥“夺取”了,除了鞭炮,小表哥还会附赠二踢脚等炮仗。然而,这并不能削弱母亲对鞭炮的“热衷”。

在我们达斡尔人的习俗中,并没有过年子时吃饺子的传统,但是嫁过汉人的母亲将这个流程加入到我们家的年之中,大姨家也效仿。我觉得大姨家的效仿是看中了它的实用性,因为下午三点多吃了饭,午夜还不睡,那一定是很饿的。

这顿饺子属于我和母亲两人,她通常会一个人在厨房准备面馅,还习惯在饺子中包两枚硬币,传说吃到硬币的人来年会交好运、发大财。我总是边帮她包饺子边说,你包两枚是作弊,我们家就俩人,很容易就一人吃一个呢,别人家都是一大帮人包一个,那才准。可当我们不论谁吃到硬币的时候,我们都笑着坚信第二年会交好运。我们家只有两个人,不论是哪个交了好运发了大财,对于另一个人也意味着同样。

就是这顿饺子,才得以保全了母亲除夕夜的“鞭炮仪式”,当她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以后,又会拎着鞭炮下楼,我则在楼上的阳台“见习”,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见习”显得多么冷酷。

我从不敢去想象那样的情景:2012年初春,母亲一个人前往大姨家吃年夜饭,一个人坐在电视机前看春晚,一个人吃着包着硬币的饺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一个人到楼下去放鞭炮,如果没有,那么没有鞭炮声的除夕对于她是不是安静得可怕……

2013年的春节,我和母亲都在北京。除夕夜,在我租住的小屋里没有对联,没有鞭炮,没有包硬币的饺子,我们一起在电脑上看了春晚的直播后就睡下了。大姨连着几天都打来电话,我突然意识到,连续十五年都会在除夕的傍晚前准时出现在她面前的我们,在那个时刻离她那么远,她心里是不是空落落的,可能还有些担心,我们在一个并不熟悉的城市过着陌生的年。

2013年7月份我回到家乡去探望他们,大姨照顾外孙非常疲惫,但还是邀请我到家里亲手为我做了一顿饭:鱼、排骨、炖鸡、凉菜。我知道大姨是因为总也见不到我,把思念和爱都浓缩在这几个菜里。

临走的时候,她和表姐都问我,过年还回来吧?于是,年,变成了一种期待。我大概是在那个时刻,在她们问我的时刻,突然对年有了新的认识。不论是新衣还是鞭炮、不论是对联还是饺子,那都是一种连接的方式,把每一个亲人连接在一起;那都是一种期待,一种名义,在我们羞于对亲人说出那句“我很想你”的时候,可以问一句:过年还回来吧?

从我出生到二十七岁,我经历了好几种形式的年。有我记得的,也有忘记的;有亲人从我身边走远,也有亲人走入我的生命。人们总喜欢说“团圆”,可属于我的年从最开始就没有圆过。我并不奢求“圆”,因为这个世界有圆便有缺,团圆两个字,有团便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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