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柯伟／正德职业技术学院

斯特里克兰德，《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男主人公，曾经是一个成功的证券经纪人，拥有一个令大多数人羡慕的家庭，过着典型的中产阶级的生活。然而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却为了心中画画的梦想，他毅然决然的抛妻弃子，离开家乡伦敦，远赴巴黎。斯特里克兰德的逃离似乎毫无征兆，突如其来，然而这一切并非其心血来潮，也非意气用事。本文试图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主人公的逃离。

一、家庭生活的逃离

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温婉大方，儿女成双，家庭生活貌似稳定和谐。然而斯特里克兰德的逃离却与其妻子有着直接的联系。首先，作为家庭的核心，夫妻关系是否融洽决定着整个家庭的稳定性。斯特里克兰德与妻子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也缺乏彼此的了解。“她专门招待人吃午餐。你只要别那么腼腆，多吹嘘自己几句，她准会请你吃饭的。”①这是在别人眼里的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的确，她喜欢结交文人名士，经常设宴招待他们，来扩大自己的生活圈子。而斯特里克兰德却非常不喜欢参加这类派对，他不太爱说话，也不想结实这些文人墨客。“很清楚，他一点儿也没有社交的本领，但也不一定人人都要有的。他甚至没有什么奇行怪癖，使他免于平凡庸俗之嫌，他只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索然无味的普通人。”①这是斯特里克兰德给文中叙述者“我”的最初印象，事实上斯特里克兰德太太也是这么认为的。她以为丈夫每星期都去俱乐部打三四个晚上桥牌，而实际上斯特里克兰德从未去过桥牌俱乐部。当然她也不知道丈夫的梦想——画画。其次，斯特里克兰德太太外表温柔大方，骨子里却并非一直如此。当她得知丈夫的逃离仅仅是因为画画，而不是其他女人的时候，她如此埋怨道：“但是现在——现在什么都完了。我对他就像对一个路人似的什么情感都没有了。我真希望他死的时候贫困潦倒、饥寒交迫，一个亲人也不在身边。我真希望他染上恶疮，浑身腐烂。我同他的关系算完了。”①难怪文中的“我”发现这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性报复性居然如此重的时候，感到失望与丧气。所以斯特里克兰德太太是是导致斯特里克兰德逃离的直接外因。

二、社会生活的逃离

（一）社会评价的虚伪性

斯特里克兰德对世俗的生活没有任何的眷恋，所以他要逃离的是按部就班的现代社会。斯特里克兰德成为天才画家的故事被人们所讲述是直到他死后，而生前在其逃离伦敦后的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被人唾弃、憎恨和鄙夷的，这种前后截然不同的评价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而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却习以为常。这充分显示了社会评价的虚伪。作者毛姆在书中这样写道：“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时候，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①从中不难看出，唾弃与追捧虽然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然而本质确实一样的。因为唾弃别人可以维持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而把一个人神化，其实质也就是把一个人隔离，与自身的生活保持一定的距离。人们习惯于随波逐流而缺乏了自身的思考和态度。所以斯特里克兰德对现代社会的逃离不会在乎周围人们的看法，他明白即使是追捧，也有虚假的成分。

（二）社会生活的虚伪性

斯特里克兰德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在他逃离之前，他是个严肃无趣，勤勤恳恳的银行职员，而其太太热衷于与名人们的交际和各种文化沙龙，人们乐此不疲的交际，貌似有趣富有意义，然而派对或沙龙的形式却远远大于其内容。文中描述了这一矛盾：“文明社会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促的生命浪费在无聊的应酬上实在令人莫解。拿这一天的宴会来说，你不能不感到奇怪为什么女主人要请这些客人来，而这些客人为什么也不会嫌麻烦，接受邀请。当天一共有十位宾客。这些人见面时冷冷淡淡，分手时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了，这只是完成一次社交义务。”①可见，这种社交活动本身是疲惫而脆弱的，然而在人们心照不宣的默契下却演变成了高级的上流社会的活动，所以所谓的上流社会也就是靠这种缺乏实质内容的形式来维持其优越感和话语权。这也正是斯里特克兰德逃离的第二个外部原因，即社会评价和社会生活的虚伪性。

三、时代根源和自我意识的觉醒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革命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伴随着工业革命给欧洲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繁华，人们的物质欲望极度膨胀，金钱和地位成了西方人追逐的目标。物欲横流带来的后果就是严重的精神空虚和精神危机。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抛弃所有的物质需求而把整个余生投入画画当中，在他追求艺术的同时，更追求精神的升华，所以从某种程度而言，斯特里克兰德的逃离具有时代的根源。当然一切外因还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斯特里克兰德并非人到四十就突然沉迷于画画的。“我小的时候很想做个画家，可是我父亲叫我去做生意，因为他认为学艺术赚不了钱。一年前我开始画了点而画，去年我一直在夜校上课。”①这是斯特里克兰德的原话，可见斯特里克兰德画画的梦想从小便已经在其内心萌芽，年少时由于父亲的管制而放弃自己的梦想，只能走进证券公司工作。而后，斯特里克兰德结婚生子，为了养家户口，过上稳定安逸的生活，他勤勤恳恳做好他的本职工作。然而人到中年，当工作和生活都趋于稳定，此时的斯特里克兰德一方面已厌倦了这个物欲横流的世俗社会，另一方面，年少时他画画的梦想再次被其内心的欲望点燃。“我告诉你我必须画画儿。我由不了我自己。一个人要是跌进水里，他游泳游得好不好是无关紧要的，反正他得挣扎着出去，不然就得淹死。”①可以说此时的斯特里克兰德在他的灵魂深处已深深埋藏这种创作的欲望，这种欲望尽管被他的生活环境掩盖着，却一直在毫不保留的膨胀壮大，正像肿瘤在有机组织中不断壮大一样，直到最后完全把他控制住，逼得他必须采取行动，毫无反抗能力。而这也正式斯特里克兰德自我意识的觉醒，赋予了其盲信者的直截了当和狂热不羁，从而最终不顾一切离家出走，逃离伦敦，去追求他心中画画的艺术梦想。

因此，斯特里克兰德的逃离有时代的根源，也有其自身的家庭原因，有其所生存的社会原因，更有其内在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所有这些最终促使了他不顾一切的逃离，去追寻心中的梦想，去寻求精神上的升华。

注释：

①［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М］.傅惟慈,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20，32,88,5,3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