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琦/内蒙古海拉尔农牧职工中等专业学校

莫言曾说过“我与农村的关系是鱼和水的关系，是土地与禾苗的关系。”［1］因此在他这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大部分的文章都与他深深扎根于地下有关。无论是《红高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表露的粗野、狂暴而富有民间正义感的红色生命；还是《檀香刑》中高密“猫腔”的哀哀怨怨使得酷刑感官化所带来的灵魂颤动和巅峰感受；抑或《国酒》中高粱酿制迷醉的“梁酒”所摆设出的精神和肉体糜烂的人肉筵席。无不体现着对家乡土地的热爱从而触及到对欲望的狂热赞美，对原始图腾生命的追索探寻，甚至对传统的宣战。然而《蛙》在酝酿八九载，笔耕三四次后，作者又一次对生命精神实质进行了深刻的追求和探索，但这一次作者在继承以家乡为背景和蕴含原始狂野民间世界的同时，也还深刻的体现了灵魂的自我审视以及在时代的背景浪潮下对生命价值的探索，正如对古希腊神话中吹着“芦笛”代表着原始生命力的森林之神“潘”的无止境的追寻，这也是莫言这篇小说得以收到国外文学界认同的原因，这里有追寻、迷茫、困惑、超脱，而这些正是每个人所面临的人生际遇，这里容物了真正的血和肉，融入了精神的灵魂，奏出灵魂的序曲。

一、“芦笛”悠悠的生命序曲

当“潘”吹奏起悠悠笛曲，顺着“笛声”生命也刚刚倪露出稚嫩的小苗。顺着笛声从物质到精神的探寻是否能找到歌声的源头？究竟时代的发展是否预示着文明的进步？

(一)童年的回忆

时代，特别是20世纪当代。“贫瘠”是一个高频率词，童年的“我”和伙伴们大部分遭受着食物的匮乏饿肚子的境遇，“地瓜孩”的出现，“找吃的，就是活下去的唯一理由。”“食物”成为寻找的目标，生命更多的是回到原始的生存观念——人多、劳动力多，吃的也许就有保障。这种现象正表明对生命的漠视态度。正如莫言文章中的一段描写：“母亲”在屋子里生孩子难产，家里的母牛在牛棚里生小牛犊也难产。家里人都担心牛犊，因为这是家里最重要的劳动工具，任由“母亲”自己疼痛叫喊，生下一对严重缺氧致死的双胞胎，母亲就把他们拾起扔掉，下地继续干活。这里的“人”和棚里的“牛”是等同的，甚至是“牛”大于“人”的价值。这犀利鲜明的描写足以让人内心思考，我是谁？我来自哪里？生命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无疑血腥的野蛮背后“物质的匮乏”必定是一个原因。“贫乏”让人丢失了追寻生命的气力，原始的这种野蛮并不是想要追寻的最终点，因为野蛮势必会被所谓的文明带走，而这种文明的到来会不会是真正的“潘神”存在呢？

赫尔林德在《面包和葡萄酒》中哀歌上帝的缺席和众神的逃避，用以表达时代的彻底贫困，从而道出人类在新文明崛起的同时，破坏了人的原始性，使人类丢失了精神家园。历史的发展，也会是一个进化的时代，相对于童年时期回忆的另一个角度，可以从引起欣赏者兴趣的名字由来“寻起”。叙述人说他们地方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比如陈鼻、陈眉、陈耳、王肝等。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个人认为是原始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完全无所修饰的生命追寻，经过不断雕琢和披彩，曾经的最接近“神”的本质越发隐藏在身体之内，时过境迁这样的自己，更容易迷失。正如知道王仁美怀第二胎后，恼怒的“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作，政治成分，荣誉的丢失，一辈子种地。而母亲却说生命大过天，再小也是命，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儿。这样的分歧也可以看到古老风俗的保存，对生命身体的认同感。也许存在于原始的生命崇拜中。蛙、娃、娲，预示着生命力极强的繁殖方式，对原始图腾的崇拜，是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而面对现今提速喧嚣的日子，生命追寻的脚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在原地甚至是在退步，那么谈何生命精神追寻？

(二)“蝌蚪”的爱情

从童年的物质饥饿，对事物的探寻，延伸到成人后精神上的寻找解脱点的探索，《蛙》这篇长篇小说的叙述者万足，笔名蝌蚪。经历过两段真实的爱情，一是跟王仁美，二是跟小狮子。虽然相爱的时间、背景、心理状态不同，但这两段爱情里有一个相似点——“我”都是“被迫”去爱。王仁美主动表示爱意，“我”被动去接受，小狮子是姑姑说下的婚事，“我”被动去同意。从精神层面，“我”一直是被压抑的，根据弗洛伊德《梦的解析》中的观点，梦是意欲想要获得理想满足而形成的压抑在心中的无意识状态。这也就不难解释“我”魔彩怪诞的幻觉，多年之后还做关于死去的王仁美生产的梦。这是一种对自身痛定思痛的忏悔，童年物质的匮乏，延伸到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匮乏。在无意识下，逃避的自我又想追逐高尚的超我，但这两种强烈的差距形成了知识分子自我灵魂的审判。

二、寻找航行中的“希望”之光

迷失自己，就像在无风黑暗的大海中航行，没有任何善良的指引，只希望求得潘的到来，驱散眼前的混沌。

(一)“姑姑”的时代

姑姑这一角色是作者浓墨重彩的主要形象，作者有意将人物典型化，外貌描写几笔带过，着重的是她的性格描写，缺少女性的几许温柔。但这也是当时时代的本来面目，每个人甚至艺术都像是被输入程序的机器人，革命样板戏、主流文学、谈党、谈国家、谈集体却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梦想和追寻。

姑姑一辈子没有孩子，从佛洛依德的基本观点来说，是由于她有“杀人”的欲望，压抑后成为一种医生的变形形式。姑姑为别人打胎时的态度，无疑是比曾经接生更加严厉和粗暴，抓捕逃人流的妇女们，真可以说是“十八般武艺”都用上。因此无论是“接生”还是“杀生”，是“信仰”遗失，精神遗弃的体现。姑姑的形象显然有“男性化”的倾向，自杀的决绝，漠然的面对张拳媳妇、王肝甚至王仁美的死亡。像一个毫无感情的杀人机器，这样“男性化”的倾向更证明一点，她是时代的“牺牲品”，时代的“畸形怪物”，甚至她就是时代！

(二)追寻最后的救赎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姑姑的性格形象，有着明显的变化，从纵向来看，有人说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告别仪式。但我看来可以说是一个为了弥补曾经的过错，而进行的自我救赎。“月光娃娃”的捏造，甚至到后来替小狮子（实为陈眉）的接生，都体现着她对社会的忏悔和对自己的怨恨。这一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也同样出现过，一批批被批斗，甚至被杀害的无辜知识分子，在被肃反后都表示对当时的“样板”摧残表示理解，甚至甘愿做那样无辜的牺牲。这一点在受众心理中，也许是由于原罪思想的作祟，从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角度出发，其实质是因为无意识的服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按照欲望行事，使得自身把精神寄托于当时的“风向标”，到后来用理智束缚自己就会产生对曾经自己的行为和依赖做出否定。

三、潘神“预言”的背后

“潘”不仅会用笛声给人指导，在黑暗中抚平焦躁的心，而且还会预言未知的事情，据说，阿波罗的预言能力就是由潘传授的［2］。他的名字含义被希腊人认为是“所有的”、“全部的”意义，因此它是宇宙的象征。这样的象征也就说明宇宙一切万物都应在他的手掌中，生死存亡都在一念之间，因此也不能说他是有预言的能力，而是说它是有改变时局的能力。

对于《蛙》这本书来说有能力的是作者，他可以掌控小说人物中的生死，任由他自己幻想。他写小说就是在“创造理想的国，他就是神明，掌握着生死。”在蝌蚪与作者莫言的对比中不难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儿童时期都处于过饥饿的状态，后来参军当文艺兵等等。这并不是偶合，而是作者特意加入自己的性格、生活经历特意模糊叙述者与作者之间的界限。所以全文几乎没有出现过作者的观点，而是彻彻底底由叙述者第一人称来诉说。

因此，或多或少这个人物会出现“优越性”，也许是有意为之，虽然小说的人物们仿佛都是被动的，无奈的。但纵观小说整体，正是这样复杂的内容，造就了反传统的新模式。

(一)反传统的警醒

对潘神的追寻，从生命还是一个小细胞就已经开始，也是在一个小细胞的时候潘神就已经预言了生命的增长，神圣的职责。小说以五封信作为每一章的开头，最后以创作的话剧为尾声。从形式上来说，是一个反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而在与杉谷义人先生的第一封信中，就已经介绍了主人公姑姑的一生，在第四小节中就已经预言出了未来的命运，“姑姑姑到了晚年，经常怀念那段日子。那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也是姑姑的黄金时代。”［3］——中国的命运主宰着姑姑，主宰着每个人的未来。事实证明，无论是“我”，秦河、王仁美、小狮子、王肝、陈鼻等都成了历史浪潮下的“负债”人物。

“蝌蚪”话剧中出现的电视戏剧片《高梦九》，在反传统的意义上，莫言作出了一种尝试，即通过抓住时代、历史、人性以及文化的那条隐约而强劲的脉搏，来超越种种评价体制的尝试。电视戏曲片《高梦九》的插入，不仅体现了他魔幻现实主义奇异的艺术手法，而且也呼应了莫言整体小说的“反传统”模式。寻根问学，后现代主义，奇幻荒诞的融合背后，是对历史的批判和黑暗的嘲讽，因此莫言获奖最大的胜利不在于奖励本身，而是对莫言小说样式的认可以及对生命态度的赞赏。

(二)精神的故土——旖旎的“高密”家园

莫言的小说离不开他的“血地”，他笔下的故事发生在故乡，它有着妖狐鬼怪，有着成群的青蛙鸣叫，有着像飞奔的骏马一样的洪水，有着传奇的人，发生着传奇的事儿。这让更多的读者都心存向往这个神秘的地带，但当你真正的走到高密乡这个集体的地方时，你也许会大失所望。那里并没有一片金黄的萝卜地，没有那么多蛙鸣，就连神秘的“猫腔”也只是一帮人依依呀呀的乱唱。然而，在文学的大观园中，那是精神故乡，那里流淌着祖先的鲜血骸骨，有着母亲生他流的圣洁血液，高密大地和他之间永远有着一条不可分割的脐带，这也就让他的小说中，时时都有着家乡的人物。这也不难理解，大凡有特色的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精神故乡。鲁迅的“鲁镇”；沈从文的“边城”；威廉·福克多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他们都是自己国的王，尽情的挥洒着自己作为“上帝”的权力。这里有着真情、有着留恋，那是你日夜牵绊，魂牵梦萦的故乡，那是你追寻的心灵花园，那里种植着你的童年倩影，你的过去。

总之，对于图腾生命的崇拜以及对生存本质的追求一直以来是中国传统的主题，而对这一主题的批判主要来自于社会的黑暗，启蒙的困惑［4］，英雄时代的告别。《蛙》作为莫言的一次大胆尝试，不但具有中国典型特色而且融入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更加注重在此基础上意识形态的探索以及自身的救赎。文学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小说中几个时代的强烈对比增强了历史的张力，让读者获得精神上的追逐，这个追逐的过程也是作家对故乡精神的又一次探究和天马行空的超越，这才是生命“潘”神的最终归属点。他不是淫逸骄奢的物质享受，也不是欲望、功利的自我放纵。他是回归于心灵纯净的故乡，避风的靠岸港湾。

［1］莫言.蛙［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王焕生.古罗马神话传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3］朱威.进退维谷的民间反省［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12（5）.

［4］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