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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兜系列动画电影中的港式温情

2018-11-15赖新芽

电影文学 2018年7期
关键词:麦兜港人温情

赖新芽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在近年来涌现的国产动画电影中,麦兜系列动画无疑是极为特殊的。在麦兜系列诞生后的16年中,其本身成为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动画IP,并且几乎没有一部成功的模仿之作诞生。除了去中心化的、意识流式的,而又能让无数成年观众落泪的叙述,以及真人影像与动画结合的奇异画风以外,麦兜系列的一大特点以及其对于其他地域动画人的不可复制性,就在于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在麦兜系列中,一种属于“港式”的绵绵温情不断打动着观众,甚至形成了人数极多的“麦兜族”。

一、香港底层生存境遇的还原与关怀

从第一部《麦兜故事》(2001)开始,主创就一直聚焦着香港的草根阶层,在电影人物轻松、幽默的对话下,电影叙事笼罩着一层沉重。电影是从已经成年的麦兜对自己童年的回忆开始的。麦太在即将临盆时希望儿子能够长得跟周润发、梁朝伟一样帅,聪明、福星高照等愿望几乎都没能实现。麦兜不仅从小就长得不帅,头脑平平,而且在成年后还日日奔忙,成为一个负资产人士。这一对人物的设计是极能打动正疲于工作,承受供房、供车压力的观众的。在香港底层生存的观众在银幕上看到麦兜母子,其实看到的就是自己。麦太为了挣钱而拍更年期药的广告,能随时流下眼泪,麦兜夸母亲,麦太却表示自己这个年纪的女人要挤点眼泪是很容易的。生活的残酷,人们在经济波动面前的无力以这种自嘲的方式传达给观众。尤其是和后面几部续集不同,在《麦兜故事》的结尾,麦兜是以真人的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的,这更让观众能够寄托同感。

在电影中,幼年的麦兜从来没有出过深水埗,他因为电视上的一则关于马尔代夫的广告而将那里视为天堂,甚至把广告词背得滚瓜烂熟。麦太曾经为了哄麦兜吃药而答应过要带他去马尔代夫,结果自己的卡里却只剩下三千多块钱。为此麦太不得不买了两张山顶缆车票,骗麦兜这就是飞机,带麦兜去了太平山,告诉麦兜这就是马尔代夫,麦太还从家里带了鱼便当,在太平山和麦兜一起分来吃。麦兜真的以为自己就在马尔代夫和母亲一起度假,这成为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麦太尽管文化修养不高,但是却始终尽可能在母子俩窘困的生活中寻找尊严和乐趣。又如麦兜曾经非常渴望能在圣诞节像外国人一样吃到火鸡,而不是吃母亲买的烤鸭。于是麦太咬咬牙真的买了一只烤火鸡。烤鸡的购买和烤制过程为麦兜酝酿出无限的期待,他后来才意识到,烤鸡最好吃,让人感到最幸福的时候就是没吃到和吃第一口的时候。由于家里只有两个人,这只烤鸡没能被吃完,并被麦太以各种方式烹饪成其他菜,一直到端午节,还用来包粽子,最后不得不将剩鸡肉丢掉。麦兜才发现,烤鸡在他们家的时间,比鸡的寿命都长。穷人偶尔一次的奢侈,却成为长久的折磨。

在电影中,主创使用香港的真实地名与景色,如麦兜居住的大角咀,麦兜去拜师的长洲,幻彩香江的灯光表演,尖沙咀密密麻麻的人群等,随着麦兜母子搭乘各种交通工具,观众仿佛也跟着游历了香港的各条大街小巷。观众在几乎每一部麦兜电影中,都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灰色高楼以及脚手架。香港永远处于拆迁,建设,再拆迁,再建设中。在《麦兜菠萝油王子》(2004)中,麦兜的幼稚园就要被拆迁,陈老师的薪水也发不出了,而就在麦兜家即将被拆迁那一刻,负责拆迁的部门却解散了,这些情节都是极为生活化的。在景象之外,还有各种香港文化也被呈现在观众面前。如大包、鱼丸粗面、卤肉饭、茶餐厅等。在人物上,在麦兜的主角意味被淡化的《春田花花幼稚园》(2006)、《麦兜当当伴我心》(2012)中,香港人熟悉的“古惑仔”、上班族、社区代表等也悉数登场。包括麦兜在打针前做的噩梦中,出现了一个追逐他的巨大机器,这个机器是由各种乱七八糟的香港商铺招牌如“某某地产”等、计程车乃至麻将牌组成的,而麦兜逃命之路的两边全是倾斜的大楼,可见这些都是让麦兜恐惧的。麦兜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一个立体、亲切,让人又爱又恨的香港。

一言以蔽之,早期几部中的麦兜,完全可以被视为香港边缘普通人的代表,他生活中的种种苦中作乐完全是底层港人生存境遇的银幕投射,因此才能感动无数香港观众,乃至在香港之外,同样有过类似经历和心态的观众。而在后期,也正是因为主创对于香港草根阶层人们的奋斗历程和生活状态的挖掘已经到了一定程度而不得不开辟新的表现对象,结果在《麦兜·饭宝奇兵》(2016)中,电影丢失了该系列电影的最大特色,不仅“香港味”的灵魂丢失了,麦兜也从原本的普通人变为有才的,能拯救世界的小英雄。因此,尽管电影中依然有温情,但已经不再是“港式温情”,被认为是有失水准的一部。

二、温情脉脉的亲情伦理

在麦兜系列中,麦兜与麦太之间的温情暖意,麦兜在每个年龄段表现出来的对母亲的依恋,无疑是电影中给予观众的最大、最绵延不断的暖意。

由于父亲早早地离开,相依为命的母子俩形成了一个超级稳定的结构,无论两人的内外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如麦太在香港尝试过各种工作,也曾为了改变命运而在《麦兜响当当》(2009)中带着麦兜去武汉学习武功,自己学习做生意,想回香港开一家“快快鸡”茶餐厅,但是每次都失败了。而麦兜则因为智力平平,尽管自己发誓要为妈妈争气,结果功课依然不如意,默书只得了一个H而不是A,被送去所谓的听莫扎特音乐开发大脑,结果却因为随机分配而听到的全是通俗歌曲,母子对彼此的依赖和关切都一直延续着,两人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也都没有发生过剧烈的改变。麦兜发现母亲用电子词典翻译了一封英文信,便自己用电子词典将其翻译回中文,才发现母亲是在用蹩脚的英文给奥委会写信,希望能将抢包山加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因为代表香港成为世界冠军是麦兜的理想。而麦兜在知道这一点后,更加积极地训练自己抢包山的技能,尽管他自己也并不喜欢抢包山,但是“因为我爱我妈妈”,他天真地继续做这种在成人看来无用的努力。又如麦兜和麦太同时发誓如果麦兜学习成绩变好,自己就不再吃鸡,结果在麦兜真的拿了A的时候,两个人面对一盘鸡推来让去,说自己在减肥,有“拜拜肉”,胆固醇高等。最终麦太说,麦兜即使最后努力了没有结果也没关系,大家就吃鸡好了。观众完全能感受到其中母亲对儿子无条件的爱。在麦太带麦兜去看墓地并装死时,麦兜瞬间就泪流满面,在《麦兜我和我妈妈》(2014)中,曾经表示“全世界的人不信你,我都会信你;全世界的人不爱你,我也会爱你”的妈妈真的永远离开了麦兜,让观众也为之泪下。

而在母子之情外,在《麦兜菠萝油王子》中,电影还含蓄地展现了麦兜对父亲麦炳的深情。菠萝油王子的故事原本只是麦太为了哄麦兜而又不能再讲“一句话故事”现编的,但是在讲述的过程中,麦太在其中糅入了自己对丈夫的深入回忆和思念,以及作为“一个女人撑起一个家”的单身母亲的委屈。包括母亲从年轻时对着麦炳喋喋不休,到人到中年每次都讲言简意赅的“一句话故事”,其中肯定隐藏了许多苦痛。而在麦兜的理解和想象中,则把父亲想成了一个去完成复国大业,拥有左膀右臂,威风凛凛的王子。在现实中,麦炳离去的原因是电影没有交代的,一个原本沉重的故事在麦兜的想象中变得荒诞而可爱。在麦兜系列中,主创反复提醒大家,亲子之间的深情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是人们在现代生活中走出孤单迷惘困境的钥匙。

三、当代个体认同的重构

如前所述,麦兜系列对于艰难生存的港人是充满关怀的,但是主创并非将港人的生活细节或心路历程真实地还原给观众,从而书写一部当代香港人的生存史,而是完全重新建构起一个儿童心目中的当代香港以及生活在这个香港中的自己,给予观众对港人港事全新的认知。尽管麦兜系列也遭到了人们就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方面的诟病,但是电影无处不在的温情策略又使得人们难以用传统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来总结麦兜系列。

整个麦兜系列,基本都可以视为麦兜自己的记忆、联想和想象,这也是为何电影中的香港等地显得亦真亦幻的原因。电影中的香港一方面以各种真实的对街道、房屋甚至是商店招牌的还原,让观众感到一种明晰的现实感,然而电影又故意有大量违背现实的设计,如麦兜遇到的校长、医生、政府部门的官员、黎根,乃至武当山上的道长等,都长着一个模样,而其他女性,如道姐等,也都长着陈老师的脸。这是因为麦兜对于与社会上的人接触以及辨别成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加上麦兜的生活中没有出现过父亲,一旦在麦兜脑海中整理自己的经历时,他就会将男性和女性都自动换为校长和陈老师的面孔。

也正是因为麦兜的这种儿童身份,能更为温厚地传达出一种“反成功”的理念。在香港社会的价值观体系中,人必须要积极进取,城市能提供的福利是有限的,因此“强者为王”“我要做好那份工”等颇富有励志意味的论调是占主流的,人们一般会认为自己的不成功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努力。港人对这一套积极、奋进准则的奉行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跃居亚洲四小龙时的繁荣、充满机会的社会状况。而在社会成熟发达到了一定程度,阶层的固化就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继续无法接受自己是“弱者”,无疑将导致香港人有着极大的压力。而麦兜则对这种功利价值观进行了委婉的否定。麦兜的许多努力,如练习太极拳、练习爬山抓包子,去应聘演一个角色等,最后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并不是他低能(电影中特意借医生之口说麦兜只是善良,并非弱智),也不是他不想争气,而是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最终的成功者永远是少数,并非所有个体都能实现自己想要的所谓出人头地的世俗成就,人们可以原谅自己的失败与无力。在完成这一个人的体认之后,人们才能欣赏,获得这个冰凉时代中少有的温度。

麦兜系列能创造香港电影的一大票房奇迹,麦兜这只小猪能成为香港漫画界和动画电影的传奇角色和先行者,一方面在于电影的本土精神极其强烈,电影中无处不在的香港元素,构成了它引发观众共鸣的“港式”一面;而另一方面,电影又对于某种似乎已经成为主流价值观的个人体认进行了饱含人文关怀的纠偏,这正是电影的“温情”所在。

以香港人为主体的“麦兜族”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在看似不知所云的麦兜系列电影中,袁建滔、赵良骏以及谢立文、李俊民等主创们进行了多重言说,电影秉承着“其一贯的温情、无厘头的高效风格,快乐中带着淡淡的忧伤”。这七部被打上了香港烙印的电影有着多重主题指向,也有着其独一无二的文化成因。在麦兜系列中,主创们立足香港,表现出底层港人的生存境遇,他们彼此温暖的亲情,以及通过麦兜这一儿童对当代香港人奉行的某种价值观进行了消解,慰藉着压力重重中的香港人。可以说,香港既是麦兜系列诞生的土壤,也是主创试图守望的精神家园,电影中种种令人笑中带泪的情节,有着生发于香港这片土地的强大的温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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