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军琳／哈尔滨师范大学

1905年对于直隶高等教育的发展来说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日俄战争后，国内要求立宪的呼声高涨，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并在1906年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这些大事必然会对清末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作为京畿重地的直隶省，则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种变化和影响。

一、1905年以后直隶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

1905年以后的直隶高等教育改革，是在废除科举制以及预备立宪的背景下开始的。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中国两千多年的古老的封建政体开始出现变化，使得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正式向近代迈进。这一迈进，带动了社会方方面面的近代化，其中，高等教育在近代化的转变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为社会各项变革提供了新式人才。直隶新政作为大清新政的样板示范，各项变革均走在全国前列，直隶高等教育功不可没。具体来说，1905年之后直隶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清末新政后到1905年，直隶高等教育发展初具规模

袁世凯自1901年督直以来，一直积极推行直隶新政，使得直隶成为全国效仿的榜样。“凡将校之训练，巡警之编制，司法之改良，教育之普及，皆创自直隶，中央及各省或转相效法”。直隶成为“新政权舆之地”“有如旭日东升，为全国所瞻式”。直隶高等教育自1901年实行新政以来也发展迅速。根据袁世凯1906年6月上奏的《缕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折》所述，直隶已经拥有北洋大学堂一所，高等学堂一所，北洋医学堂一所，高等工业学堂一所，高等农业学堂一所，优级师范学堂一所，形成了科目较为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直隶高等教育的发展已初具规模，为以后直隶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二）五大臣出洋考察与“立宪预备之法”

在国内高涨的宪政呼声中，1905年，清政府下诏令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显示了清政府打算立宪的诚意与决心。一年后，考察政治大臣先后归国，奏请仿照西方改行宪政。但朝中就是否立宪与是否立即立宪产生争论。面对争论，袁世凯提出“立宪必须预备”的主张，并就预备之法提出三点意见。第一，针对国民程度太低不足以立宪的问题，袁世凯认为应该开启民智，统治者进行预备立宪最大的责任是使民众“知识渐开不迷所向”，而教育则是开启民智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此时兴办的教育就相应地隐含着一种政治价值取向，也就是朝廷希望通过兴办教育，培养所谓的“端正人才”，从而达到开启民智的目的，减少立宪实行起来的阻力。第二，预备立宪范围非常广泛，“如京城各省之措置也，蒙古、西藏之统辖也，钱币之画一也，赋税之改正也，漕运之停止也，其事皆极委曲繁重，宜于立宪以前逐渐办妥”，并且牵一发而动全身，“夫以数千年未大变更之政体，一旦欲大变其面目则各种问题皆当相连而及”。从中可以看出，清政府打算实行的立宪政治，看似是一种政治变革，实则为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因此立宪事业必须妥善安排。并且由于这种政治变革带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变革，各式各科新式人才成为急需，这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第三，预备立宪必先讲求自治，袁认为举办地方自治的关键在于慎重用人。例如，“多选循良之吏为地方官，专以扶植善类为事，使公直者得各伸其志，奸匿者无由施其技，如是始可为地方自治之基础也”。以上三点为袁世凯的“预备立宪”思想，直隶高等教育改革正是在此思想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也可以说，袁世凯的“预备立宪”思想是直隶高等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人才赖于培养，培养依靠教育，1906年清政府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时强调“广兴教育”，以“豫储立宪国民之资格”，在国家层面上定位了立宪背景下广兴教育的重要性。

（三）科举制度废除，倒逼高等教育的发展

1905年，同立宪呼声一样高涨的还有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8月30日，袁世凯联名张之洞、岑春煊、周馥、端方等朝中重臣共同上奏朝廷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以期达到尽快为新政培养人才的目的。清政府于 1905 年9月2日颁布了废除科举制的召令，在中国存在了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制度被废除，为新式高等教育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一方面，培养人才全赖于新式学校，一时间，新式学堂大增；另一方面，新式学堂的师资匮乏，发展师范教育也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高等教育迎来发展的机会。

二、直隶高等教育的相应发展与调整

1905年以后，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等举措对直隶高等教育产生影响，面对这种影响，袁世凯1905年分别在省城保定和天津创办了直隶法政学堂和北洋师范学堂，在培养目标、招生来源与教学内容上都做了相应的调整，可以看做是直隶高等教育在此背景下的回应。

（一）培养目标与宗旨

直隶法政学堂章程第一章第一条就阐明学堂的办学宗旨为“改良直隶全省吏治，培养佐理新政人才”，直言法政学堂的创办是为了改良吏治，为新政培养人才。在预备立宪的背景下，直隶法政学堂无疑旨在培养法政人才以适应政治改革的需要。北洋师范学堂虽无明确的办学宗旨，但在当时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校大兴需要大量师资的情况下，北洋师范设立的目的不言而喻。袁世凯在上奏清廷创办北洋师范的奏折中还提到，科举制度废除后，一些士绅纷纷东渡求学，一方面“言文既异，旅费尤多”，另一方面也会出现“士习浮嚣，整顿困难”的情况。“若内地多设完备学堂，则各省可减资遣之繁，学者亦无向隅之叹，而稽查约束，较易为力”，因此创办北洋师范学堂，为士绅求学多了一个选择。

（二）招生来源

直隶法政学堂招收直隶省四十五岁以下“文理明通”“不染嗜好”的候补人员。这与其改良吏治的宗旨相通。袁世凯认为，对本省候补官员教授法政知识，将其培养成为于新政有益的法政人才，是改良本省吏治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因为这些候补人员一到任上便可以将其学到的法政知识用于实践之中。北洋师范学堂为了满足教师的需求，招生不限直隶本省，广招直隶、山东、山西、河南、东三省以及西北各省、旗学生。从招生来源上看，直隶高等教育有两个变化，一是把候补官员也纳入高等教育的培养范围中，二是扩大了招生的范围，显示出了朝廷对于新式人才的迫切需求。

（三）教学内容

直隶法政学堂章程规定学堂分为预科半年、正科一年半，共计两年毕业。预科所教授科目有：伦理学、历史（世界史）、地理（世界政治地理）、算学、教育学、论理学、法学通论、经济通论、东文东语和体操，为学习法政各学科打基础。正科包括大清律例、大清会典、交涉约章、政治学、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应用经济、财政学、警察学、监狱学、统计学、中外通商史、东文东语、演习裁判等。从章程上看，学生要在两年内学习以上所有科目，科目完备，几乎囊括了法政学科的各个方面，反映了宪政改革下清廷对于法政专门人才的需要。

北洋师范学堂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完全科、专修科和简易科。从奏定学堂章程上来看，前两科属于优级师范的范畴。完全科挑选各省中学堂优秀毕业生入学，三年毕业。但新式学堂开办时间较短，中学堂毕业生较少，只能选取程度较高的学生入学，并延长毕业年限为六年。专修科同样挑选中学程度较高的学生入学，之所以称之为专修科，是根据各地中学堂对某学科教员的缺乏程度来选择科目使学生专修。专修的科目有五门：历史地理、博物、手工图画、数学理化和文学教育，学生可在这五门里选择一门专修。同时还要学习心理学、教育学、教授学、管理学、国文、体操等必修科目。此外，学堂还在完全、专修和简易三科中设法制及理财一门，意在普及法理，由此可见在预备立宪背景下，法政学科的重要性。

三、直隶高等教育发展的特点

1905年后直隶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清政府的政治变革分不开。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为“两千年之大变革”，是中国古代文明正式向近代文明的迈进，是清政府十年新政改革的关键一步，由此将新政推向高潮。直隶高等教育改革在此背景下逐步推进，显示出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一）教育和政治紧密配合，法政教育兴起

在直隶法政学堂创办之前，伍廷芳与沈家本曾上奏清政府“新律即定，各省未预储备用律之才，则徒法不能自行，终属无补”，“应广储裁判人材，以备应用”，之后，袁世凯在直隶保定创办了直隶法政学堂。此后法政学堂大量建立，据统计，到1909年全国共设立法政学堂47所，占全国124所专门学堂的三分之一以上。学生人数达12282人，占全国专门学堂学生人数22426人的一半以上。在快速兴起且数目较多的法政学堂中，直隶法政学堂占据突出地位。清政府学务大臣孙家鼐曾要求各地在办理法政学堂时，以直隶法政学堂为参考，“政务处通行各省，并查取直隶法政学堂章程，参酌地方情形认真办理”。法政学堂的大量建立，与清末宪政改革需要大量法政专门人才密切相关。随着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法政学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此外，由于科举制度被废除，广大士子通过科举走向仕途的道路被切断，法政学堂以培养佐理地方政治人才为目标，对学子有很大的吸引力。而直隶法政学堂则专招直隶省候补人员，毕业后这些人投身到直隶省的各项政治改革中，对直隶吏治以及预备立宪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学科设置与社会需求相关

清末新政以来，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新政各项事业，清政府创办了一系列新式学校培养人才，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需求相联系。以直隶法政学堂和北洋师范学堂为例，1905年特别是预备立宪以后，清政府急需通晓法政的专门人才，直隶法政学堂便适时地开办起来，教授各种法政学科，满足政治发展与变革的需要。而北洋师范学堂在新式学堂缺乏教员的背景下建立，特设专修一科，按照学校对某一学科教师的急缺程度来设置教学内容，学校缺什么教师就先培养什么教师，显示出一种应急的特点。在社会新政事业蓬勃发展、求新式人才若渴的情况下，这种应急也属正常。直隶法政学堂和北洋师范学堂作为1905年后直隶教育发展的典型，反映了社会的教育风向，也体现了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状况。

清末新政随着清政府的覆亡而随之终结，直隶的高等教育改革也随之中断。但是，直隶的高等教育仍在向前发展，直到民国初年，直隶的高等教育水平仍居于全国前列，这不可不归功于清末的教育改革。虽然直隶的高等教育改革已成为历史，但其留下的宝贵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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