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 土

偶读清钱大昕《弈喻》，不能无疑。

疑一，钱以下棋喻读书之质疑。“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诋毁）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推测、估计）之，吾果无一失乎……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

读书贵有疑，有疑方能有进。照他之说法，每个人都有过失，所以读书人就不应该去质疑任何人，如此，则王充之《论衡》，柳宗元之《非国语》，李贽之《焚书》，又为何而作呢？王充著《论衡》的目的，就是为了“《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评也”。他不但訾古人之失，而且将矛头直指圣人，著有《问孔》《非孟》。柳宗元也自称，“今余为是书，非左氏（左丘明）尤甚”。且其好友李景俭（字致用）曾作《孟子评》一书（今失传），“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大中之道）而表（表明）乎世焉尔”。至于李贽，则更是明确表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知堂谓在中国历史的漫漫长夜里，只看到了王充、李贽、俞正燮这几盏思想之明灯。假如他们也“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那我们的历史，岂不真成了暗夜一片？

疑二，作者言：“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

读此语不由想到朱熹曾引用过的那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李贽在《赞刘谐》中，言刘谐曾遇一道学先生大讲此话，马上予以回击：“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其人马上闭嘴。照作者所言，自孔子逝世之后，吾华夏民族就再无人能论定是非了，我们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活着？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大讨论，看来离了孔子，就还是可以检验真理的嘛。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其境界就比钱先生不知要高明多少。

疑三，作者又言，“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也就是说失与得不是绝对的，有些时候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比如塞翁失马。但失与得之转换，是需要一定条件的。不能因为其在一定条件之下可相互转换，而不言得失！

疑四，作者以下棋来比喻读书之质疑。作者采用的为类比思维，而类比是只有在同类事物中方可使用，读书与下棋则明显属于两类事物，如此类比，实属不当，作者自己也承认此点，“弈之优劣，有定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

作者在文章一开始，写自己在友人处观棋多嘴，被一屡战屡败之客人教训一通，“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由此作者悟出了读书的道理，并讥讽那些读书好质疑者，“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已”。吾亦读书好质疑者也，观此文，不能无疑，也不能“终日默坐而已”，希望作者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