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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师范大学

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于1982年。35年的时光淘洗，并没有使作品沉寂，它仍以其特有的艺术魅力，在当代文坛上熠熠生辉。它是我们认识和解读那个特定时代社会生活的经典文本。

《人生》所展现的，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社会解冻复苏的变动迹象及其在人的思想精神上的投影。路遥用文学感性的手段，描摹出中国偏远乡村和城镇的世道人心。小说刻画人物生动鲜活、入木三分，成功塑造了高加林这一富有理想、性格中又矛盾重重的人物形象。高加林是一个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拥有远大的志向，渴望有朝一日能够进入大城市施展抱负。可命运就像是跟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给予他所渴望的生活的同时又在不久之后无情地掠夺，最终他一无所有。对于高加林悲剧命运的探究，既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又要认识到高加林自身性格的矛盾。同时对其悲剧命运的探究对于整部小说主题的理解有着重要意义。

一、高加林的人生悲剧

高加林的命运大起大落，一波三折，最终以悲剧结尾。小说的最后，高加林失去了一切，孑然一身回到农村，扑倒在家乡的黄土地上，留下了痛苦、悔恨的泪水。他既有事业上的悲剧，又有爱情上的悲剧。

在事业上，高加林高中毕业后在县城当了一名民办教师，虽然这份工作没有多么显贵，但他却十分喜欢这份工作，他既不要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有时间继续学习，对他喜爱的文科深入钻研。对于一个不愿再扎根土地的青年，这是他理想的生活，此时的他对生活有着无限的憧憬。但好景不长，在他执教的第三年，高家村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高三星就把他的岗位顶替了，没有背景与势力的他虽万般痛苦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回到高家村。当他的叔父从部队调回地方并担任劳动局长时，他又重新燃起希望。他向叔父表达了工作的愿望，但却被正直的叔父严词拒绝。副局长马占胜自作聪明，认为该明白领导的心思，为领导分忧，主动把高加林安排在县城当了一名通讯干事。高加林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分外努力，将全部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加之本身他就具有文字方面的才能，很快便在这个领域大放异彩，成了全县最耀眼的明星。可命运似乎总不会长久的眷顾他，在他自认为梦想就要实现的时候，他“走后门”的事件被举报了，瞬间他的所有憧憬和希望又成了一场空梦。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他又一次回到了黄土地，这一次是真的一无所有了。在命运的捉弄下，高加林所抱有的幻想和希望彻底破灭了。

高加林共有过两段爱情，先是与刘巧珍萌生爱意，后又与黄亚萍坠入爱河。在他民办教师被顶替、一个人失意的回到高家村之时，是巧珍不顾一切反对，和他共同走过了人生的不幸阶段。巧珍对高加林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倾其所有，爱他胜过爱自己。然而就在高加林事业起步，成为县城通讯干事时，他经受不住黄亚萍的诱惑，无情的抛弃了巧珍。他殊不知，他抛弃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块“金子”，这不仅深深伤害了巧珍，也使他在人生第二次失意时再也无人陪伴。黄亚萍是干部子弟，可以帮他在人生道路上走的更远，这也是他选择黄亚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这一次他选择了前途。但深入接触后，他才发现黄亚萍任性且有极强的控制欲，他必须受其支配，这对于自尊心极强的高加林来说无疑是一种折磨。而黄亚萍还喜欢经常性的瞎折腾，这使高加林更加痛苦，有时候两人的感情简直就是苦恋。他俩的爱情也没有得到祝福，最终，愤怒的张克南母亲举报了高加林的“走后门”事件。于是他又成了农民，他的第二次爱情也不得不在伤痛中结束。

二、悲剧命运的原因

高加林悲剧命运的形成，既有自身性格及观念的缺陷，又有不可逆转的社会原因。在那样一个年代，有些悲剧的发生也是必然的。

(一)造成悲剧的主观原因

1、自身性格的缺陷

高加林的悲剧与他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他的性格中，自尊、自卑、自强、自虐交织在一起，互相冲突，互相牵制。他是农民的儿子，同时又是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读书人的“自尊”使他不愿再回到黄土地。工作被顶替使他所有希望破灭，高明楼的不光彩行为加剧了他的好胜心理，自尊与自强让他下定决心要战胜高明楼。要想战胜高明楼，就必须走出高家村，报复心理又一次加剧了他对大城市的渴望。也正是这种心理，使他接受了马占胜的安排。在县城他的才能得以发挥，整个人春风得意，自尊心也得到极大满足。但是，他的好胜心理使他不安于现状，为了更远大的前程，他放弃了巧珍，选择了黄亚萍。最终因为张克南母亲的举报，他再次梦碎。

2、缺少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在高加林的潜意识里，他是排斥农村的，他从心底就对农村有一种摒弃之感。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深蒂固，就像是给他的人生套上了一重枷锁，他今后的人生多为此累。他对农村的排斥，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不愿从事劳动，只想干一些体面的工作，这本就是一种错误的价值观。这样的价值观，使他没有农民那种吃苦耐劳、脚踏实地的精神，他做起事来亦没有坚定的信念。同时，他骨子里就是一个自私的人。在面对婚姻

和前程的两难选择时，他为了自己的未来，无情的抛弃了巧珍，这样的人注定不会有好下场。所以，高加林的人生悲剧绝不是偶然的,即使没有张克南的母亲的举报，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也是会失败的。

(二)造成悲剧的客观原因

1、社会环境因素

高加林的不幸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关系。那时正值八十年代，改革浪潮刚刚兴起，很多社会制度尚不健全，社会的不正之风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管理。所以，在那个年代，高三星仅凭大队书记儿子的身份便可趁虚而入，顶替高加林。没能力的凭身份上岗，有能力的回家种地，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更可悲的是，儿子受了欺负，高加林的父母不仅不思反抗，还让儿子今后得更加巴结高明楼。这是怎样的可笑与悲哀！在当时的环境下，有权力的人一手遮天，小老百姓只能任人宰割。他们为什么要让儿子更加巴结？因为他们怕，是真的害怕，害怕高明楼再“制裁”他们。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高加林又怎么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悲剧的人生。

2、城乡交叉地带的冲突

在那个年代，城镇与乡村是有着天壤之别的，无论是社会地位、生活条件，还是受教育程度、社会资源占有都有着极大的差异。在高加林爱情悲剧里，城镇和农村的高下、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差别就是一个无法避开的客观因素。在高加林进入县城工作后，身份和环境的改变使他觉得巧珍愈发粗俗，和她没有共同语言。也正是身份的改变，才让黄亚萍主动追求他。而最后两人的分手，同样也是因为高加林身份的改变。高加林再次回到土地，他们就不是同一世界的人了，这是他们永远无法逾越的鸿沟。城乡差别是当时我国城乡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所决定的，无论是谁都不得不受到这一客观现实的制约。

3、个人发展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冲突

高加林的悲剧始终离不开一个点，那就是他的农民身份。无论是事业还是爱情，这都是悲剧的一个根源。可以说，国家的户籍制度深深影响了他。只要他是个农民，天生就要留在黄土地，想从这土地走向城市，真是难于上青天。走不出农村，任他有再大的才能，也无处施展。户籍制度，深深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高加林就是一个缩影。

4、爱情与远大前程之间的冲突

对于高加林来说，爱情与远大前程存在着现实的冲突。在鱼与熊掌之间，高加林最终选择了前程。他和巧珍都深爱着对方，本可幸福度过一生，但就是对大城市的迷恋。让他一错再错。他明白自己更爱巧珍，但却自我催眠，自我安慰，让自己相信黄亚萍更适合自己。同时，远大前程是爱情的基础。他与黄亚萍之间爱情的基础是他走出农村，不再是个农民。当他失去了县城通讯干事的工作，重新变回农民，他与黄亚萍的爱情也就到了尽头。

这世间有太多的无奈，高加林在其中苦苦挣扎，最终也没能走出命运的沼泽。纵观《人生》，高加林的悲剧命运引起人们的共鸣，也值得我们去反思。没有一帆风顺的人生，面对生活，唯有充满热情，坚定信念，勇敢前行。脚踏实地，做出正确的选择，一分耕耘，自会有一分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