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之末

人生原是战场，有猛虎才能在逆流里立定脚跟，在逆风里把握方向，做暴风雨中的海燕，做不改颜色的孤星。同时人生又是幽谷，有蔷薇才能烛隐显幽，体贴入微；有蔷薇才能看到苍蝇控脚，蜘蛛吐丝，才能听到暮色潜动，春草萌芽，才能做到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余光中

2017年12月14日，著名诗人、文学家余光中在台湾高雄医院逝世，享年89岁。他一直自称“一球千羽蒲公英”，“风一吹，便飞向四方”。因为这样“蒲公英般的岁月”成就了他的诗歌《乡愁》，也成就了他对于家、国浓厚的情与爱。他说：“对我个人而言，乡愁是一种家国情怀。家是个人的放大，国又是家的放大。”

邮票那端的父母

1928年，余光中出生于南京，历经了抗战和内战，动荡的岁月带给了他无数的漂泊。

整个童年和少年，余光中都在与母亲不断地逃难中度过。终于在重庆安顿下来，他就读的乡下中学又离家数十公里，每两周才能回一次家。乱世中的不安定，让余光中养成了与母亲往来书信的习惯，这个习惯只在一家人最终在台湾团聚时有过短暂中断。

25岁时余光中终于安定下来，成为一名少尉编译官，结婚、生子，一切平平稳稳。但幸福的生活刚刚开始，他的母亲却沉疴日深，不久后溘然离世。

母亲过世后，余光中将寄托都放在父亲和岳母身上。余光中的父亲年轻时负责侨务方面的工作，常年奔走于南洋一带，陪伴在余光中身边的时间很少。一家人总算在台北团聚了，余光中又多方负笈求学。母亲走后，父亲独居台北老宅，成了余光中心中最大的牵挂，“失去母亲的扶持照顾，我们又不在身边，很难想象他的日子会怎样狼狈地过。”

这时，余光中的岳母站出来，果断替他分担重担。岳母原本是余光中的小姨，余母去世后，她便搬来余家，照顾视力不佳、日渐年迈的余父。这一照顾，就是近30年。

上一辈人的辛苦与付出，余光中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余光中早已将对母亲的爱与思念，写进了《乡愁》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

57岁那年，他又写下散文《假如我有九条命》，倍带情绪地记录岳母和父亲在台北老宅的日子：“一条命，有心留在台北的老宅，陪伴父亲和岳母。父亲年逾九十，右眼失明，左眼不清……岳母也已过了80岁，步履不再稳便，却能勉力以蹒跚之身，照顾旁边的朦胧之人。她原是我的姨母，家母亡故以来，她便迁来同住，主持失去了主妇之家的琐务，对我的殷殷照拂，情如半母，使我常常感念天无绝人之路，我失去了母亲，神却再补我一个。”

船票两面的妻子

余光中和妻子范我存是姨表兄妹，相识于幼时，相知于年少。后来因为战乱，两人偶聚常散，直到余光中23岁那年，两家人在台北重聚。

此时的余光中，已是台湾大学三年级的高材生，范我存则是一个因肺病休学在家的高中生，两人的爱情受到了双方家庭的反对。但相爱的两个年轻人，却不管不顾地走到了一起。后来，余光中还借《四月，在古战场》一文，饱含深情地描绘当年的范我存：“一朵瘦瘦的水仙，婀娜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疲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28岁那年，余光中终于如愿娶得美人归。然而3年后，他就赴美留学，开始了近10年的美国留学或任教，直到在第11个年头，才得以返回台湾，定居高雄。

11年的聚少离多，攒下来的，是一张张成色不一的船票。在海外的日子，余光中思念妻子，想念女儿，更揪心故土，“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只。”这样浓烈的思念与爱，最终化成了20分钟便一蹴而就的《乡愁》：“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一携手，一辈子。61年过去，余光中和妻子相濡以沫，共同度过了人生中每一个困苦与幸福。提起妻子，余光中永远爱意盈盈，骄傲满满：“她是研究古玉的，一直在高雄市美术馆做义工。她跟我在精神上完美契合，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嗜好……她的优点太多太多，都说不完。”

但余光中却说自己要“留一条命，用来做丈夫和爸爸”：“世界上大概很少全职的丈夫，男人忙于外务，做这件事不过是兼差。女人做妻子，往往却是专职……我家实行的是总理制，我只是合照上那位俨然的元首。四个女儿天各一方，负责通信、打电话的是母亲，做父亲的总是在忙别的事情，只在心底默默怀念着她们。”

可这样的余光中，却会在不知道妻子服装尺码的情况下，准确地给妻子买回合体的服装，也会在外事活动中，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声疾呼寻找妻子：“我的新娘呢？我的新娘在哪？”而此时的范我存，会不慌不忙地从人群中挤出来，走到余光中身边，一边不疾不徐地应和：“在这儿呢！”两人满头的苍苍白发，混和四处漫溢的粉红泡泡，发自心底的那份爱意掩也掩不住。

周围的人总用“鹣鲽情深”来形容他们，范我存却浅笑：“我们从小历经过抗日战争，不怕吃苦，也懂得珍惜。”

故土，女儿，四座桥

余光中有四个女儿，像所有养育女儿的父亲一样，余光中一度也很焦虑，怕突然有一天一个“坏小子闯上门来，抢走了女儿”。

在女儿们还年少的时候，余光中就写了一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来展现他的焦虑：“好多年来，我已经习于和五个女人为伍，浴室里弥漫着香皂和香水气味，沙发上散置皮包和发卷，餐桌上没有人和我争酒，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戏称吾庐为‘女生宿舍’，也已经很久了。做了‘女生宿舍’的舍监，自然不欢迎陌生的男客，尤其是别有用心的一类。但自己辖下的女生，尤其是前面的三位，已有‘不稳’的现象，令我想起叶慈的一句诗：一切已崩溃，失去重心。”

这个时候，余光中会恨恨地吐出一句：“这四个假想的敌人，他们装出伪善的笑容，叫我岳父。我当然不会应他。哪有这么容易的事！”

当然，四个女儿也有不乖的时候，在恼怒的心情下，余光中又会气得咬牙：“恨不得四个假想敌赶快出现，把她们统统带走！”但咬完牙，又后悔，“那一天真要来到时，我一定又会懊悔不已。我能够想象，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

多年之后，长女余珊珊和幺女余季珊旅居海外，三女余佩珊住在台中，唯有二女儿余幼珊陪在身边，还和余光中成了同事——在高雄中山大学任教。而余光中自己，也一直处在“退而不休”的状态，两岸三地的交流忙得不亦乐乎，这让余光中稍稍失落于年华流逝之余，心中很是安慰。

26年前，余光中应邀来北京讲学，完成了“回归故里”的梦想。之后的岁月，海峡两岸行走成了他的日常，而几个女儿都陪在他身侧，“这些年，我陆续把几个女儿带到大陆各省去，让她们体会一下老爸当年离开茫茫九州时的心情。”

女儿们在精神与行动上和父亲保持了高度一致。2001年，二女儿余幼珊陪同余光中一起去山东大学讲学。在黄河边，余幼珊第一个伸手摸了摸黄河的水。那一瞬间，余光中热泪盈眶：“我写过黄河的诗，六十多行，很长，却是在没有见到黄河之前写的……”

在余光中心里，乡愁不仅仅是纯地理意义上的，而是立体的、多元的，也包括时间、历史、文化，“乡愁不仅仅是家乡美食的满足、方言的亲切，还有历史文化的意义在里面。作为一个南方人，会有北方的乡愁，北方人也会有南方的乡愁。”他为女儿们能理解他、与他共鸣而感动。

四个女儿没有像余光中一样感性落泪，但她们始终如一地陪着余光中穿梭在大陆的城与城之间。窗外闪过的招牌证实，这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可她们的脚步，却依然会在这里一一停歇：“这里，是我们的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