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平

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谈到写农村社会、写农民生活的作家，不能不把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作为重要人物评价。他们以鲜明的创作主张、大量的优秀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文坛上赢得了地位，并被研究者称之为“山药蛋派”。这几位作家如今都已经辞世，但他们一直恪守现实主义原则，始终坚持人民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感，从不忘记做农民群众代言人的情怀，以及他们的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马烽和西戎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马烽的小说和电影《饲养员赵大叔》《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我的第一个上级》，西戎的小说《宋老大进城》《赖大嫂》，李束为的小说《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孙谦的电影和小说《陕北牧歌》《万水千山》《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胡正的小说《汾水长流》《七月古庙会》；马烽和孙谦的电影《新来的县委书记》（《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等，都成为文学史上值得研究的课题。

由于特色明显，“山药蛋派”成为许多从事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学习借鉴文学观念和艺术主张的样本；不少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把这个流派作为典型代表，从中归纳和总结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走向；而在山西文学界，更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作家。与此相关联的，近些年来，已经有不少文艺评论家在系统地研究赵树理、马烽等作家，出版了许多风格不同的人物传记。然而，关于骨干作家之一孙谦的传记却相对较少，公开出版的只有笔者一本列入山西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组织编写的“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十三辑中三万多字的小册子《人民作家孙谦》。可喜的是，孙谦的老家文水县从事行政工作的所谓文学“圈外人”王学礼先生，不求名利，不计得失，十几年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搜集与孙谦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采访许多作家、评论家和孙谦亲属，今年上半年集中精力写出一部三十多万字的传记作品《孙谦的如影人生》。

承蒙王学礼先生的信任，我阅读了这部作品的初稿、二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每次阅读过程，好像孙谦老师的音容笑貌就在我眼前浮现，在跟他进行朋友间的坦诚交流，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与创作坎坷道路；同时，更为学礼先生对孙谦老师的真挚感情所打动，他这部书的准备与写作过程，体现出一个后辈人对前辈乡贤的尊敬与责任。学礼先生的日常工作与文艺并无多少交集，他做这项工作纯属个人意愿，不会给他增加提拔职务的业绩，更不会带给他经济利益，但他义无反顾地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原因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孙谦的精神以及一生的成就和贡献，不仅仅在于作为山药蛋派成员，在坚持大众化、人民性的方向上，对当代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更多的是他作为新中国最早的一批电影文学垦荒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艰辛探索，可以这样说，他的人生命运，就是共产党革命的写照，就是新中国电影的浓缩。山西，尤其文水，应该为有这样一位人杰感到由衷的骄傲。”透过学礼先生的这部《孙谦的如影人生》，我们看到了孙谦的坎坷人生与创作过程，也看到了一位真实的作家形象。孙谦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许多特点，是非常值得后辈作家学习的。他淳朴的人生，他谦逊的态度，他一以贯之的文艺观念，真是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因此，我们这些后辈文学工作者，应当永远记住作家孙谦。

读《孙谦的如影人生》，让我想起1996年3月5日孙谦走完76年的人生路逝世后，他的沙场战友、文坛知音、电影剧本合作者马烽，代山西省作家协会撰写的挽联——

晋军宿将文坛主力讴歌劳动者扎根黄土地笔下有真情华章传后世

农民儿子共产党人襟怀荡正气朴实似老牛竭诚扶幼苗风范映千秋

马烽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准确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孙谦勤奋笔耕，创作出数百万字的小说、电影文学剧本、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以描写农村生活为主，从中不但可以闻到浓烈的泥土芳香，而且可以看到鲜明的历史轨迹，能够感受到强烈的时代精神，深为广大读者和观众所喜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电影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从《孙谦的如影人生》中，我们能够看到，同“山药蛋派”其他几位骨干作家一样，孙谦也是从一名抗日游击队战士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战争年代，他主要在晋绥根据地从事新闻宣传和文艺创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专业作家，用作品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理解。他特别关注农村的生产和农民的生活，发现农业政策上出了偏差，感觉到农村工作中有了失误，他敢于直言不讳向有关领导部门上书，反映真实情况。由于特定时期极左路线严重，他几次因为讲真话或用作品真实反映问题，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身处逆境，但孙谦却忠贞不渝，信仰弥坚，他在晚年曾自我评价说：“回顾我所走过的路，又宽阔，又坎坷。说它宽阔是：在党的培养下，我这个粗通文字的人，居然会成为作家，还多少给人民作了点有益的事；说它坎坷是：建国以来，从批判教条主义、概念化、无冲突论、干预生活、写个人命运到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大否定，哪一次运动我都是对象……但我不灰心，也不想算旧账。”事实证明，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是正确的，历次运动对他的批评或批判是不公正的。因此，他的人品和文品都受到文艺界人士的称赞，他的作品更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

孙谦明白文艺作品不能过于浮浅地展示生活，应当有一定的认识深度。所以，他的每一篇小说或剧本，都要提出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用人物与故事阐释问题的尖锐复杂。这样的创作思想，是他一生创作恪守的准则。他的艺术表现方法，可以大致概括为：追求浓郁的地方色彩，使用通俗易懂的叙述语言，注意设置矛盾冲突和较强的故事情节。他之所以这样写，目的就是为了让农民群众能读懂或者看懂，喜欢读喜欢看。他一生写出过20多部电影剧本 （包括与马烽合作7部，与成荫合作2部，与林杉合作1部），除《未完的旅程》《万水千山》《谁是被抛弃的人》之外，都是表现农村生活的，都曾受到农民群众的喜爱。

最能体现孙谦创作思想的，是从1982年到1987年的5年中间，他与马烽合作写出的4部电影文学剧本，即：《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除《几度风雪几度春》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拍成影片外，其余3部拍摄成影片上映后，都引起过强烈反响，获得专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也多次捧回“金鸡奖”、“百花奖”、文化部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等等国家级、部门及省内奖项。这些奖项，是对他们辛勤笔耕的回报。

我在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孙谦跟马烽的合作。文人相轻之风是文艺界的通病，而像孙谦、马烽两位已是成就卓著的作家，能够多年合作愉快，写出那么多优秀作品的事例，在文艺界是少见的，也是人们乐于谈论的佳话。这中间，一方面是他们俩人的生活经历基本相似：差不多前后参加抗日部队，同时走上文艺创作道路；在北京工作几年后又都回到山西，经常一起下乡，讨论问题。另一方面，是他们的文艺创作观点基本相同：他们都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写农村题材为主，着重用作品揭示生活中存在的现实矛盾，注重结构故事情节，注重人物描写。当然，他们在创作中有时为了某个问题也会争论，但从不在意，马烽在谈到这些时曾说：“孙谦有个特点：一件事不干便罢，只要他答应了干，总是全身心地投入，决不后退。我们俩虽然基本观点一致，但在具体讨论提纲时，对一些人物的设置、重要情节的安排，总不免各有各的想法，有时也难免各持己见，争论不休，甚至有时他会大发脾气骂人。我的对策是不理睬。我知道他是一堆麦秸火，燃得旺，灭得也快。过不了多久，连灰烬都被风吹散了，一切照旧，和好如初，从来不伤感情。”（马烽：《怀念孙谦》）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创作进入辉煌时期，写小说、写诗、写剧本的青年人很多，是当时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一大热点。不少青年作者常常慕名拿着作品去请教孙谦，孙谦总是热情、认真地接待他们，阅读作品，诚恳地谈自己的看法。他反复叮嘱青年作者起码要做到三点：一是写作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能依葫芦画瓢；二是要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对生活要不断认识，不断思索，经过沉淀，经过孕育；三是要广泛交朋友，交各行各业的朋友是为了了解各行各业的人，交本行的朋友是为了互相切磋，提意见，找毛病。他从不向青年作者推销某种写作模式，更不作导师式的训导。

孙谦已经成为故人，但他的人品、文品和作品，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感谢王学礼的《孙谦的如影人生》给大家提供了不应当忘记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