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兰

【摘 要】 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观点是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标志，为经济学科和社会学科对话提供了契机。对于“嵌入”的认识，不能仅仅从其概念和内容上进行思考，还应该充分思考其方法论意义。本文通过对“嵌入”概念的分析，指出其对于整体和个体主义方法的指涉，对嵌入性的因果观进行了辨析，同时指出了格兰诺维特观点的不足之处。

【关键词】 嵌入性；方法论；社会网络关系；整体主义；个体主义

“嵌入性”（embeddedness）观点引发社会科学界热议是在20世纪90年代，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于1985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文，随即引起社会科学界诸多学者的讨论。作为纲领性文献，此文也被视作新经济社会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格兰诺维特的“嵌入”观十分重视社会建构对经济行动的影响，认为对于经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嵌入于社会结构中，尤其是社会关系网络中。格氏在其作品中对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两种极端化倾向进行了分析，对社会化不足问题和过度社会化倾向他秉持一种批判反思的态度。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长期以来都是经济学和社会学论争的焦点问题，经济学对“理性经济人”前提的探讨，社会学对“社会整体性”的关照，是两门学科进行论战的基本立场，因此对“理性人”和“社会人”的差异化前提假设也造成了二者方法论视角的本质区别。经济学亦或是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其分析视角的钟摆都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之间摇曳，“嵌入性”观点与其说是两门学科的学术“区隔”场域斗争，毋宁说是二者交流融合的一次再尝试。

本文认为，对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的理解，不仅要思考其内容所指，还应该充分看到其崭新的方法论视角和分析框架所带来的贡献。在方法实践过程中，格兰诺特的分析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不能忽视其分析视角存在的不足。

一、从波兰尼到格兰诺维特：嵌入性概念辨析

嵌入一词并非格氏首创，早于格氏之前，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就对此概念进行了强调。波兰尼以社会整体性视角为切入点阐释其“嵌入”概念，并据此对古典经济学家的逻辑进行了反思批判。古典经济学者强调社会附庸于自发调节市场，“价格”是经济系统调节的关键。波兰尼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的论调，是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现实不相符合的，他认为经济问题不能脱离宗教、政治、文化等因素，脱离社会的市场是不能站稳脚跟的，那种所谓自发的、彻底的、脱嵌于社会的市场只是一种乌托邦。比如“人类经济通常都潜藏于人类的社会关系中”，波氏的思想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可见一斑。同斯密（Smith）、李嘉图（David Ricardo）等相较而言，波兰尼对历史的深刻把握更让人信服，但是波氏“经济嵌入社会”的论调，以及他反过来着重强调“现代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比较差异下经济的非嵌入性，使得他的观点不仅招致类似“大而不当”的批评，还造成对“嵌入性”概念认识的模糊，使得嵌入观点缺乏现实的解释力。格兰诺维特则指出，对于现代社会的经济行动分析，波兰尼存在忽视社会性因素的不足。在工业社会亦或是前工业社会中，经济行动对社会结构的嵌入性是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存在的，格氏认为波兰尼的观点只是将嵌入程度较弱的情形忽视掉了。经济行动在历史背景下是一以既往地“嵌入”于关系网的。在格氏的视野下，社会关系网络作为分析要素，提供了一个将“社会”操作化分析的可能路径，使得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载体。

尽管如此，对于“嵌入性”概念的理解仍然存在诸多疑问，“但是几乎所有争论都没有针对概念本身，没有对概念的使用方式、内涵外延进行过认真的辨析，也未对由此建构的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致使这个概念本身变成了一个‘象征”。[1]即便使用同一个词语，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的表述和理论志趣差异也是非常明显的，“尽管他们都用同一个概念来定位经济与社会关系，但是他们对嵌入性的表达和阐释，以及所蕴含的理论立场很不同。而且格氏在嵌入性问题上与波氏并不存在思想的连续性，更谈不上挖掘、继承和发展。”[2]因此，尽管格兰诺特对嵌入概念没有进行严谨的定义，但是就概念的使用方式、内涵外延，学界都应该有清楚的认识，才能避免所谓“人类行为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之类放大化的嵌入观的滥用。其“象征意义”以及“操作意义”在不同语境下的使用方式是需要辨明的。

二、嵌入性内涵对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反思

为了深刻阐释其“嵌入”观点的指涉，格氏对经济学视角下人的“低度社会化”和社会学视野中人的“过度社会化”进行了批判。主流经济学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基本是基于个体主义角度强调“经济人”的理性，认为个体行动者经济行为的根本目标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即便要对社会结构的因素进行关照，也要从根源上考虑个体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理性考量，进而得出类似“社会关系反映了市场力量”的诸多观点。“低度社会化”情形對个体行动者赋予较大的影响能量，即便“通过契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各样的交易者也不需要进入一种会导致他们彼此结识的持续的或重复的关系之中”，[3]这种契约关系就是低度社会化的制度秩序。古典经济学者秉持功利主义传统，消解了所谓“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外部因素影响，认为在这种情形中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能明显影响总体需求和供给并因此而操纵市场价格和其他交易条件。这种完整的信息共识，彼此间毫无社会性接触的假设就如同霍布斯所提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或罗尔斯的“原始情境”（Original position）。而社会学者对此“个体行动社会化孤立”的研究模式则十分反感，坚持将经济行为化约为一般的社会行为，强调社会现实中的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等对人的行动的影响，其逻辑基础是个体经济行动必然受到行动者所处社会结构、规范等因素的约束和引导。一旦社会已知，行动亦是已知的，这种“过度社会化”观点对经济学视角展开论战姿态，不可避免走向整体主义与个体方主义方法论的另一极。

一方面，从后来的研究中可以清晰的看到，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者对于自由市场的认识确实具有虚幻性。将“社会性孤立”看成完全竞争的先决条件，用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使自由市场效益最大化。这种将社会关系看成自由市场的累赘的种种看法，用格氏的话讲“没有摩擦系数的完全市场和完全劳动力市场就像完全商品市场一样，仅仅存在于教科书之中。”[3]这种态度将个体行动“原子化”，忽略了环境和行为主体互动的事实。这样的观点既不能理解个体行为选择与环境的关系，更不能揭示行动者行动的真实目的。

另一方面，“过度社会化”观点，类似自然神论者所崇敬的上帝力量，这种力量注入人心且一以既往改变人的行为。格氏认为其决定分析色彩过于浓厚，以一种机械的方式理解社会因素的影响，将个体经济行动视为社会关系和角色的绝对附庸，没有考虑到置身于社会结构、网络关系中的行为者目标导向和感情因素。格氏认为即使在职业市场区隔已知的情形下，也不存在所谓“理想型社会化”使行动者的行为方式完全定型。因为，文化型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不间断进行的历史过程。这也是格兰诺维特和其学生批评帕森斯“社会系统论”所持有的态度，他们要重新找回被弃于次要地位的特殊个人关系，寻求个人行动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可能方式。

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社会学界，其方法论假设都处于不断修正的历史过程中。尽管方法论个体主义是经济学的传统，但是其理论界对“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也存在学科内部的质疑，也在关注人性的复杂多变。如新制度经济学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对制度的约束也进行了关照。社会学界的思考更是显而易见的，自孔德以降对于整体社会观和个体动机的论争就没有停止过，其认识也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格氏论述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与其说是为社会学亦或是经济学代言，毋宁说是学科交流对话的一条可能的路径。在嵌入化状态下，经济行动者不是孤立、原子化的人，而是通过关系网络与他人链接，其行为选择受到社会关系和结构的制约。虽然其方法目的并没有跳出对整体和个体的历史性探索，但是其方法内容却是打破了学科间的区隔，其分析观点更加具有操作化的可能，且其取得的成果也具有更强的可信度。

三、嵌入性：一种近因分析

功能解释虽然颇具争议，但是在社会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占据重要的地位，更不用说其在“帕森斯时期”的影响力了。功能解释强调系统的存在依赖其组成部分的功能发挥，其本质是用现有解释对象的特征或效用来解释其存在的原因，这也造成学界对其“目的论推理”和“循环论证”倾向的诟病。[4]迪尔凯姆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说明一个事实有何效用，并不等于说明这个事实是怎样产生的和为何成为现在这个样子的，因为事实产生的效用虽然要以事实特有的属性为前提，但效用本身并不能产生事实。[5]”在经济学领域中，威廉姆森可以说是最大化借用了社会学的功能解释模型，但是格兰诺维特对这种类似的功能解释的批评也是毫不客气的。格氏强调从“近因分析”角度去阐释经济体制的架构过程，他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类似于诸如社会结构变迁的大型问题，而是希望让人们重视嵌入性因果分析机制的重要性。因此不应对格氏的嵌入观进行窄化的社会定位，如其弟子罗家德所论述：“嵌如观点必须从两个维度考察：一是它与古典经济学的对话，二是其方法论的个性：可以上乘大理论的社会网理论，下开可验证的因果推论模型”。[3]

在1880年——1930年的美国电力行业分析案例中，尽管存在公共所有权等可能的因素影响行业发展，格氏却认为不能忽视其中私人联合的决定性作用。在供电问题上，托马斯·爱迪生之所以战胜J·P·摩根，就是因为他构建起关键人物的成功联合，借助其秘书塞缪尔·英素尔的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将资金、政治支持和操作途径整合一体。因此，现有的个人关系网络和政治关系，预示着行动决定方向的种种可能，使得在偶然性因素中能够洞察出某种必然的结果。格氏将“人际关系网络”作为具体分析因素，在“近因”层面上将系统、抽象的“社会”概念，化约为了一个可以具体分析的对象。这使得其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的对话有了可链接的桥梁，也修正了社会学领域“只见制度不见人”的弊端。

四、对嵌入性分析不足的讨论

尽管我们强调对“嵌入性”方法贡献的重视，但是经济行为对社会结构的嵌入是怎样一种路径和过程，我们是不得而知的，格氏聪明地避开了这一问题。第一，从“近因”层面考察，个体行动者是不能脱离关系网络的，但是现实生活的某些现象，如寻租，也确实暗示着个体存在战略性嵌入结构的倾向，并且会为此嵌入而主动塑造某种社会网。格兰诺维特将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置于眼前，但是却没有考虑个人行动对社会网络的影响，单方向的因果分析的确存在某些令人诟病之处。对此，有学者指出“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是相互嵌入的—互嵌性，即经济行为与其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是相互依赖、互为因果和相互强化的关系”，[6]为完善格氏的思想提供了可能的借鉴。第二，格兰诺维特“嵌入”分析强调对个体特殊关系的重视，但是其从来没有对人际关系的测量进行过讨论，其关注点在《弱连带的优势》、《门槛类型与集体行为》等等作品中显而易见，尽管其不断声称对社会网络中人际关系的重视，但是在具体分析中他只对关系网性质、节点、桥等结构要素进行了关照，不可避免滑向静态结构分析的陷阱。相比之下，科尔曼（Coleman）、博特（Burt）、林南等人走的更远，在一个更加历史的、建构的视野下，他们不仅关注关系网络本身，还更加重视网络中的资源、“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等要素。第三，尽管格兰诺维特对基于自利和功能主义的逻辑是持评判态度的，但是在信任的生成机制和避免欺诈的论证中，他又认为每个人都喜欢和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以寻求更好的信息，“这个信息好是因为：①它便宜；②一个人最信得过自己的亲身经验———这种信息最丰富、详尽而精确；③一个人如果与交易双方有持续的关系，就会有保持诚实的动机，以免伤害到未來的交易；④除纯粹的经济动机之外，长期的经济关系常常带来社会满意，进而使人对信任有所期待并避免机会主义”。[3]其解释在传统社会学和经济学理性主义之间摇摆，在具体分析中却是以个人主义出发点为视角的自利和功能主义逻辑，其方法和实践陷入了一种顾此失彼的窘境。

【参考文献】

[1] 李春霞. 重新认识作为分析工具的“嵌入性”[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3（2）82-87.

[2] 符平.“嵌入性”：两种取向及其分歧[J]. 社会学研究，2009（5）141-164.

[3] 马克·格兰诺维特著.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M].罗家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4] 吕振丽. 理性与嵌入——对威廉姆森与格兰诺维特组织理论的比较分析[J]. 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6（4）61-64.

[5] E.迪尔凯姆，狄玉明.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商务印书馆，2011.

[6] 吴义爽，汪玲.论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互嵌性——兼评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J].社会科学战线，2010（12）49-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