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贵

秘书老白的生活曾经让我非常羡慕，在我们矿业集团，只有他上班时间来去自由，有时不修边幅，蓬松着一头乱发开着裤子拉链就出现在办公室里，脸不洗牙未刷，张口一股隔夜的酸臭味让人无处可逃，有时一两天也见不到他的影子。如果写一些重要材料时，可以住到招待所里，饭菜叫到屋里，吃喝拉撒不出门。玩笔杆子的嘛，熬夜是很正常的事，生活难免不规律。据老白讲：好稿子都是熬夜熬出来的。

还有一件事比较让我羡慕，老白写出的稿子一遍就过。我刚来时间不长，主要写一些月度总结、领导讲话之类的小材料。可到了分管主任那里，勾勾划划，圈圈点点，每页纸都变成了大花脸，三遍五遍过不了关。

我请教老白。老白讹了我一顿饭。半斤白酒下肚，他神神密密地告诉我，做秘书写文章，要懂得“留尾”。听说过“留白”，可没听说过“留尾”。老白抽一口烟，得意地哈哈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吧？一仰脖“吱溜”喝干了杯中酒。我赶紧倒上。他装模作样地捋了把光秃秃的下巴，摇头晃脑地告诉我，这写文章，你不能把事都写透了，写精了，你要给领导留出修改的空间，要在无关紧要的地方写上一些废话、空话。你把稿子写得天衣无缝，领导的水平哪里去了？

果然，再写文章时，我故意露些马脚。主任只在上面砍去那些“尾巴”。我的文章开始出徒了。

有一次，市宣传部安排给矿业集团一项任务，作为安全生产典型，写一篇长篇报道，发表在《中国煤炭报》上。这可是一件大事，关系到各级领导的脸面，更关系到一个秘书的脸面。这样的好事自然轮不到我头上。老白再一次住进了招待所，再一次过起了吃喝拉撒不出屋的生活。没白没黑地熬了几宿，眼睛像得了红眼病。可发表在报纸上时，署名却是主任的名字。

那一年年终，主任被评为集团先进工作者。

一年后，主任被提拔为副总经理。老白顺理成章，坐上了主任的位置。

我写了几年，仍然在文章里露些“马尾”，老白照样用红笔勾勾划划。终于又赶上一次露脸的机会，我故意把主任的名字放在前面，我的名字放在后面。可报纸登载出来，我傻眼了：上面只署名“白xx”。

茉莉美人儿

女愁哭男愁唱。

“我低头，向前走，追逐流逝的岁月，风沙茫茫满山沟，不见我的童年……”

高一脚低一脚，矿灯把长长的影子摇晃得支离破碎，每天穿过黑咕隆咚的巷道，心里就像扔进了一块石头，荡起圈圈涟漪，莫名地酸楚涌在鼻腔，忍不住就扯开喉咙唱两句。

狼嚎般的声音在空旷的巷道里回荡。

以前我在采煤队挖煤，一次意外塌方，把腿砸伤了，现在只能到井下送饭，上午一趟，夜里十二点一趟，也算井下作业，工资待遇和以前一样。食堂的胖子嫉恨地对我说：“你小子有福哩，咱俩一样混日头，可你工作不累，拿着下井补助，夜班补助，工资加起来比老子高一倍。”

我瞪他一眼，拍拍伤残的腿，要不咱俩换换？他不说话了。

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一头是水，一头是饭。从井上到井下作业面，要走两个多小时，兄弟们啥点吃饭全是我说了算。他们一个个像非洲人，呲着两排白牙跟我开玩笑：“你小子不是雪中送炭，是炭中送饭。别误了点啊，回头让你钻钻班长媳妇的被窝。”班长媳妇是城里人，长得漂亮。我腿伤成这样，二十七八岁了还打着光棍。班长也大方：“行行行，给你嫂子暖热了被窝，赏你两个馍馍吃。”大伙儿一块哈哈大笑，在矿灯昏黄的照耀下，一双双乌溜溜的大眼睛闪闪发亮。

这天刚走一半的路程，突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我转着脑袋寻找了一圈儿，没有发现其他东西。在这几十米的井下，除了水流的声音，按说不会有别的声音。我又竖起耳朵仔细地听了阵子，没错，是有动静。这里难道还生活着别的动物？我蹑手蹑脚地寻着声音找过去。天呐，在一排枕木底下，居然趴着一只老鼠。它正在啃着木屑，每啃一点儿，都会甩着小脑袋丢出去，然后再啃。它身上的毛发沾满了煤屑，一绺绺地打着结，像落魄的乞丐，全身没有光泽，只露出小小的一部分眼白。在矿灯地照射下，它惊恐地抬起头，但没有逃跑，警惕地咕噜着一双绿豆大小的眼睛看着我。我冲它扮了个鬼脸，打了声招呼：“你好啊，老伙计。”它对突然外来地侵犯很是恼火，发出愤怒的“吱吱”叫声，一点都没有怕我的意思。我高兴坏了，冲它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它抬起前爪，洗脸似的抹了下嘴巴，摇摇尾巴，跳到枕木上去了。我突然想起来，忙从袋子里拿出一个肉火烧，撕了一块扔给它。它经不住肉香地诱惑，往前走两步，用爪子试探着往前勾了勾。看我没有伤害它的意思，这才放心地吃起来。它吃得很快，不时抬起头看看我，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两只腮帮子捣得满满的，像个老人，上下左右嚅动着。等它吃完，我又扔过去一块，它很快又吃完。我把剩下的半块捏在手里，往前伸了伸，它抖动着胡须看看我，走两步，退回去，再走两步，又退回去。我冲它友好地笑笑。它像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放心地过来，缩着前爪抬起身子，啃着我手里香喷喷的火烧，掉下一点儿碎屑，先舔起来，再啃。眼看快吃完了，我才把剩下的全扔给它。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伙儿，大家高兴坏了。班长说：“以后我们有邻居了，谁也不许伤害它。”大家都点头同意。

第二天送饭时，我特意让胖子多装了一个火烧。胖子跟我开玩笑：“你在井底下养情人了？”我说：“还真养了个情人，哪天你到井下，让你开开眼界。”

我把歌曲改了，一路唱着“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火火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地销魂……”

快到枕木旁时，我伸着脑袋看，它果然还在上次的地方。见了我，又抬起前爪，像个小丑，眨巴着眼睛，样子有些滑稽。我忙把火烧扔过去，它没有一点犹豫，毫无戒备之心，不客气地吃起来。

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天都给它带一个火烧。它的身子明显地肥胖起来。工友们上下班路过也来看它，有人把自己的旧毛衣带来，给它布置了一个舒舒服服的窝。尽管没人知道公母，大伙儿还是愿意把它想象成一只母鼠，送了它一个美丽的名字：“茉莉美人”。今天你说“给茉莉美人带饭了吗？”明天他问“给茉莉美人捎水果了吗？”队里谁过生日，蛋糕都有“茉莉美人”的一份。

春节的晚上，我又去送饭。在“茉莉美人”居住的枕木上，不知谁贴上了一副大红对联，我正要仔细观看，“茉莉美人”听见动静，从窝里钻出来，它今天真像一位美人儿，脖子上套了一个漂亮的五彩花环……

一只金耳环

阿瑞和我是邻居。他小时候家境很富裕，经常抱着一根鸡腿在啃，或是挥舞着一把能喷水的手枪向别人身上射击，我们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羡慕得要命。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阿瑞十三岁那年，我们正在课堂上听课，他母亲风风火火地跑来，说不好了你爹出事了。说完拉起他就跑。他的书包和板凳还是过了很久我捎回去的。事后才知道，附近的煤矿出了事故，正在井下挖煤的阿瑞爹埋在了里面，等三天后救援队把人挖出来，早已硬挺挺的了。

阿瑞娘像受了刺激，见谁都拉住人家手不放，说些夜里阿瑞爹托了她个梦之类的话，然后就抽抽搭搭地哭。村里人见她像见了瘟神，纷纷躲避。阿瑞娘就搂着阿瑞哭，搂着村里的大树哭，慢慢眼睛像是金鱼鼓起的水泡眼，不久就双目失明了。

阿瑞开始一个人在社会上混，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后来靠帮人要账过日子，一有了钱就吃喝嫖赌。更为出奇的是，他在耳朵上戴了一只金光闪闪的耳环。村里人叹着气，背后指指点点，也像过去躲他娘一样躲着他。他抓着娘的手让娘摸，说你儿子现在出息了，在镇上名气大得很。娘摸到了耳环，气得一巴掌打在他脸上，翻着眼睛骂，你个不孝的子孙，你爹在地下怎能安心？

老人家已哭不出一滴眼泪来了。

好在阿瑞还算孝敬，有了钱，就买上好吃的东西堆在母亲旁边。我周日不上学也经常去看望老人家。她拉住我的手，先去摸我的耳朵，我说我是梁子，她不听，摸完了左耳摸右耳，没摸到耳环才确定是我。我想她的听力也出现了问题，要不会辨别不出我俩的声音。

有一次我在学校附近见过阿瑞。他坐在一辆无牌照的轿车上，看见是我，摇下车窗，怀里搂着一个女人，冲我打了一个响指，说，梁子哥，还读书呢。样子牛逼得很。然后给那个女人介绍，这是我最好的伙伴，光腚长大的朋友，梁哥。但我看得出，他的眼神里流露出一丝自卑和忧伤。

几年后我高中毕业，看看没有别的出路，就去煤矿当了一名矿工。突然有一天，阿瑞跑来找我，让我也带他去煤矿上班。我很高兴。矿工虽然苦，但毕竟是一门正当工作。他在社会上瞎混，早晚是要出事的。

我俩分在一个班，上下班都一块。每次歇白班，他都会买上一些好吃的捎回家。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之前他在镇上赌博犯了点儿小事，派出所的人去家里找他，看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没忍心带他走，只进行了一番劝导教育就算了。人家一走，母亲摸着他那只金耳环，弯腰就给他跪下了，哭诉着说，你要是不学好，我将来如何去见你爹？干脆一头撞死算了。说着拿头往墙上撞。阿瑞一把抱住她，苦苦哀求，答应以后好好做人，娘这才放弃了轻生地念头。

我也随他看过几次老人。每次我说是梁子，她都不信，非要摸摸我的耳朵。阿瑞把头伸过去，说娘，我在这里呢。娘用手轻轻捻着那只耳环，这才开心地笑了。我发现，那耳环被摸得溜光，就算在阴暗的屋子里也闪闪发亮。

天有不测风云。

一年后，在下夜班回家途中，阿瑞遭遇车祸身亡。

我不敢把这消息告诉阿瑞娘。买上食物去看她，她摸摸我的耳朵，问阿瑞这几天怎么没回来。我忍着悲痛告诉她，阿瑞为了多挣点钱，加班呢。老人脸上露出了微笑，抓着我的手放心地点点头，瘪瘪的两腮像是嚼着东西，自言自语地说着什么。我却一句也没听懂，眼里噙满了泪水。

我回家想了一夜，老这么瞒下去也不是办法，第二天在耳朵上打了个孔，也挂上了一只金耳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