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军

2017年，以非虚构写作蜚声文坛的青年作家梁鸿在《当代》第5期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荣梦想》。11月，经过大幅度修改，题目也改为《梁光正的光》以后，这部小说的单行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主要是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相应的文学观念的改变导致了作品新版本的出现。”“从70年代末到现在，当代文学新版本的出现则主要是因为完善艺术方面的动机。”那么，面对梁鸿的这种修订行为，我们不禁要问：作品刚刚发表，作家何以如此急切地进行修改？她修改了什么？修改后的版本与最初发表的版本有何变化？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变化？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我们对作家创作心理的分析，也涉及到我们对这部小说的理解与评价。

一、版本修订的内容

通过对《当代》本与单行本的详细对比，我们发现，梁鸿主要从五个方面对作品进行了修订。

首先是叙事视角的变化。除最后一章外，《当代》本所采用的都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只不过叙事人有所变化，第二、五、八章的叙事人是梁冬玉，第一、三、四、六、七、九章的叙事人是梁冬竹。而实际上，从故事的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我们根本看不出梁冬玉和梁冬竹有什么显著的区别。这一点在小说的修订中也可以得到验证。有好几个地方，《当代》本故事的人物是梁冬竹或梁冬玉，但是到了单行本中却改成了梁冬玉或梁冬竹。而且，改过之后我们根本感觉不到任何不对。从这一细节我们或许可以看出，实际上梁冬竹、梁冬玉根本就是同一个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当代》本的叙事视角就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

单行本的叙事视角却是全知性的。它把叙事人称代词“我”全都改了成冬竹或冬玉。这在大部分地方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些地方还是让人感到别扭。比如“父亲”，如果这个称呼紧跟着小说中的某个人物，我们觉得问题不大，我们会很自然地把他想象成冬竹、冬玉的父亲，但是通篇下来，除了第十章，梁光正都以“父亲”这个称呼出现，这是谁在这样称呼他？只能是他的某一个子女，而他的所有子女都被用自己的名字安置在了小说的故事中，他们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故事场景站在一个叙事人的立场上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所以，在单行本中这个称呼其实是很别扭的。类似的情况还有“我们”。在单行本中，从表面上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个叙事者“我”了。但是，小说中却处处存在着一个复数的人称代词“我们”。在故事中，这个“我们”指的是冬雪、冬竹、勇智、冬玉姊妹四人，“我们”中的“我”也就应该是四兄妹中的一个，而他们又都以故事人物的形象存在于小说中，那这个称呼“我们”的“我”是谁？她显然不是全知视角中那个如上帝一样的叙事人，也不是作者在叙事视角上的创新，说白了，她不过是作者在版本修订过程中没有被完全改造过来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一个遗留。所以，即便是在单行本中，第一人称的叙事主人公也并没有彻底退出，她依然在掌握着故事的节奏，俯视着故事的发展，体验着人物的悲欢。

修订的第二个内容是：《当代》本中的“楔子”和每一章前面的“题记”都被删除或者经过改造进入了小说的正文。这种改变其实是由叙事视角的变化带来的。因为《当代》本是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所以，从逻辑上讲，这个叙事人不可能知道其他人物的所有事情。在小说中，她要想把其他人物的事情都叙述出来，就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而“楔子”和“题记”恰好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就像一个侦探，身边堆满信件、日记、纸片和乱七八糟的物件，我一封封一本本一片片研究，拼接出时间、情节故事和秘密”。有了“楔子”和“题记”的这个叙事背景，“我”对其他人物的所有叙述也就变得真实可信了。因为改变了小说的叙事视角，“楔子”和“题记”也就变成了累赘，只好删除。

修订的第三种情况是，在正文部分单行本删除了《当代》本的两类内容。一类是与主干内容关系不大的文字。例如第三章开头，《当代》本原有三段描写穰县大桥的文字，但是后面的故事与这些文字并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单行本直接把它们全部删除了。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通过这种删除，小说的主干故事变得更加干净、紧凑，也更爽朗。删除的另一类内容是抒情气质比较浓厚的文字。有些内容只有第一人称的叙事人才可以讲述出来，如果换成第三人称，讲这样的话就会显得很不合适。为了保持叙事视角和叙事语调之间的和谐，这些内容也几乎全被删除。比如：《当代》本第25页有一句话：“我受不了还要再见到那女人，我受不了我还要见到那孩子，我不要再回到过去。”在单行本中，这一章的叙事人“我”被换成了冬竹。在这种叙事视角下，如果把上面那句话改成：“冬竹受不了还要再见到那女人，冬竹受不了她还要见到那孩子，她不要再回到过去。”读起来就觉得很不舒服。

但是有些地方删除的也并不成功。比如第四章叙述勇智在广州打架之前，《当代》本原有一段文字，开头是：“勇智始终没搞清楚自己当初是如何被拖入那场约架的。”接着概述的是他在吴镇高中经常打架的情形。有了这样一段回忆，后面再叙述广州的打架就不会让人觉得突兀，而且还可以预示广州这次打架的惨烈。单行本把这段回忆删除之后，广州的打架就显得直突突的，没头没脑。

修订的第四种情况是单行本在正文部分增加了不少内容。从叙事效果来看，增加的文字主要是为了使叙事更严密，情节更连贯。比如第二章，在梁光正带着蛮子外出打工之前，蛮子曾经与勇智发生过一次比较激烈的冲突。对于这次冲突的具体内容，《当代》本叙述的比较含糊，仅仅描写梁光正被气得“浑身颤抖”、“青筋乱跳”；勇智急切地辩白“不是，不是，我不是”；蛮子愤慨地质问“你没有？你没有？”具体是什么事情，我们并不大清楚。单行本在第53-54页对这个事件进行了必要的补充。通过这个补充我们大体上知道了事情的原委，蛮子是怀疑勇智偷看了她，并把这件事告诉了梁光正，这才引出了三个人之间的指控、辩白与劝解。

修订的第五种情况与第四种相似，其用意主要是为了使小说的叙事更加顺畅自然、更加符合故事的发展逻辑。但是，修订的方式不是删减或增加，而是调整叙事结构。这里面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叙事内容的顺序前后调整。比如第一章的最后两段，《当代》本的顺序是“妈死后的那年春节”，“一年前”。单行本调整为“妈去世的前一年”，“妈死后的那年春节”。就故事的内在逻辑而言，显然是单行本更为合理。这种前后顺序调整的情况在第六章出现的最为频繁，仅较大段落叙述顺序的调整就有9处。如梁光正写给冬雪的两封信，在《当代》本中原本被放置在这一章的开头，显得很突兀；单行本把它们放在了叙述梁光正与他几个子女关系的段落中间，一方面可以作为梁光正与子女之间真挚情感的证据，另一方面也显得更为顺畅自然。调整顺序的另一种方式在单行本中出现的似乎更加频繁。它是把《当代》本中大段大段的叙述根据文本的主要意思分成几个小的段落。这种文本结构的调整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使得小说的文本空间显得更为疏朗，读起来也更为从容。比如第二章，梁庄的麦冬大丰收之后，广州佬却迟迟不来收购，大家都很焦虑，围着梁光正讨主意。这段内容《当代》本第21页原来是两段很密的对话，中间没有冒号和引号，读起来有些吃力。单行本第46页把它改成了若干段落的对话结构，中间还加上了冒号和引号，读起来就清晰轻便的多了。

从以上五个方面的对比可以发现，这篇小说修改的规模很大：从叙事视角到叙事结构，从叙事内容到文本空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给作品带来的影响不容忽视，作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如此规模的重大修订，背后的创作心理同样值得重视。

二、版本修订的意义

从后三种修订情况来看，作者的这种修订行为主要是出于文本结构和读者接受等因素的考虑。《当代》本的叙事风格满足的是作者对记忆的书写、对情感的抒发。当作者沉浸于自己的记忆空间和情感世界时，她的创作就进入了一种癫狂的状态，她追随着自己的记忆和情感的流动一直往前走，在这个艺术的世界中她看到自己的童年、看到自己的家乡。这些记忆中的情境和片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她的脑海中，她来不及梳理、来不及辨别、来不及安排它们的位置。她十分珍视这种创作的感觉，不忍打断，不容错过，索性就由着它们“自动”地铺排在小说的文本中。这样一种酣畅淋漓的创作体验给作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但也给小说本身带来了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问题：里面有一些内容不符合事实逻辑，很多段落篇幅过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一方面理不出故事的线索，一方面又被大段大段的叙述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文本状态对于一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和阅读接受来讲无论如何是无法容忍的。作者对其进行修订也就在所难免。

而作者之所以对前面两种情况进行修订，则大概是希望尽量保持叙述风格的客观、冷静、克制、从容。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有一个特点：方便叙事人对自己及自己熟知的故事进行叙述，方便叙事人在叙事过程中进行主观情感的抒发。但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容易使叙事变得过于主观而不加节制，而且容易使读者将叙事人与作者等同起来。这两点都是梁鸿在修订过程中极力希望避免的。叙事的过于主观而不加节制，容易导致叙事逻辑的混乱和叙事节奏的过于密集，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压抑和排斥的情绪，这是一部小说在传播过程中所需要慎重考虑的。而叙事人与作者的等同也是不少作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家世和个人的隐私。这一点在这部小说的修订过程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部小说带有十分浓厚的自传色彩。这不仅体现在叙事视角上，而且体现在小说的内容和一些细节性的问题上。就内容而言，小说中的梁光正、麦女儿、勇智、冬雪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在梁鸿之前的非虚构文本《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以及访谈录《梁庄：乡土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梁光正、麦女儿这两个名字大概是虚构出来的，但是，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故事却从《中国在梁庄》一直保留到《梁光正的光》：那个对抗压迫、追求公正、不爱劳动、专爱抱打不平的“事儿烦”的父亲，那个早年为丈夫担惊受怕，晚年一直卧病在床的母亲，在这两部体裁不同的作品中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勇智的工作性质及早年的恋爱经历也不免让我们想起《中国在梁庄》中那个“离乡出走的理想青年”毅志。“大姐”冬雪的性格和经历也颇像梁鸿在访谈录中谈到的那个“大姐”：“我大姐在我姐姐里是中流砥柱，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我的父亲。”《当代》本“楔子”中冬雪“骑着自行车”“想顺着路一直骑下去”的叙述也像极了访谈录中大姐失恋后骑自行车的情景：“我姐姐那天跟我说，当那个男孩子跟他说分手的时候，她在大街上有点像迷失了一样一直骑自行车，但不知道骑到哪。”作为虚构文本的小说，其人物形象、故事内容与非虚构文本的这些相似之处，不能不让人对这篇小说的自传色彩产生联想。

叙事内容方面的这些纪实性特点已经让我们对它的自传色彩浮想联翩了，如果再加上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和“楔子”、“题记”中对日记、书信等“真实”信息的强调，我们简直可以认定小说中的冬竹、冬玉就是梁鸿，发生在梁光正家林林总总的故事就是梁鸿家族故事的翻版。这显然是作家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在单行本中，叙事视角被改成了更为“客观”的全知性视角，容易引起人们联想的“楔子”和“题记”也都被删除干净或者改头换面融入了正文的内容之中。

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梁鸿的这次修订基本上是成功的：叙事的逻辑更加连贯合理，故事的内容更加干净利落，文本的空间更加疏落爽朗，小说的风格也更加客观中立。在梁鸿的心目中，这或许更像一部小说。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就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对最初的版本有那么多不满，为什么最初发表的时候会是那个样子？为什么不等修改之后再予以发表？与单行本相比，《当代》本的价值何在？它有没有一些单行本无法替代的东西？与前面的问题相比较，这些问题或许更令人充满兴趣。

我们首先需要肯定的一点是，即便是修订之后，《当代》本也依然有它存在的价值。这个价值一方面是对作家本人而言的，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作家的研究相关。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和作为读者的作家是不一样的。在发表了《梁光正的光荣梦想》之后，作为读者的梁鸿自然能够感受到小说中存在的那些问题。但是，作为读者的梁鸿不能代替创作《梁光正的光荣梦想》时的梁鸿。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梁鸿而言，那些在阅读时让人难以忍受或者要极力避免的问题反而可能是她在创作时需要十分珍视的宝贵体验。在创作《梁光正的光荣梦想》时，梁鸿将自己的生命记忆融入到小说中，融入到人物身上，并通过对小说世界的构建和想象，酣畅淋漓地书写了长期压抑在心底的生命记忆。恰恰是因为对生命记忆书写的酣畅淋漓和无所顾忌，小说在开始的时候才毫不犹豫地采用了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因为只有这样的视角才能够充分书写她长期埋藏在心中的记忆，也只有这样的视角才能够让她随时抒发一腔的深情，随时对小说中的人事发表议论。也是因为这种完全投入的生命记忆书写，才导致她对小说的叙事逻辑、故事内容、文本空间、叙述风格无暇顾及，更多地是凭着自己的记忆和情感的流动信笔直抒。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当代》本中的叙事逻辑会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故事内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改动，小说的文本为什么会经常出现不分段落的巨大篇幅，文本的风格为什么会那样急切，那样直抒胸臆。这一切都是因为沉浸在生命记忆书写中的创作主体已经无法顾及这些技巧性的东西了。所以，作者在修订之前就发表《梁光正的光荣梦想》不仅不是一时的冲动，而且还应该被理解为是对真诚创作的一种尊重和文本留存。正是因为作者保留了这样一个“尚待修订”的最初文本，我们才有了对这篇小说的创伤记忆书写进行探讨的可能。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认为这部小说的修订其实有得有失。从成功的方面讲，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小说的叙事逻辑更加严谨，故事内容更为顺畅，文本空间更加疏朗，叙事风格更加冷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的自传色彩。但是稍感遗憾的是，如果不把单行本与《当代》本对照阅读，这种修订就有可能对作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呈现出来的那种创伤记忆书写的宝贵体验形成遮蔽，而这一点则是我们对作家的创作心态展开研究的重要着力点。

三、创伤记忆书写的价值

这篇小说，尤其是《当代》本，可以视为创伤记忆书写的一个典型文本。这种书写在小说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内容，叙事风格，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小说场景的描写。

从本质上讲，这篇小说的叙事视角是全知性的，但是在《当代》本中，作者又让小说中的人物作为第一人称叙事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或者通过日记了解到别人的故事。既然在叙事的功能上需要叙事人承担上帝的角色，那为什么不像修订后的单行本那样直接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呢？可见，在开始创作的时候，全知性叙事视角并不能满足作者的某种需要。这种需要就是来自作者内心深处的一个遥远的声音：她需要把一直压抑在自己内心深处的创伤记忆畅快淋漓地表达出来。从讲述自己内心创伤的角度看，第一人称主人公式的叙事视角无疑是最为合适的，它更有利于叙事人讲述自己内心的创痛。走出创伤记忆的前提是对创伤的叙述与建构。“文化创伤不是一个自在的经验事实，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建构，具有自觉性、主体性和反思性，它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发生的对经验事实的特定书写和表征。”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叙事人要想走出自己的创伤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或者以自己的面目讲述内心的创伤。就此而言，这篇小说的修订或许可以视为完成心理创伤叙述后的作者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或庆祝：“仪式行为作为象征性的动作演示，是人类特有的符号能力之显现。文学作为象征性的语言表现，当然可以视为仪式表演的语言延伸物，因而也体现着虚构和演示的特征。”

在《当代》本中，这篇小说的叙事结构呈现为一种空缺、重复、倒置、散乱的状态：这是一种叙事策略还是作者创伤记忆书写的特殊表现？在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我只是想把过去的日子拼起来，我想拼出一个图，看看那图的形状、走势和发展逻辑，怎么就成了今天这样子。”这或许透露出一个信息，叙事人希望讲述的是一个具有内在逻辑的故事，但是，从《当代》本来看，这个愿望一开始并未完全实现，有些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似乎太过突兀，中间缺少一些必要的逻辑关系。我们认为，这似乎并非像先锋文学那样有意为之的叙事策略，而是作者创伤记忆书写的一种特殊表现。“叙事是一种框架，人类依据这种框架为时间性体验和个人行动的体验赋予意义。”“叙事提供了一个框架，可以使人理解过去，也可以用来构想未来。它是人类存在获得意义的一个主要框架。”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当一个叙事框架的内部还存在一定的逻辑罅隙时，或许，叙事人尚未完全走出自己内心的创伤记忆。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篇小说的修订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行为，它同时还是一种心理行为。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讲，它使得这篇小说的文学性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而从创伤记忆治疗的角度来看，它或许还意味着，通过《当代》本的创伤记忆书写，创作主体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走出了自己内心深处创伤记忆的阴影。

就回忆的内容而言，梁家四个子女的少年时光几乎全是累累的创伤。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父亲的爱管闲事，母亲的卧病在床，小峰的严重烫伤。爱管闲事的父亲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不是“英雄”的想象与自豪，而是常年的担心与恐怖。病床上的母亲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不是同情与怜悯而是“伤害”与“厌恶”：“妈光着身子，像一架骷髅，难看、肮脏、遭所有人厌弃的骷髅，像抹布一样，任人摆布。”“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无数次见过妈最隐私的地方，那是公开的。刺目、难看，那么丑。我真的不喜欢。我觉得我受到了伤害。我厌恶身体的相见。我厌恶看见对方的身体。”甚至因为头上生虱子被同学嘲笑，“我”都认为“这都是因为我没有妈。我在心里喊着，妈，她不应我。”更要命的还有小峰的烫伤，因为这里面可能涉及到“我们”的责任，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逐渐长熟的“毒瘤”，终有一天它迸溅出来的毒液会“淹没”“我们”“腐蚀”“我们”。“我们”谁都不愿意提它，甚至在叙事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意地把它隔过去。“我们”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忘了，而是因为“不知道从何说起。它太重太深了。那是一个黑洞，一旦开启，就会被吸进去，再也爬不出来，再也别想看到太阳和光亮。”如此沉重的创伤记忆书写带给读者的是一种痛彻心扉的阅读感受，在作者的创作过程中恐怕更是一种锥心刺骨的心理体验。

能够体现这篇小说创伤记忆书写的还有它的叙事风格。“风格是语言的表现形态，一部分被表现者的心理特征所决定，一部分则被表现的内容和意图所决定。”在《当代》本中，这篇小说的叙事风格突出地体现为个人化和抒情性。个人化的叙事风格一方面来源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另一方面则来源于小说的叙事内容。根据上文的论述，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受到作者创伤记忆书写的很大影响，而这些个人化的叙事内容又往往与作者的创伤记忆书写紧密相连。比如，《当代》本第17页，“我隐约记得那几年家里的恐怖气氛。”第49页，“我记得那尖叫，记得那哭声，记得他走时看着我的眼睛，黑亮黑亮的，我一直记得，它们整夜整夜在我脑子里喧闹，像谷种一样，种下来，一直在发芽生长。这么多年，我拼命要忘记它，拼命把它压下去，让它枯萎、熄灭，直至死亡。”这篇小说叙事风格上的抒情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如《当代》本第28页有一段叙事人冬竹直接呼告的文字：“耶和华啊，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蔑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蔑视，已到极处。”这种个人化色彩十分浓厚的抒情文字在小说中还有多处，而且它们还往往出现在创伤记忆书写的段落中。所以，从根本上来讲，创伤记忆书写对这篇小说的叙事风格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创伤记忆书写还影响到了这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梁光正，表面上看，“他是圣徒，他是阿Q，他是傻瓜，他是梦想家，他是父亲是土地，是顽劣的孩童是破坏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深深地埋藏着恐惧与创伤，只不过平时他不愿意在孩子们面前流露罢了。年轻时因为对公平、公正的追求而受批判、受追捕，后来因为蛮子而被她的婆家打得半死。在他生命进入幻觉的状态时，他曾经流露出自己内心世界中那深入骨髓的恐惧：“你们别打我，别打我，我家里还有四个孩子，还有孩子妈，躺在床上不会动，我得回去，我得回去啊，你们打死我，他们也都得死了，别打了，别打了。”年轻时遭受的这些创伤他谁也不说，表面上依然是那样“事儿烦”，那样倔强，那样蛮不讲理，但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光正。一个完整的梁光正，不仅追求公平公正、爱管闲事、向往爱情、热爱女人，厌恶土地、充满理想、反复折腾却一事无成，而且内心深处还充满了创伤和恐惧，他向往母亲的乳房和怀抱，向往安全和温暖。梁光正是丰满而复杂的，他的生命中不仅有浮在表面的“光”，更有深入骨髓的“伤”。不仅“他的儿女从来没有真正走进过他的世界”，我们要真正深入地走进他的内心也一样需要时间的考验和生命的体验。

梁鸿塑造心理、描写场景的能力令人惊叹。比如这样一段，“二十几年过去了，全家人好像密谋过一样，不约而同地忘记了蛮子，谁也不提她的名字，包括当年还只十二岁的冬玉。大家都自动跳过蛮子这一章，好像从来没有蛮子，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在讲到那几年的时候，大家连洞悉彼此的对视都没有，就自动把有关蛮子的场景给删减了。但是，又怎能删减得掉呢？如果人生的过程可以用相片一帧一帧来展示的话，那么，我们一家的相片在那几年肯定是支离破碎、不成形状的，所有的生活都因蛮子的到来而改变，但是，大家又执意不肯显示她的色彩和位置，于是，相片就像被虫蛀过，被水洗过，被沙子磨过，总有个模糊不清的、黑洞一样的头像顽强地站在那里，朝着看它的人张望。谁也不想正视它，可是，谁都知道，它一直在那儿，蛰伏在记忆的最深处，等待着机会，朝大家反扑过来。”这种刻画心理、铺排情景的能力绝不是一个没有任何准备的作者可以达到的。作家怎么会有这样杰出的刻画能力呢？对于这一点，梁鸿在一次访谈中曾经有过一次夫子自道：“对于我来讲童年可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这就意外地使我得到一个说不上来的空间，一个自由冥想的空间。这种空间促使你对自然界，对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探索，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还是挺幸运的，使你有更多细密的想法。”带有创伤记忆的封闭童年养成了梁鸿细密观察外在环境和内心世界的能力，再加上从少年时代就养成了的写作习惯，梁鸿一上手就在心理、情景描写上显示出特异的能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从《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到《梁光正的光》，从小说的创作、发表到后来的修订、出版，以及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心态、修订动机，都应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文本”。对这一“文本”的解读远比单独分析其中的某一个版本更有意义。这一“文本”不仅反映了作家最初创作过程中的那种酣畅淋漓、完全投入的宝贵体验，而且呈现了这种创作心态给小说本身带来个各种问题。它不仅反映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对最初创作心态的尊重和珍视，而且呈现了作为读者的作家对自己作品艺术审美追求的精益求精。它不仅反映了作家创伤记忆书写的整个过程，而且呈现了完成创伤记忆书写之后作家带给自己的仪式和庆祝。由此而言，无论是分析小说本身的审美色彩和艺术价值，还是探讨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过程，这一“文本”都具有十分典型的文学价值。

本文系信阳师范学院“南湖学者支持计划”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徐洪军 信阳师范学院

注释：

①金宏宇：《当代文学的版本》，《光明日报》，2004年2月4日。

②如《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3、178、207、236页，分别对应于《当代》第62、61、70、78页。

③④⑥⑩⑫⑬⑭⑰⑲梁鸿：《梁光正的光荣梦想》，《当代》2017年第5期，第5、46、44-45、65、54、95、59、80、13 页。

⑤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这一章，作者沉浸于创伤记忆书写的程度之深。在《中国在梁庄》和几个不同版本的访谈录中，梁鸿多次谈到她的母亲，谈到母亲常年卧病在床对她童年记忆的深刻影响。当作者沉浸在这种创伤记忆的书写中时，她或许根本无法顾及叙事的逻辑性问题。她只能（也应该）跟随自己的记忆往前走，由着自己的情感直抒胸臆。只有这样，她才能够酣畅淋漓地把内心深处最遥远的记忆激发出来，才能够释放压抑多年的一腔深情。

⑦⑳梁鸿、张丽军：《梁庄：乡土中国的现在与未来——梁鸿访谈录》，《百家评论》2015年第2期。

⑧陶东风：《文化创伤与见证文学》，《当代文坛》2011年第5期。

⑨叶舒宪：《文学与治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7页。

⑪Polkinghorne：Narrative knowing and tne human sciences，转自李明、杨广学：《叙事心理治疗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2页。

⑮维克纳格：《诗学·修辞学·风格论》，歌德等著，王元化译：《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⑯这是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先生对梁光正这一人物形象的评价。见《梁光正的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封底。

⑱这是梁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梁光正的评价。见“学者梁鸿的微博”，https://weibo.com/u/1605318373?is_hot=1#_loginLayer_1512529996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