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

中国作家协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省市区部级干部是以这种方式去履职的：从京城出发，上午抵达到任目的地，下午一个人独自赶到财政局，跟局长面对面地坐着“翻”财政账，且越翻脸色越铁青……生气是肯定的，因为即将接任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的财政收入，不是在往上升，而是每年在往下降：1985年为181亿元，1986年少了5亿元，1987年又比1986年少了11多万元……

“今年看样子还会降。”财政局长说。

“你估计降到多少？”新到任的这个人问。

“……差不到150亿元左右。”

这个人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这一天的日历是：1988年2月6日。

这个人在上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却在上海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迹，尤其是在浦东，今天的人们议论起某一条道、某一栋楼、某一个项目时，人们都会提起他，他便是朱镕基。

朱镕基正式到上海报到的时间是1988年2月。开始中央对他的任命是“市委副书记”，而他来上海的真正职务是市长，因为市长需要人大会议通过，所以通常有几个月的“代”职。

一个月后，朱镕基如愿当选上海市市长，而在他当选之前有个程序是“候选人演讲”。这是朱镕基第一次在全上海市人民面前正式亮相，他的“竞选演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先是他主动要“时间”，说自己要说的话比较多，希望会议工作人员不给他“限时”；其次是“因为如果我不讲的话，也许过不了关”，“还不如我主动‘交代’为好”。

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中，他开始“交代”：

1928年10月在长沙出生的他，竟然是在上海考取了清华大学。1948年参加地下工作，后入了党。大学毕业后，先在东北人民政府的工业计划处工作，后到国家计委工作，任领导秘书。1957年“反右”的“大鸣大放”中，有人对他说，你是领导秘书，你不跟组织提点意见还有谁能提意见？“我就在局里讲了3分钟，但出言不慎。在10月份以前大家都觉得我的意见提得不错，到10月份以后就说你这个意见要重新考虑，到1958年1月就把我划为右派”，并且撤销副处长职务、行政降两级、开除党籍。“文革”中下放到农场5年，这期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文革”结束后才被平反。

如此磨难，并没有影响革命意志和为党、为国家干事的信仰。“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父亲，我更没有见过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虑，只要是认为有利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

“我觉得作为上海市长我不是最佳人选，我有很多缺点。第一，只有领导机关的工作经验，没有基层工作的经验；第二，只有中央工作的经验，没有地方工作的经验；第三，性情很急躁，缺乏领导者的涵养。”

“如果我当选为市长的话，我决心让下一届市政府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廉洁的、高效的政府。”要从小事做起，比如要坚决刹住吃喝风、受礼风。“从我做起，从市政府做起，我们市政府的人员下基层、到工厂，无论如何要做到‘一菜一汤’。当然一个菜也可以多放几样，但搞得太厉害了也不行，反正不要上什么海味、大虾，上点鸡蛋、肉、小菜就可以了。”“开会发包也不是个小事，我在北京开会发了个包，回到市里开人大会又发一个包，市政协开会还发个包，实际上这包都没什么用处，浪费，今后我们市政府任何会议严禁发包！”

上海这样12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靠一个市长、几个副市长是干不好的，所以希望全市12个区的区长们，都应当成为你那个地方的“市长”，也要担当起责任来。这样上海才有希望。

上海的希望在哪里？

“浦东是上海未来的希望，那边要建设一个‘新上海’，以减轻‘老上海’的压力”，“这个建设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去工作、先苦后甜”！

朱镕基那天的“就职演说”，征服了上海人，他的个人风格和智慧，尤其是他最后讲到“上海的希望”时，以有力而高昂的声调讲到“上海未来的希望在浦东”，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

有位中学生在电视上听了朱镕基的“就职演说”后写信给他：“您在电视上讲话的幽默把我深深吸引了。如果我是市人民代表，光凭这一点，我也会投您一票。上海人民选您当市长，不只是欣赏您的豪言壮语，更重要的是，人民从您的讲话中听出了您的信念——您具有管好上海的气魄。建议您定期在屏幕上与上海市民见面，为了照顾我们中学生，我建议这种见面安排在每星期六晚上。最后还有一点我个人的看法：您每说一句话，后面总是带着三个嗯、嗯、嗯，也许是您的口头禅，改也难了。不过我认为最好是克服一下。”

直率的朱镕基看了这位中学生的信，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这是他到上海几个月来少有的一次笑，因为上海的现实着实让第九任上海市长的他无法笑得出来。

中央派朱镕基到上海任职之前，黄浦江边连续发生了几件令中央和全国人民震惊的事：摆渡踩踏造成重大伤亡事故、肝炎大流行……更不用说破旧的上海市区内百姓的生活仍然拥挤、潦倒、脏乱，毫无生机，甚至穷困。说“穷困”，上海人肯定很不服气，然而当时的上海比起周边的苏州、常州、无锡和浙江温州、绍兴等“小兄弟”，日子过得确实可怜。

比如苏州地区，从70年代末开始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队办企业，遍地开花，“万元户”、“亿元村”、“电话村”、“电视村”、“别墅村”比比皆是。像华西村的吴仁宝、“波司登”的高德康等一批农民企业家，用现在的话说，“早已把上海人甩出了几条街”。

原本“洋气”的上海服装，让四面八方的时尚女人和俊小子们垂涎三尺、千里迢迢也要到“南京路”遛一趟，然而现在，“南京路”也不再热闹、“夜上海”的灯火下人头稀少，取而代之的是香港、深圳、广州的“洋装”，还有常熟、常州的批发市场来的那些便宜又不难看的各式各样的衣衫、“喇叭裤”和义乌来的日用品……

这只是表面。上海人真正感到危机的是，一向紧销的“上海牌”手表、“永久牌”自行车和“飞鸽牌”缝纫机，还有“光明牌”棍冰，甚至“大白兔”奶糖等，都渐渐成了滞销品……这个时候的上海人才真的紧张起来。

不买上海货、上海货没人要——这是开埠以来上海人从未遇到过的窘境。

当时，在上海市民中流传着一篇文章，题目叫《大上海，你还背得起中国吗？》 相信朱镕基肯定看过，或者看过后的他一定比普通市民感慨更多，因为该文说出了他想说又不能说的话，而另一方面此文又让身为上海市长的他，如坐针毯——

在中国有这么一个地方：如果把全国的土地分成1万块，它只占了其中的6块，然而它的工业产值却占了全国的1/13，财政收入占了全国的1/10。奔驰在全国城乡的自行车每5辆就有1辆是这里生产的，每5只国产手表有1只产自这里。

区区弹丸之地，竟创造和积聚着如此巨大的财富。这地方就是上海。

10年前，上海以其规模大、种类全的工业独占鳌头，成为整个中国经济无可争辩的火车头。那时的上海产品无疑是人们的第一选择，几乎没有任何竞争对手。30岁以上的人讲起来个个都能如数家珍：永久牌、凤凰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蝴蝶牌缝纫机，蜂花牌香皂，红灯牌收音机，中华牌香烟，英雄牌钢笔……

曾经一句“阿拉上海人”多么响亮，而如今“阿拉”在默默地流泪。“阿拉”在痛苦地唉叹：我的大上海已成一座蹩脚的城市——

然而，“阿拉”毕竟是“阿拉”，上海就是上海。当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巨浪已经逼近，即将将自己淹没时，他们又迅速地顿悟与奋起，从地上爬起，擦干泪痕，重新扬帆，再度破浪前进——

站在黄浦江边，我们凝望着墙上的中国地图——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3条大河东流出海：长江、黄河、珠江。每一条大河都是卧龙，一旦腾空而起将带动一大片地区的腾飞。现在珠江口的广东已经动了，长江口的上海和黄河口的山东正在跃跃欲试。作为第一大江的龙头——上海，责任非同小可，能不能重振雄风，恢复远东第一城的世界地位，再次充当中国经济的火车头，成败在此一举！

“起来，不愿上海沉沦的人们！”市长朱镕基终于发出了悲情的怒吼。他的这一声吼，震醒了所有上海人，也震醒了这座疲沓、辛劳而又有几分自满与迷糊的城市。

“开发浦东地区，建设现代化的上海，这显然是一个空前的机会，这是世界上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有的机会，因为我们有这么一块宝地，就在上海中心城市旁边，尽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英明的领导，大众的努力，结果一定会成功的！”这是1988年“五一”节后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对开发浦东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研讨会上著名专家林同炎先生的讲话。此次由140多位中外专家参加的“开发浦东”专题国际会议，阵营浩大，意义深远。作为刚当选的市长，朱镕基坐在市委书记江泽民身边，特别认真地聆听着每一个专家有关浦东开发的“高见”——他称这些可贵的意见和建设都是引领浦东开发的宝贵财富。

“我对浦东开发非常乐观。”这一次会上，作为上海市聘请的开发浦东的专家咨询组外方专家组组长的林同炎，发表了充满激情和论证充足的长篇论谈。他的每一句话，几乎全都说进了朱镕基的心里：“我们要在二十年之内，把一个与上海中心相等的面积，建成一个现代化的财政科技枢纽，当然不是一个‘简单’的举动。新加坡、香港以及从前上海建成的时间也不过二三十年时间，必须利用现代化人力、物力、财力，避免封建和官僚的老习惯。我们也知道，国内整个落后的环境是个大阻碍，但是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机会，因为起点越低，进展就越快，我们可以从很低的地方做起，前途非常光明，浦东没有开发，所以开发起来容易。还有一点，中国的决心非常重要，看这形势，政府与民众都下了决心。下了决心之后，你们可能想象不到中国的成就！”

林同炎先生说到这里，他的那双充满期待的目光与新市长朱镕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朱镕基神会地一笑，然后带头给了林同炎先生热烈掌声。

现在，是老市长汪道涵发言了——朱镕基与他中间隔着江泽民，与会人发现在汪老发言时，朱镕基的眼睛一直盯在胸前的桌面，似乎那里有汪老的一份大写的浦东开发“发言稿”。其实大家知道，这是新市长在格外认真地听“前前”任市长的讲话内容，生怕漏掉一个字——

“……在我当上海市长的期间，每年上海上缴国家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但每天早晨我看到马路上有那么多的煤球炉在生火，到处烟雾腾腾；那么多马桶在马路上刷洗，我真的感到心痛，上海实在没有多余的资金来改善和发展市民的生活了。现在我退下来了，可以有时间来思考和研究上海的发展了，这种发展不能是小打小闹，而必须是大思路、大手笔、大抓手！”

朱镕基的心被汪道涵的话深深地刺痛和激荡，心头不由一阵感慨：历任上海市长，个个都是呕心沥血和有雄心壮志之人哪！

“综观世界，思前顾后，只有开发浦东最有条件。世界上，现在国际经济平稳发展，游资在找出路，中国的开放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浦东的地理位置东临太平洋，背靠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应该抓住这么好的机遇来为上海人民做些实事……”汪道涵说到这里，话语停顿了一下，目光没有与任何人交流，但在场的人几乎都明白清楚，他这话是讲给身边的江泽民和朱镕基听的。

江泽民鼓起了掌。朱镕基跟着为汪道涵鼓掌，全体与会者都为汪道涵发自肺腑之语而感动、而鼓掌。

此次浦东开发国际研讨会是朱镕基第一次直面聆听来自中外各界对浦东问题的集中“高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恰似“三生有幸”、“如雷贯耳”的意义。

此次会议后，“开发浦东”四个字，像铁一般地烙在朱镕基的脑海中。而如何开发浦东，又似乎成了他经常在脑海中盘算与思索的事。

一日，朱镕基遇见“老上海”经叔平，俩人谈起了浦东的事。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工商联主席的经叔平，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工商界领袖级人物，解放前是上海卷烟厂的老板，“中华烟”就是在他手上起来的，同共产党心贴心的一位爱国工商领袖。

“开发浦东，除了我们自己外，得借‘外脑’”……

“外脑？”

“对啊，借全世界最聪明、最能做这样的事的专家来帮助我们一起动脑筋。”

“比如以你市长的名义搞个世界企业家国际咨询会，每年根据我们上海遇到的重点问题，请专家们来帮助‘开开脑’。”

“经老，您这个意见太好了！我马上办。”

朱镕基听了经叔平的建议，立即在市长公办会上与几位副市长讨论后把这件事确定了下来。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由朱镕基首创的这一机制，在上海改革开放史上应当书写一笔，因为这个“借脑”机制，给日后的上海发展特别是浦东发展，起到了其他形式不可替代的作用。朱镕基之后的上海市长一直延续着“朱市长”的传统，把这个国际咨询会始终坚持了下来，并且还有创新与突破，比如黄菊当市长后，曾经将会议搬到纽约去过，这也是唯一一次在境外开的“上海市长”的国际咨询会。黄菊市长在那次会上向世界开宗明义道：“实现上海的长远目标，需要上海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互补和交流。开放的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忱迎接与世界各地进一步增进合作。”那次被纽约时报称为“上海的事情开到纽约的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等都出席了会议，影响不俗。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就外国投资者所关心的人民币汇率比价、银行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企业人力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偏高、社会稳定、交通拥堵、在沪外国人子女教育及成立外商商会组织等问题的现状和解决措施一一进行介绍，对之后上海对外招商引资工作的展开铺平了道路。会议还收获了一个重要成果：上海港和纽约—新泽西港因此次会议，正式结为姐妹港。

当时朱镕基定下规矩：咨询会议一般于每年10月最后一个或11月第一个星期日召开，会期并不长，多数只有一天。但内容却要求精准：会前市府提出一两个上海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放的议题，提前交给了各位参会专家。会议的规模与规格，一般人数在500人左右（中方40%，外方60%），上海市长、副市长必须参加，并发表主旨演讲。当时朱镕基还特别邀请当时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受益于经叔平启发、指点之后的次年10月9日，首届“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正式在西郊宾馆召开，被邀的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参加并发表演讲。朱镕基则在那次会议上透露，开发开放浦东的计划已得到中国领导人批准，期待国际专家高论，他做好“百分之百的洗耳恭听”准备。此次会议时间虽短，但国际“大亨”们真诚向朱镕基和上海市建议：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持，上海也要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有人干脆向朱镕基提出：应当就上海和浦东开发的金融业问题开一次国际研讨会。

很快，朱镕基采纳了该建议，并责成市府抓紧筹备。一个月之后的10月15日，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在沪举行。

金融国际会开得热热闹闹，外国朋友们乘着渡轮在黄浦江上看外滩夜景，一边热烈地议论着上海这座城市的明天。

“通过金融杠杆，撬动我们建设上海和浦东的动力。明天的上海、未来的浦东，就是要建成中国的金融中心，并延辐射到整个亚洲及世界。”朱镕基在贺辞中这样说。

“明天”的概念就是明天！此时市委书记、市长一肩挑的朱镕基在市常委会上开诚布公地下了道新指令：上海要研究证券交易所，争取“明天”——就是明年这个时候把证券交易所的锣敲响！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89年12月2日。而且在此会上，朱镕基点将：李祥瑞（交通银行行长）、贺镐圣（上海体改办主任）、龚浩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这三人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俗称“三人小组”。

“那个时候是啥时候呀？是‘姓资’还是‘姓社’闹得最热闹的时候。朱镕基在这个时候提出上海搞证券交易所，当时我和李祥瑞心里直打鼓。朱镕基市长就对我和李祥瑞说：‘老李、老龚你们不要怕，出了问题，我和刘鸿儒站在一线。’刘鸿儒是人民银行副行长，分管金融改革。为了提高效率，不再‘掏浆糊’，朱镕基还给我们立了一条规矩：实行个人对个人汇报制。就是说，他要直接抓、把责任抓到我们每个人身上。”龚浩成，这位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上证所”成立前后的操盘手之一这样回忆道。

“没有朱镕基当年誓死如归的改革勇气和闯劲，怎么会有今天浦东、浦西如此美轮美奂啊！怎么会有一年近30万亿的金融交易额呢？”站在今天的浦东新区浦东南路528号的“上证大厦”楼顶，眺望浦东、浦西两岸的繁荣景象，龚浩成怎不感叹万千！

从某种意义上讲，浦东的今天、上海的今天，都与当年朱镕基下定决心搞“上证交易所”有关，若是没有他力排众议实施前几任上海市领导确定的要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决心与努力，浦东和上海不可能有今天的美丽与活力。“因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轮子，轮子转动了，上海和浦东开发才得以走上快速道。”龚浩成说。

“领导也是人，对任何新鲜事物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一旦思想和认识转过弯，决策的力度和方向就肯定大不一样了！”在闹市区第一个搞“土地批租”的胡炜，也有深刻体会，“像开发浦东这么大的事情，即使汪道涵这样的‘向东派’，其实在认识上，也是有渐进过程的。领导们的英明之处在于，当他们一旦接纳和接受正确意见后，就会迅速形成自己的智慧与决断，从而使决策更科学、更高远，因而推进历史进程的力量也会比任何人强大。”

在开发浦东问题上，朱镕基等领导也是如此。“不管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数年后朱镕基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时在全世界面前一字一字发出的铿锵豪言。那是他在上海所展示的“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之锋芒、之锐气、之个性，这一刻获得最淋漓尽致的完美展现。

上海人民记忆中对朱镕基这位“铁腕市长”、“板面孔书记”，如今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他在1989年10月26日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所发表的一次题为“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的讲话情形——

“……开发浦东具有最好、最优越的条件，它所花费的，主要在基础设施、越江工程，除此之外，费用比东进、西进也好，南下、北上也好，都要省得多，而且可以大大利用原来旧市区的商业。”“从长远看，上海要面向太平洋、面向世界、要建成现代化的城市，建成太平洋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当然也要开发浦东。”

上海人明白，多少年来，关于上海向何处走、开发浦东行不行的争议，在朱镕基的这个“斩钉截铁”的讲话之后，彻底地被画上了句号、盖上了铁帽。那些有“理论眼”的人，还发现了一个重大的“秘密”：之后的“开发浦东”四个字上，多了一个“开放浦东”的概念。“开发”并“开放”，意义可就更宏大了！

上海人能不为这激动人心的变化而振臂欢呼吗？是的，不久，中共中央“100号”文件正式批复了朱镕基主持的上海市委、市政府呈送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求》报告。中央批复中有一句话气吞山河，如万丈霞光照亮了那片仍处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处女地的浦东大地：“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

“100”，这是个吉利和圆满的数字。朱镕基和上海人民获知中央的“100号”文件精神那一刻，他们面对国旗和国徽，齐声高唱“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上海已重振雄风——这个雄风是从浦东的崛起而开始的。

朱镕基跨过黄浦江、踏上浦东那片土地时，他脚下那段最辉煌的路才刚刚开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