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芳

1894年的甲午海战改变了中国近代历史走向，是一场影响百年中国国运之战。丁汝昌、邓世昌、刘步蟾等一批甲午英烈形象深入人心，被国人永远铭记和怀念。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参战的普通官兵大部分为威海籍，他们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奋勇杀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硝烟散尽，英雄的背影早已远去，但甲午英烈们忠贞爱国、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早已融入威海人的血液，世代传承。甲午国殇，民族复兴的种子也在国人心中生根发芽。

一、北洋海军的摇篮之乡

1840年及1856年，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先后轻而易举地轰开了中国薄弱的海上国门，使清廷朝野震动。清政府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开始学习西方，兴建近代化海军。在1875～1887年的10余年间，先后从英、德等国购入铁甲舰、巡洋舰、鱼雷艇等20余艘舰艇，由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选拔优秀的专业军官人才，并在荣成、威海卫等沿海村庄大量招募水兵。

光绪七年（1881年），北洋海军在荣成、威海卫招募士兵。1882年，北洋水师借鉴英国海军水手练勇制度，建立完善练勇招募和升补制度。1887年设立练勇学堂，招募训练水师练勇。练勇学堂所募练勇的地域来源，多以荣成、威海卫等沿海船户青年渔民为主，其中尤以今荣成市成山镇为最多。据“来远”舰水手陈学海回忆，光绪十七年（1889年）共招了七个排的练勇，一排200人，共计1400人，多来自威海卫、荣成沿海。

致远舰官兵合影，在甲午海战中管带邓世昌以下之全舰官兵大多壮烈殉国

致远舰水兵合影，在甲午海战中与管带邓世昌同舰殉国

1888年12月17日，北洋水师正式成军，共有军舰25艘，官兵4000余人。在孙德耕民国十七年（1928年）所著《荣成乡土地理教本·职业》中有“海军舰队之服役者，实以本县人为最多”。荣成北部沿海村庄，几乎村村都有青壮年加入北洋海军，有的村多达数十人，先后在荣成招募士兵近2000人。威海卫、荣成沿海村庄成为北洋海军兵勇的重要来源之地，也因此成为北洋海军的摇篮之乡。

二、远赴英伦的滨海儿女

1880年，李鸿章奏请清政府，将登荣水师船只开入大沽。9月27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丁汝昌在大沽检验奉命到达的登荣水师营，从中挑选以荣成人袁培英为首的4名水师军官，以及306名士兵，留在大沽严加训练，这些旧式水师的官兵成为了新式海军的最初骨干。

同年丁汝昌率领管带林泰增、副管带邓世昌、管队袁培英等20人，以及经过严格挑选来自荣成、威海等地和原属旧式登荣水师的224名舵工、水勇、夫役组成接舰部队，赴英国接带“超勇”“扬威”两艘巡洋舰。荣成籍水勇袁培福因病于5月23日“夜亥初”卒于钮克所市，安葬在英国纽卡斯尔圣约翰公墓。5月26日清晨，管驾官及全体弁员水勇，前往钮克所官山为水勇袁培福送葬，并立墓碑，书曰：大清故勇山东登州府荣成县袁培福之墓。2002年，威海市档案局曾远赴英伦，查阅、征集有关历史档案，在钮卡斯尔发现了这处百年前的中国海军墓地，墓碑上铭刻长眠在此的中国水兵姓名，正是大清故勇袁培福等人。

英国伦敦新闻画报：致远舰最后的冲锋。

三、与萨镇冰生死相交的水手

袁培礼，字用和，成山唐家庄人。在北洋海军萨镇冰麾下服役。在甲午威海卫保卫战期间，精练左营游击、“康济”练船管带萨镇冰奉命带领30余名水兵防守日岛炮台。面对日本海、陆两军的凶猛夹击，萨镇冰及其将士誓死拼战十昼夜，在威海卫保卫战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激烈战斗中，袁培礼与萨镇冰，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深厚友谊。其后萨镇冰历任广东水师提督、总理南北洋水师统领、清廷海军大臣之职，并出任民国海军临时总司令、海军总长，兼代国务院总理等职务。为感念袁培礼的“救命”之恩，萨镇冰推荐袁培礼担任清廷海军部军乐队队长一职。1917年，袁培礼辞去军职，告老归乡。1918年，萨镇冰由北京南下福建，曾专程绕路到成山探望袁培礼。因袁培礼出海不在家，萨镇冰将随身所带名片及一枚民国海军部的青天白星徽章，留赠给袁培礼以作纪念。

萨镇冰赠给荣成水手袁培礼的民国海军部徽章（正面）

四、“致远”舰上为国捐躯的威海籍英烈

1894年9月17日，北洋舰队同日本联合舰队，在鸭绿江口外黄海海面进行主力决战。中军副将、“致远”号管带邓世昌统领“致远”舰全体官兵，与敌舰展开殊死搏斗，管带邓世昌等246人壮烈殉国，仅7人获救。据“来远”舰水手荣成葛家村人陈敬永（经考名为陈泾泳）说，“致远”舰上有60个荣成人，只活了2个。笔者走访 “致远”舰海战幸存者徐其忠的裔孙徐永利先生，据徐其忠生前讲述，邓世昌喜欢打仗勇敢的士兵，故该舰水兵大多来自于荣成、威海。徐其忠（1870～1942年），成山王家疃人，时在“致远”舰前主炮担任炮手。在这场惨烈海战中，他的7位表兄（都在“致远舰”上）全部阵亡，徐其忠在落水后，靠救生圈在海上漂浮三天三夜，幸遇韩国船只获救而脱险。

因在黄海海战中伤亡的多有荣成成山人，当邓世昌等将士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到成山后，成山百姓悲痛万分。几经斡旋，邓世昌亲属请人仿照“邓氏宗祠”中邓世昌的坐像，雕刻一尊木主像，连同光绪皇帝“御赐祭文”，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运抵成山。当地百姓举行了隆重的奉迎仪式，将邓世昌木主像安放在成山庙始皇殿西间。

五、舍生取义的水手与卫士

在甲午丰岛海战中， “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下令转舵逃避。在日舰“吉野”疯狂逼近，舰尾炮手被炸牺牲时，管带方伯谦迟迟不下达开炮命令。水手王国成（文登县文登营村人），义愤填膺，挺身而出。在水手李仕茂的从旁协助下，用15厘米尾炮，连发4炮，重创“吉野”，使其转头遁逃，得以保护“济远”舰安全返航。王国成、李仕茂被推为首功，朝廷对二人各赏银500两。两名普通水兵，在海战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扭转战局，为甲午海战写下了不朽的一页。

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的贴身卫士夏景春（荣成洛西头人）在日军重兵围困坚守孤岛的北洋舰队后，怀揣密信，前往烟台向登莱青道台刘含芳搬救兵。在求援无望后，只身骑马离烟返威，当晚由金钱顶水雷营岸边下海，冒着隆冬刺骨冰水，夜游威海湾七华里，回刘公岛报信。2月8日夜，丁汝昌收到夏景春从刘含芳转来李鸿章令其带舰突围的电报。2月9日凌晨，丁汝昌亲自缮函裹蜡，夏景春不顾疲累，再度从刘公岛冒险凫水到威海卫，由旱路赶奔烟台请求救援。在夏景春等人的身上，突出反映了威海人所具有的那种对国家和民族无限忠诚，在生死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惊人胆魄与超凡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