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庇古和科斯的理论切入点不同，庇古认为，由于负的外部性存在，在市场失灵后，政府必须进入干预，对外部性产品进行政策限制或征收庇古税。科斯则认为产权界定不清才是外部性存在成本的原因，明确产权才是关键。科斯拓展了庇古的理论，两者的运用还是要根据市场实际的情况来界定。

关键词：庇古；科斯；产权界定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8）23-0121-02

作者简介：薛乔丹（1992-），女，汉族，河南人，西北大学，本科生，研究方向：国际法。

一、庇古及科斯理论的提出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在他的《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提出庇古理论。他在书中论述到因为负的外部性而造成市场失灵时，政府应进行干预解决市场困境的理论。在建立在边际效用价值理论之上，庇古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比较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即关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前者指的是“个人在投入后所得到的收益”，后者指的是“社会增加单位收益后所得到的收益”。当个人所获得的利益小于社会所获得的整体利益時，即边际社会纯产值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值；当个人所获得的利益这一部分并不能弥补他获益时所造成的对社会利益的损害时，即边际社会纯产值小于边际私人纯产值，也就是说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状态是边际私人纯产值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庇古提到，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在市场竞争和利益的驱动下，当产品资料可以自由转移时，边际私人纯产值基本等于边际社会纯产值。但是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由于存在的种种原因，通常的结果是部分产品的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或者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值。

庇古指出这些原因通常包括：（1）外部经济或负的外部性的存在，例如工厂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污水，使得周边环境恶化，这部分的损失需要由社会来承担，那么这对于工厂而已就是外部经济，对社会而言就是负的外部性；（2）市场信息的不对等会引起投资预期偏差；（3）收益或成本的变动所带来的成本规模的增减；（4）垄断的存在使得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差异加大。在这些时候，市场无法发挥他的调节作用，即市场失灵，这时候就需要借助外部力量来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也就是政府干预。那么政府该如何干预呢？庇古提出，应该对某些产业实现特殊的补贴和特殊的政策倾斜和限制，这包括：（1）对损害了社会整体利益，也就是产生了那些负的外部性的生产企业，政府应当予以进行税收限制，限制其生产的规模和种类；（2）对那些有益于提高社会整体利益，降低社会成本的生产活动进行补贴或者政策扶持，鼓励其扩大生产。在此基础上，庇古提出了对产生负的外部性的污染者进行征税的政策，这一政策就是后来被称为“庇古税”的政府规避政策，这一政策有效的弥补了市场机制的不足。

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外部性存在的根源和解决方法，他从产权的界定和配置这个角度主张只要产权界定清楚，市场自然会“议出”合理的价格，政府要做的就是帮生产经营者界定产权。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假设种田的人和养牛的人在相邻的土地上生产经营，在这相邻的两地之间，没有任何划定边界的标示，养牛人的牛群经常跑到种田人的地里吃田地里的粮食，养牛的人因此减少了养牛需要支出的饲料成本，而对于种田人呢，则产生了外在成本，造成了种田人的损失。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其中的矛盾呢？一种情况是让养牛人对种田人的损害负责任，他来支付牛所吃掉的那些粮食成本，另一种情况是养牛人对牛群吃掉的谷物不支付任何费用成本，他享有他的牛群到地里吃粮食的权利，种田人为了降低他的损害，而给养牛人支付一笔费用，与养牛者达成交易，让养牛人的牛群不要再来吃他地里的粮食。通过上述例子，科斯引出了他的结论：“无论权利界定在哪一方，只要权利最初是界定清楚的，那么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即使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负的外部性依然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消除，实现产值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这也被称为科斯第一定理。

科斯继续用例子强调了庇古税并不能完全解决负的外部性的问题，明确产权之后，市场自然会起作用。假设对于一个有烟雾污染的工厂，因为他们造成的污染而进行征税，或者工厂安装消烟装置，再假设受害者采取搬迁出污染区地方式，搬迁成本比工厂采取措施的成本要低，这样就会产生更多的社会效益。那么，在明确界定工厂或附近居民产权的情况下，居民将会选择后一种方式，而不单单是强迫工厂交税或者安装消烟装置。这恰恰也证明了科斯的理论，相对于庇古的方式，市场方式更能增加社会收益。

庇古和科斯的理论都认为外在性是阻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他们都试图从解决外部性问题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都对“市场失灵”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和方式，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1）解决外部性的分析重点不同。庇古从分配领域入手，他认为提供了服务就该得到报酬，受到损害就该得到赔偿，期望促进社会总福利的提高，无报酬的服务和无赔偿的损害是不公平的。科斯则是从产权的界定入手，从分配领域扩大到了生产领域，调整经济主体的责任和权利，以期达到最大限度的社会总收益。如果收益的一方造成的损害所换来的社会收益大于造成损害所带来的社会成本，那么受损害的一方就应该为了社会总收益而让步。（2）分析外部性的理论方法不同。对于庇古来说“生产要素”是一种实物，外部性存在应该从一定的成本或产品收益中去寻找。对于科斯来说，“生产要素”是一种权利，他指出，“对于实际拥有土地的人来说，他拥有的是实际使用这块土地的权利，而并不是其他”，对于科斯来说，产权界定不清才是外部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产权的界定和调整会使产权归属明晰，而当事人也可以获得他应得的利益或免除他不应承担的费用。（3）解决外部性所采用的方法不同。庇古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时候，政府的干涉是必须的，也就是政府通过补贴、征税等方式调节市场平衡。科斯则认为，相对于政府进行干预，市场会自己发挥它的平衡作用，而市场失灵的直接原因是产权界定不明和交易费用的存在，解决了产权界定的问题和产权的市场交易就可以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市场失灵等问题。

庇古和科斯的理论比较，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开拓的思路。工业革命打破了原有的城鎮生态平衡，随着城市改革运动的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了我国重要的两大任务，以西安西咸新城泾河新区为例，陕西地处中国的西部地区，本来就资源丰富，是能源、矿产、农副产品的富集地区，而对于新河新城来说，作为国家级新区，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也是自身发展的难得机遇。各类产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

在这其中，（1）相对应于庇古的理论而言，政府通过整体规划，将新城建设成为“核心板块支撑、快捷交通连接、优美小镇点缀、都市农业衬托”的现代田园城市，城镇的发展促进产业簇群的增强，而产业簇群的发展也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大城市的发展推动了地区的发达经济，也造成了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提高，为了寻求低成本，产业自然会向周边外迁，这个时候为了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政府根植于泾河新区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从新的视角来探讨产业的集群化发展。以泾河新区的茯茶镇为例，茯茶在进行加工之前本来为湖南安化黑茶，但是在茯茶镇当地特殊的环境和工艺改变下，它产生了独特的保健作用。当地政府以这一点为依托，融合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通过改造现有民居，完善商业配套，打造出集文化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品牌文化小镇。在前期建设的过程中，政府的干涉作用正如庇古理论提到的一样，因为初期建设过程中所需的资金和整个城镇的改造都需要有外部的作用力来干预，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的税收补贴以及特殊的政策扶持来更快的完成产业集群化。这也完全契合“一带一路”的发展特色，不仅在中国进行了产业布局，更延伸了中国市场，开拓了亚非市场，为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

在西咸新区泾河新城，茯茶小镇挖掘了当地的传统文化，打造出了一个特色的品牌文化小镇，如果只是单一的发展旅游业，是不能持续下去的，在政府的宣传和招商引资下，茯茶小镇慢慢的形成茯茶产业基地，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结合，更大的开拓了市场。

科斯的理论，也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小镇的发展，在利益的驱使下，会有假冒、仿冒、盗用茯茶镇的注册商标。随着产业规模的加大，整个市场体系的成熟，会吸引更多的产业参与进来，从茶叶的生产加工再到品牌文化的树立，产权的界定会在茯茶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就如提到景德镇，想到景德镇的瓷器一样，品牌意识会随着产业链的扩大深入人心。这就避免了因为产权界定而造成对商户和小镇发展的损害，更好的保护了整体社会收益。

以上就是在分析了庇古和科斯理论后的启示。正如科斯批评庇古的政府税收不是有效率的方法一样，庇古也可以说科斯的理论并不一定是有效的，在具体的环境中，两者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也是不同的，而两者的结合往往可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总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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