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铁蓉

摘要：作为一种有效的阐释方式和认知形式，互文性运用语言和符号工具，有机地联结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为其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通过解读《喜福会》原著与电影，发现两者存在相融与异质的跨文本互文关系。

关键词：喜福会 小说与电影 跨文本互文 相融 异质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8）14-0074-03

自传体小说《喜福会》（1989）一经出版就不同凡响，9个月内高居美国小说榜首并连获各种美国文学大奖。1993年美国华裔导演王颖将该小说改编搬上银幕。尽管各界对该片褒贬不一，但它终以高票房跻身美国主流电影之列。学者们从多视角对《喜福会》小说和电影分别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经过文献梳理发现有：从文化角度对中美两国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研究；从母女关系、文化身份建构分析小说主题；从女权主义视角、后殖民视角分析人物；从叙述策略、意象隐喻探讨小说审美特征等。仅有一项从叙事时间和叙事语态两个维度的互文性研究。[1]我们正处于一个文本总汇的媒体时代，异彩纷呈的多种媒体炫人耳目、交互渗透，跨文本互文性研究理应成为题中应有之义。跨文本互文性指涉及两种以上的艺术门类或传播媒体之间的转换和互动，深入考察相同或相似的内容经由不同的艺术种类或传播媒体而产生的联系和差异。鉴于此，本文通过解读《喜福会》的小说与电影文本，研究两者的跨文本互文关系，体现在：从叙事结构和叙述模式维度看，电影《喜福会》保留了小说文本的内核，承袭了原著的大致结构，具有相融性；从艺术形式看，以印刷符号为表达手段的小说向以视听符号为媒介的电影的转换中，通过叙事层次的转换、情节的增删、意象意义转换等，具有异质性。

作为目前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理论术语和研究论域，互文性这个概念最先由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朱莉娅·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此后，“互文性”被结构主义、符号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文化研究”等诸多理论流派挪用，罗兰·巴特、热拉尔·热耐特等理论家和学者创造性地发展了互文性理论。学界普遍认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亦被称作“文本间性”，指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值得一提的是，热耐特的“跨文本关系学说”关注电影与小说在主题与艺术方面的转换过程。热耐特的跨文本关系学说被学界称为狭义的互文性，是指“用互文性来指一个具体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袭、重写等关系”。[2]由是观之，我们可以从叙事学的视角比较两者在主题表达上是忠实还是重写，也可以从符号学、修辞学与阐释学研究两者的艺术转换，如通过场景设置、人物刻画、情节安排、意象意义的转换等方面进行解读。总之，互文性理论为文学文本与电影文本的转换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依据该理论深入揭示两者的转换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小说与电影的跨文本互文解读

（一）相融性

互文性古来有之，任何文本都会有互文性。“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只有在诸文本间的这一接触点上，才能迸发出火花，它会关乎过去和未来，使该文本进入对话之中”。[3]所以，两个文本之所以具有互文关系意味着它们之间一定存在某种联系。本文从叙事结构和叙事模式两个维度来研究这种联系，即相融性。

1.叙事结构相融

热耐特认为文本之间可以互相转换或模仿。作为一种艺术文本，电影通过借用、抄袭、仿照小说成为改编了的文本。从中可以看出小说和电影在某些方面具有相融的关联性，两者的叙述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互文关系。

小说《喜福会》以天鹅的寓言故事开篇，故事中的老太太吴素云记得“很多年前在上海花一大笔冤枉钱买的一只天鹅……后来这个女人和天鹅乘船远渡大洋，一路翘首眺望，去了数千里之外的美国”[4]，素云满怀希望来到美国，在途中她对天鹅说“在美国我会生一个正如我一样的女儿……在那里没人会看不起她……我将把你这只天鹅送给她，她就会因此明白我的良苦用心……”。[5]素云对女儿精美的爱尽显于字里行间。但是当她一踏上美国领土，移民局的官员就把天鹅强行带走了，她“使劲扑腾着双臂想将它留住，却只抓住一根羽毛权当留念”。[6]天鹅的丢失隐喻着素云梦想的破灭，也隐喻着她不幸的未来美国生活。而电影却以一根“鹅毛”的镜头配上画外音开始。伴随着一首凄凉的背景音乐，低沉的画外音向观众娓娓道来天鹅羽毛的故事。一片白色的羽毛在黑色画面的映衬下徐徐出现，直到故事结束观众才看到鹅毛清晰的完整画面。这个镜头借助视听符号中的声音、色彩、语言等手段使观众浮想联翩，隐喻了人物素云的软弱无助和对未来的期盼。小说借助人物的讲述，而电影利用视听手段，艺术手段虽不同，但都以天鹅故事开始，它们的相融性顯而易见。

《喜福会》小说和电影的结尾都是精美回中国与母亲吴素云当年失散的双胞胎姐妹相认，结局都是“喜”与“福”。小说中，精美见到了两位姐姐，作者通过心理描写展现精美的心情，“我终于也看到自己身上的中国成分了。简直是显而易见。这就是我的家，它就在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经过这么多年，它终于被释放出来了”。[7]鹅毛意象在小说中只出现在开篇，而在电影片头、片中和片尾共出现了三次。尤其影片最后，精美拿着母亲遗留的那根羽毛送给姐姐，“这羽毛虽然不值钱，但它来自遥远的国度，载负着我的期盼”。电影中精美终于明白了母亲的心意，她替母亲见到了失散多年的姐姐，也隐喻着母亲希望的延续。同时也表达了导演对中美文化相互接纳和融合的愿望。作者谭恩美本人并不认同导演对小说所做的情节增删，但是他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为了保留小说的内核，小说与电影在总体结构上保持了一致。这就是叙事结构上的相融。

2.叙述模式相融

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先驱苏珊·兰瑟创立了女性“叙事声音”模式，提出个体轮言叙述方式。[8]《喜福会》的小说和电影中，三位母亲和四位女儿轮流讲述各自的人生体验。小说《喜福会》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时空限制，通过每个人物的讲述，采用相互交替的立体叙事模式，这类似于《喜福会》中的麻将娱乐，每一个人轮流做庄，隐喻着长期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女性被赋予了女性话语权。这种叙述模式看似松散，实际上在凸显主题和刻画人物方面起到了妙笔生花的效果。而电影导演运用一个贯穿故事始终的核心事件——精美回国饯行会，展开故事情节，每个人物轮流发言。正如苏珊所说的，对于长期被压迫而失语的女性群体和个体来说，发声成为她们身份和权利的象征。导演运用同样的个体轮言叙述声音模式赋予华裔女性话语权。这些正体现了小说与电影的相融性。

（二）异质性

互文性的重要研究价值并非仅指“相融”，更在于“异质”。毋庸置疑，源文本的某些部分被当前文本吸收、再创造之后，必须转换生成不同于源文本的新的意义，故异质性是互文性的存在依据。[9]同理，小说文本向电影文本转换后，后者即为新文本，必然获得新意，两者虽有相融，因表达媒介迥异，差异必定存在。《喜福会》电影导演创造性地对小说进行了艺术转换和新阐释，可从人物刻画、情节转换和意象意义转换三个方面印证。

1.人物刻画

从叙事学层面看，任何叙事都不可能在同一叙事层次上水平进行，叙述的任何事件所处的叙事层次都要低于该叙事文的叙述行为所处的层次。[10]叙述层次是一个反映复杂故事推进发展的重要标尺，一个复杂的故事必定有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心理复杂等特点，形成不同层次的情节，而人物刻画归根结底都需要聚焦于层次不等的情节叙事上。小说由主叙述层、次叙述层、再次叙述层构成，它们层层类推形成互文关系，由此塑造立体的人物形象。不论次叙述层的内容如何，其叙述本身就能推进主叙述层的故事发展。[11]在人物刻画方面，主次叙述层起到了彼此意义增补的映衬作用。

小说《喜福会》没有贯穿故事的核心事件，三位母亲和四个女儿都是主叙述层。作者巧妙地安排每个人物讲述自己的故事，表面看每个故事相互独立，实则有一种内在联系，即这些故事都有一个共通的“我”，这个“我”代表了群体华裔女性。在电影《喜福会》中，核心事件——精美回国认亲，构成了主叙述层，精美回国意味着必须说明缘由，厘清人物之间的关系，由此进入各个人物讲述的次叙述层。主叙述层精美回国回答了“为什么她要回国？”“她和其他人物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而且丰富了人物的意义。

2. 情节转换

互文性是文本之间一种联系和转化的关系和过程。德国学者泼利特论述了五种互文转化形式，即替换、添加、缩减、置换与复化。[12]在这里仅从添加和缩减两种形式讨论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互文关系。添加通常是由源文本进一步发展出的新文本，它的阐释必须依据与源文本的互文性解读。添加分为同位添加和附属添加。其中，同位添加是对源文本添加新的情节。缩减是针对整个文本或部分做改动。首先，电影虽保留了小说的大概情节，但对露丝和李娜的婚姻结局处理异于小说。小说中，听了母亲的遭遇后露丝意识到由于自己不自信致使婚姻出现了危机，但对其婚姻走向作者并没给出明确的答案，而电影中导演通过添加情节将他们的婚姻艺术化为鸳梦重温。小说中丽娜接受母亲的建议决定放弃无爱的婚姻，而导演安排她最终找到了真爱。另外，导演缩减了小说的一些情节：关于映映“月亮娘娘”的故事，丽娜的故事，露丝的故事，龚琳达的故事。比如导演以一个短镜头给观众展示了离开中国后的映映沉闷压抑的精神状态，删去了映映由于美国主流文化的挤压而沉默失语的情节。所以此处的情节改动，把映映的苦难人生归咎于中国社会与文化，而非美国主流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因此过度简单化了作者想表达的主题。[13]然而，同一主题的不同文化阐释恰好体现了电影与小说的异质性。

3.意象意义转换

现代小说的主题和作者的态度更多的是通过意象象征来喻示。只要有叙事，就有特定的叙事话语，也必然会与叙事修辞相关。标题意象是叙事修辞象征的一种，也存在互文性。作者谭恩美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意象，标题“喜福会”就是一种意象。

电影和小说中“喜福会”意象寓意不同。小说中，母亲吴素云说到，“我们还是决定要举办聚会……每周我们都会设法忘记过去遭受的厄运。我们吃吃喝喝，开怀大笑；我们搓搓麻将，有输有赢；我们讲最精彩的故事，这样就没空去想坏事。每周我们都希望自己是有福气的。这个希望也成了我们唯一的喜悦。这就是我们把小聚会称为‘喜福的原因了”。显然小说中的“喜福会”含有双层寓意：人物对外界现实世界的逃避和对生活的希望。在现实中，来自美国主流社会的挤压让素云以及其他华裔女性集体沉默失语。每周的“喜福会”是她们逃避现实的唯一出路。而电影中“喜福会”却有新的文化意蕴，聚会中有不同种族的人，女人们忙于准备拿手好菜，男人们聊着生意、球赛，孩子们在家里快乐地追逐，桌子上摆着各种美味佳肴，完全是一种典型美国家庭式的聚餐。这与小说中的情景大相径庭。因而意象“喜福会”被赋予了指称功能，“导演通过一系列镜头和场景的添加将‘喜福会从小说中具有象征意象的私人空间转换成为一个中产阶级聚会的公共空间”。

二、结语

作为一种有效的阐释手段和认知模式，互文性以语言和符号为媒介，有机地沟通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为传统文学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在如今这个后现代的媒介时代，我们的文化已由传统的知识精英主导的书籍文化转变为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导的视听电子文化。作為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的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有助于大众接触文学、理解文学。所以，从互文性理论看，《喜福会》小说和电影存在相融与异质的互文关系，即承续与创新，承续是电影在改编时保留了小说的内核，传递了作者谭恩美文化身份追寻的诉求；创新是在人物刻画、情节安排以及意象意义方面做的改编。相融与异质体现了跨文本互文性强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惊人的艺术魅力，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将互文共生。

参考文献：

[1]杨婷.喜福会：小说与电影之叙事艺术比较[J].黑龙江科学，2013（11）：256-257.

[2]秦海鹰.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J].外国文学评论，2004（3）：19-30.

[3]（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译.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4][5][6][7][14][15]（美）谭恩美. The Joy Luck Club[M].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8]（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黄比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12] 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

[10]陈林侠.从小说到电影—影视改编的综合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

[11]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13]刘思思.试论电影改编技巧与艺术特征——以小说《喜福会》为例[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2014（2）：88-89.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