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旭

Under the flouring age of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the group of literati continuously expanded its scope with more and more speaking rights. Thereupon， literati painting sprang up， serving as a derivative of Scholar-bureaucrats in power in that period. There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ti painting： first， Su Shi， a great poet， painter and calligrapher in the Song dynasty gives the definition of literati painting worshiped by his literati fans； second， Zhao Ji， Emperor Huizong of Song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ar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inting academy.

大唐盛世，雖然诞生了文人画鼻祖王维，却没有更多可以让文人画滋生的土壤，要知道，“文人”这个概念是在北宋时才流行开来的。宋代有名的文治盛世的历史背景，让文人群体持续扩大，并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文人画便随之兴起，成为两宋文人当政的一个衍生物。其中，推动文人画发展的两大重要因素，一是苏轼给予文人画的定义和他以及身后文人群体对文人画的追捧，二是宋徽宗赵佶对于画院的建设和艺术的重视。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其次，他抬高了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当然，苏轼本人也是文人画创作的重要践行者。他擅长画墨竹，且绘画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序的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他与画竹名家文同文与可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成语“胸有成竹”便是出自苏轼的《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与苏轼交好的知名文人画家，还有与其并列“宋四家”的米芾。米芾的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其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所创“云山戏墨”、“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对后世影响极大。其子米友仁子承父业，同样的宋代文人画的代表人物。

文人之外，宋徽宗赵佶是个特殊的存在。他虽然政治上昏庸无能，但却是一位优秀的艺术家。由于他的支持，绘画艺术被提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他的参与和领导下，画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院体画的写实风格逐渐成熟。

一般人提到院体画，都不会将之与文人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徽宗对画院的改革中，王维的文人画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宋徽宗认为王维是能将“诗”、“画”很好地融贯结合在一起的诗人画家，他的诗在描绘山水物象方面极富形象性，易于入画，而“诗画一律”或者诗画同质，恰恰是北宋时为了提升绘画的内在品质而生的新要求和新观念。在这样的背景下，王维被宋徽宗作为了北宋重视“诗画一律”的美学品赏观念下的一个理想原型。

在王维等文人画作的影响下，宣和画注重画面的诗词结合，逐渐走向了文人化，使诗的意境在绘画中取代了叙事性内容，以怡悦性情为目的的审美趣味逐渐冲淡了院体画具有的社会功利性，属于更成熟完美的形态，而且构成了一个独具时代特色的绘画艺术风格流派。

元代绘画基本延续了宋代的风格和理论。大家赵孟頫是促使文人画观念转捩的重要的坐标型画家。他从王维的绘画艺术中深受启发而又有所创新， 主张以古意入画，“与古为新”，力求在笔墨彰显的同时增添一种浑然天成、萧散简淡的古拙之气。

至此，王维、苏轼、赵孟頫共同奠定了文人画的基础和地位，使文人画成为后世画坛最重要的门类之一。

元代中晚期，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广为流行，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自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