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艺 刘慧 宋涛 刘海猛 唐志鹏 湛东升

摘 要：中国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是内陆、沿海、沿边三大空间作用力的缩影，剖析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空间演化及驱动因素，对于新形势下明确西南地区发展方向和深化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西南地区61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为研究单元，综合运用熵值法、Theil指数、σ收敛、标准差椭圆等方法，建立了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对西南地区2003年～2014年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结合宏观政治经济环境与区域特点，分析了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驱动因素并提出发展建议。结果表明：①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空间差异不断增大，由相对均衡向极化格局演变，成都市、重庆市是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核心，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崇左市、防城港市等沿边沿海地区对外经济发展逐渐崛起；②受内陆与沿边、沿海三大空间作用力的影响，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沿东北-西南向发展，呈现先北移后南移的趋势；③经济发展水平、综合交通和基础设施、国家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于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格局，促进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空间分异。④未来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重心南移趋势明显，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扩大向南开放，四川省、重庆市的对外开放方向呈现多样化，向北开放的趋势较大。

关键词：西南地区；对外经济；时空格局；“一带一路”倡议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进步促进作用明显[1]。但我国各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关于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研究逐步转入区域内部，主要集中于經济发达省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现状及区域差异，对西南地区的关注度较少[2]。自西部大开发以来，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成为继固定资产投资促进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又一动力因素[3]，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不容忽视。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已逐步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之中。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将广西打造成为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将云南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打造重庆为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成都为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在新的国情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对外开放格局将得到全面深化。

西南地区是沿海沿边结合发展地带，具有独特的地理区位特征，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很强的优势互补[4]。随着中缅线、中贵线与西气东输二线广南支干线在贵阳、贵港会师，三线“联通合网”，西南地区油气大动脉格局初步形成[5]，有助于参与国际化资源市场[6]，丰富我国油气进出口渠道。同时当前我国扶贫任务压力增大，而减贫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地区经济的发展[7-8]。西南地区通过开展对外贸易，重塑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扶持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进一步推动地区减贫进程。

对外经济发展是相对封闭式发展方式而言的，指通过加大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扩大对外贸易，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加速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式[9]。已有研究表明四川省、重庆市是西南地区乃至西部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核心[10-12]。何伟福从对外贸易规模和地位、出口商品结构及贸易方式等方面比较了西南五省，发现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外经济发展优于其他省区[13]；经济基础[14]、地理位置[15]、贸易及产业政策[16-17]等是影响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因素。当前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主要受限于落后的经济基础以及尚不完善的基础设施[18]，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的滞后性[19]，其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辐射效应较弱[20]，尚未形成协调发展[21]。而对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建议上偏向于加快基础设施建设[22]，发展对外贸易的优势主导产业[23]，调整出口结构等[24-25]。当前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方向日趋多元化，各省区、城市亟须依托对外开放廊道，实现深入发展。目前对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研究仍以地区[26]或单个省区[27-28]为主，研究尺度多为省级尺度[29]，尚缺乏对区域内部格局及演化的研究。

本文采用熵值法综合测度了西南地区61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2003年～2014年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其空间格局及演化特征，剖析其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走向，并结合经济演化情况与国家宏观战略、新时期发展特征等因素系统分析了未来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态势和驱动因素。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本研究对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格局优化与质量提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在我国七大地理分区的划分中，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由于西藏自治区对外经济规模较小，与西南其他地区的对外贸易联系不紧密，经济数据获取困难，故在本研究中并未纳入。在我国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中，广西壮族自治区与西南地区的发展走向是一致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是西南地区两个最重要的对外经济发展通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已逐步融入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之中，因此本文中的西南地区包括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2003年之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行政区划基本稳定，考虑到数据的统一性和连续性，故以2003年为研究起始年份，2014年为可获得数据的最近年份。

研究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区的地方统计年鉴，进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1.2 研究方法

（1）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关于对外经济发展的综合测度，国内学者主要选取外贸总额、实际利用外资、人均外贸总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外贸依存度、外资依存度等指标分析了不同地区的对外经济区域差异[30-32]。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选取进出口贸易总额、实际利用外资表示对外经济发展规模，以外资依存度、创汇能力表示对外经济发展活力，以人均进出口总额、人均实际利用外资表示对外经济发展密度，构建了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表1）。对外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直观体现，实际利用外资表示地区吸引国际资本的水平；外贸依存度表示地区经济发展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创汇能力表示地区通过参与对外经济发展实现外汇收入的程度；而对外经济发展密度则考虑人口因素，衡量对外经济发展人均水平。

采用熵值法[33]赋权，对中国西南地区2003年～2014年61个地区6项指标共计4392项数据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确定指标权重，并邀请专家对指标权重进行一定的修正，计算得到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综合水平。

（2）空间差异演变指数。本文采用Theil系数、σ收敛指数测算西南地区整体时间演变的态势。采用Theil系数T衡量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考察各省区之间、省区内对外经济发展的时空演变过程。以地级市（地区、自治州）行政区域为基本单元，表示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总体差异的Theil系数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Yij表示第i省区第j城市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Y表示所有城市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Pij表示第i省区第j城市的人口，P表示研究区域的总人口。Theil系数越大，表示地区差异越大；反之，Theil系数越小，表示区域差异越小。

对Theil系数进行一阶段分解，可以将西南地区总体差异分解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五个区域之间差异和四大省区内地级市间差异，其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b表示四大省区以及重庆市之间差异，Tw表示四大省区内地级市（地区、自治州）间的差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重庆市内部的区县差异与其他四个省区内部地级市（地区、自治州）差异无法相比，本文在分析省份内部差异时仅针对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区展开。

采用动态的方法考察区域空间分异，并借鉴经济学分析为支撑理论，本文選取了σ收敛指数用于分析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差异动态变化。其公式计算如下。

式中，Xi表示第i地区的对外经济综合评价值，X表示所有地区的对外经济综合评价平均值，Pi表示第i地区的人口数。对于计算所得到的值，通过时间上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出地区间是否收敛，若计算的σ值一直变小，则表示收敛，反之则发散[34]。

（3）经济重心。用于测算区域经济发展重心，并根据时间演变，描摹出经济重心的运动轨迹，反映出经济重心的空间变化情况。经济重心的计算方法[35]如下。

（4）标准差椭圆。标准差椭圆可以反映经济活动分布的方向性，识别对外经济发展水平中心的位置变化和移动方向等趋势。标准差椭圆主要由3要素构成：转角θ、沿主轴（长轴）的标准差与沿辅轴（短轴）的标准差，椭圆的长轴为空间分布最多的方向，短轴为空间分布最少的方向[36]。次级区域的空间地理位置和属性值决定区域重心位置和迁移方向[37]。运用ArcGIS的Directional Distribution（Standard Deviational Ellipse）模块，可对2003年～2014年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准差椭圆各参数进行计算。

2 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

2.1 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时空演变

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环境不断优化，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差异逐渐增大，各大省区间差异逐渐缩小，四川省、云南省省内差异波动较大。对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水平σ收敛的计算可知，2010年～2011年区域分异明显，此后区域差异虽逐渐上升，但差异增长缓慢（图1）。Theil系数对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内部差异分解发现，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差异、省区内差异呈波动上升的趋势。除贵州省内部差异较小以外，四川省、云南省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省区内差异均在波动中增大。四川省东中部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变动，绵阳、乐山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不稳定的波动状态，而德阳依托靠近成都的优势地位，逐渐提升地区经济。眉山、乐山等城市在2007年之后，逐渐发挥地区交通优势，对外贸易规模渐趋扩大。云南省地区差异主要体现在沿边地区与省会城市之间的对外经济增长变动上，受地缘经济影响，沿边对外经济发展具有较大波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差异的绝对值较大，其整体发展环境相对其他地区来说更为复杂，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方向不断变动，进一步加剧区域发展差距。贵州省的省内差异最小，对外经济发展增长缓慢，交通不便，南北夹击等形势遏制了对外经济发展，区域内部差异变动不大。

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空间上由相对均衡向极化格局转变（图2）。2003年对外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除省会城市、直辖市占据对外贸易的优势地位以外，还包括具有出海通道的防城港市，边境贸易发达的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乐山、铜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梧州、柳州、北海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部城市等。基于外贸发展基础，防城港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对外经济发展度高于成都等省会城市。2014年呈现明显的极化状态，成都、重庆的对外经济发展度远超其他地区，其次是崇左、防城港、昆明，以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等沿海、沿边对外开放前沿地。成都、重庆依赖其发达的国际交通体系，形成区域物流集散中心，并基于本地加工制造业基础等优势，在国家推动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出现加速和转型发展，对外贸易结构不断提升。而昆明、南宁、防城港等城市并未与周边发达省市形成良好的区域合作关系，与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经济联系等缺乏有效联动，同时邻国动乱、经济力量弱小等因素制约了双边贸易的规模和进程，导致对外贸易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以成都、重庆、昆明为首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防城港、崇左等国家重要战略节点区域加速发展（图3）。基于工业基础优势和产业结构调整，成都、重庆对外经济发展显著高于其他地区。重庆大力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外经济发展条件日臻优化[38]。随着沿海、沿边地区对外开放的深化，崇左、防城港、德宏等地对外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与成都、重庆成为南北两大对外经济增长核心区域。而作为省会城市的昆明与南宁，其对外经济发展领先地位逐步让位于崇左、防城港等地理位置优越的地区。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及交通劣势，对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包括凉山彝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地以及贵州省大部分地势险要地区。

2.2 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分项指标演变

2003年大部分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活力相对较高（图4）。2003年防城港市以出口工业制成品为主，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外资依存度较高，其对外经济发展度位居第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的梧州市、柳州市等城市具有雄厚的工业基地，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进出口规模。内陆地区的成都市、乐山市等投资环境较好的地区，外商投资项目规模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最先开展边境贸易，瑞丽市、畹町市等边境城市的设立使德宏进一步扩大开放渠道，吸引外资能力不断增强。而西南地区对外贸易规模评价值均较低，对外贸易密度在城市间差异不突出，形成了对外经济发展相对均衡的格局。

2014年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规模普遍得到提升（图4）。成都市、重庆市进一步健全对外开放渠道，加快建设国际合作园区，对外贸易规模显著提升，形成对外经济发展增长极。崇左市、防城港市基于沿边、沿海区位优势，以出口为主，进出口总额相对较高。其中边境小额贸易是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出口最主要的贸易形式，近年来国家扩大沿边开发开放，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崇左市等沿边地区进一步加快对外经贸发展。昆明市、贵阳市、南宁市等省会城市基于相对优良的金融投资环境，区域物流集散的交通优势，总体呈现较好的对外贸易发展。

3 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走向

3.1 西南地区整体对外经济发展空间走向

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主要沿东北-西南方向发展（图5）。对外经济发展集中的区域北达成都市、南到防城港市，囊括了所有省会城市、直辖市等经济发展最繁荣的地区。标准差椭圆逐渐由东南向西北偏移，沿海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逐渐弱化，沿边及内陆地区的对外经济水平逐步提升。成都市、重庆市相对较快的对外经济发展速度促进整体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趋势向北偏移。

对外经济发展主要区域虽随着标准差椭圆逐年北移，但在2011年之后逐步南移。沿边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逐渐增长，促使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呈现多极化格局。从总量上来看，沿边地区受邻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双边贸易摩擦不断的影响，对外经济贸易规模、利用外资水平不能与成都、重庆相比。但是随着国家政策对沿边地区力度的加大，对外贸易通道的不断完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的影响，沿边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生机。

贵州省大部分地区对外经济水平增长速度缓慢，其对外经济发展在西南地区处于中部塌陷的位置，同时当前“南北双高”的趋势也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贵州省对外经济的开展。寻求区域合作机制，积极展开对外贸易联系，融入国家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是当前贵州省实现对外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向。

3.2 西南地区各省区对外经济发展空间走向

从各省区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及时间演变来看，各省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核心区域均有不断缩小，渐趋集中的趋势（图6）。除云南省以外，其余三省区的对外经济发展重心均离省会城市较近。四川省重心逐渐北移，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心逐渐南移，贵州省重心逐渐西移。

四川省对外经济发展呈现东北-西南走向，集中在以成都市为核心的成都平原地区，包括绵阳市、德阳市、眉山市等地区，核心区域逐渐缩小。随着成都市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影响力逐渐增大，成都平原内部交通网络完善，城市联系紧密，对外经济发展空间上渐趋集中。这种趋势有利于集中地区力量发展对外经济。从重心的北移态势明显，成都市对外经济走向较为多元化，积极建成国家级航空枢纽，通过蓉欧快铁融入新亚欧大陆桥，向西经中亚到达欧洲地区，对外贸易通道多样。其向北走向的趋势不断扩大。

贵州省形成的标准差椭圆以贵阳市为重心逐渐向北旋转。向北推动的趋势逐渐显著，重心逐渐向西移动。贵州省受限于地区交通不畅，南北两方发展势头良好，区域竞争激烈，缺乏对外经济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导致尚未找准对外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定位。其重心的位置也表现出较大的波动。

云南省的对外经济发展在西部、南部沿边地区的边境贸易推动之下，形成了省会、沿边地带“一心一带”的对外经济发展格局。从标准差椭圆的变化可看出，对外经济发展核心区域逐渐南移，空间上呈东西走向。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之下，云南省利用国家政策集中力量发展沿边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廊道扩大进出口规模，将进一步促进对外经济发展区域与重心逐渐南移。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空间上呈东北-西南走向，且逐渐向崇左市、防城港市集中，对外经济发展核心区域渐趋缩小，重心逐步南移。与崇左市、防城港市对外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自治区东部对外经济发展逐渐衰落，对外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化特征渐趋明显。

4 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演变的驱动因素分析

4.1 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带动作用

经济发展水平是开展对外貿易的基础和内生动力，尤其是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产生对外贸易的需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奠定了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形成成都市、重庆市、昆明市、防城港市（南宁市）四大对外贸易中心。区域内GDP差异与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呈极大程度的重合状态，无边境线的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主导下的对外贸易空间差异。对城市的GDP与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二者相关系数逐年升高，2014年更是在达到显著度水平的条件下，相关系数高达0.863。

若无外部力量的影响，随着成渝经济区的加速发展，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总体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促使对外经济发展的重心向北移动。

4.2 综合交通及基础设施建设的促进作用

沿海、沿边地区基于便捷的对外贸易通道，具有开展对外贸易的直接动力，国际运输通道的建设强化了边境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趋势，尤其是沿边地区的跨境交通走廊对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格局塑造作用明显，并带动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重心逐渐南移，形成带状的沿边、沿海对外经济发展格局。

沿海地区的对外經济发展受港口规模、经济腹地的影响，具有多元化对外贸易的趋向；双边近距离贸易的空间优势，推动沿边地区边境贸易的发展，而邻国的政治稳定度、经济发展实力、双边贸易意向以及主权信用风险等因素，较大地影响双边贸易的程度和水平。内陆地区则通过发达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促进对外贸易通道的畅通。以成都、重庆为首的国际性交通网络体系不断完善，尤其是航空港及内陆港口建设不断升级，促进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贵阳市相对落后的交通体系以及自然条件的限制，基础设施建设较为薄弱，导致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云南省逐渐加强完善内畅外通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重视中老、中缅、中越的对外交通廊道建设，因而在交通廊道出境的德宏州、西双版纳州对外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广西壮族自治区对外经济发展集中在南部的崇左市、防城港市以及北海市。防城港、北海等作为西南地区沿海对外开放的门户，为西南地区进入全球市场提供了窗口，未来依托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区，打造对外开放平台，将进一步深化对外经济的发展。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沿边、沿海对外贸易机制促使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向南偏移，而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贸易重心南移的趋势也将不断加大。

4.3 国家政策与战略的强效推动作用

经济与政治的调整相互影响，并服务于国家利益[39]。近年来国家对边境地区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批准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政策，构建了沿边、沿海地区相对优越的对外经济发展环境。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签订了多项双边贸易协定，例如中越合作的《中越2012年～2016年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中缅共同签署的《中缅两国政府关于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等，为边境贸易开展提供了便利。

西南地区通过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国家战略的影响，不断深化西南地区向南开放。南亚、东盟国家是西南地区重要的对外贸易区域，近年来贸易合作不断加深，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升级。发挥西南地区的资源、制造业、人力资本优势，促进双方对外贸易合作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拓宽西南地区，尤其是沿海、沿边地区的合作领域，提升对外经济发展层次。

“一带一路”倡议将加快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步伐，开辟对外经济合作的新领域，尤其是沿边对外开放战略将促进口岸地区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未来云南、广西两省市对外经济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通过参与国际性经济走廊建设，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云南基于独特的区位优势，未来进一步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运输通道建设，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将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明确要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高地，成都、重庆对外开放趋势将不断加强。

4.4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宏观影响

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外贸易，对外经济发展的深化又将构建有利的国际地缘环境。边境贸易占一定份额的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两地受邻国政治局势影响较大。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40]。云南受缅甸国内政局的影响，对外贸易规模较小，对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16年缅甸大选，以昂山素季为代表的民主党上台，缅甸未来的国内局势将渐趋稳定，将进一步加强中缅经贸关系，有利于双边贸易的开展。

易商指数是世界银行集团采用量化的指数分析全球190个经济体的商业监管法规和财产保护情况，表示各经济体营商环境的差异。根据易商指数确定各省营商环境（表2）。西南地区的主要贸易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无疑具有较好的营商环境。西南地区营商环境最好的是四川省、重庆市，主要贸易国家的易商指数基本都在80及以上。贵州省其次，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营商环境相对较差。

5 主要结论及发展建议

5.1 主要结论

针对当前西南地区对外贸易的研究缺乏地市级尺度的时空格局演化分析，本文对西南地区61个地级市（地区、自治州）的对外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剖析了空间演化趋势，并系统探讨了背后的驱动机制。主要结论包括：

（1）西南地区对外经济发展空间差异不断增大，省区间的差异不断缩小。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空间上由相对均衡向极化格局演变。成都、重庆的对外经济发展地位逐渐突出，德宏、崇左、防城港等沿边沿海地区对外经济发展逐渐崛起。

（2）受内陆与沿边、沿海三大空间作用力的影响，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主要区域逐渐北移，2011年之后逐渐南移。其中四川省、重庆市渐趋北移，而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逐渐南移，以沿边沿海发展为主。

（3）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动力、沿海沿边地区便捷的对外贸易通道以及国家政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于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格局，促进西南地区对外经济空间分异。

此外，本文对驱动因素方面的理论分析尚不全面，未来将结合定量研究综合刻画西南地区的对外经济发展驱动机制，以期全面解释、探索对外经济发展的进程。

5.2 发展建议

（1）结合以上分析，发现未来贵州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向南开放的态势明显。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具有沿海沿边等区位优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重大倡议背景下，中国陆域边境地区的开放将获得国家重点支持，对外经济发展速度将极大地增加。沿边地区通过与周边国家的对外经济合作，依托大湄公河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国际经济发展廊道，以地缘经济促进地缘政治的发展，为西南地区的对外贸易开展营造良好的国际地缘环境。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应充分利用边境自由贸易区、国家政策等优势，逐步提升对外贸易的层次和水平，比如加强服务贸易，深加工出口等。

（2）四川省、重庆市的对外开放呈现多样化，向北开放的趋势较大。成都市、重庆市应加强对外贸易通道建设，构建综合型国际交通枢纽，延伸贸易水平和层次，向纵深方向发展；贵州在南北两方的压制下，对外贸易突破困难，应提升自身经济实力和综合交通建设，积极与周围省市展开合作，融入区域发展，积极建成西南地区对外开放承北启南的重要结合部，从而深化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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