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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这位 “科学奇才”为何被周作人怒怼?

2018-10-30蔡辉

读书文摘 2018年10期
关键词:丁文江傅斯年人生观

蔡辉

“一眨眼不知过了多少时光,我们外行的推测完全破产,做政客的倒还是做政客,做科学家的一变而为皇英的高等华人,再变而为孙联帅(即军阀孙传芳) 的淞沪督办,讨赤军兴,便在上海杀戮学生工人了。丁文江一个人堕落不足责,科学的人生观本身也没有罪,但因丁文江而使我们对于中国讲科学人生观的人开始怀疑,则丁文江之罪大矣。古人云:‘言之匪难,行之维艰。好做文章或出文存的人切须留意,要预先扪心细想将来会不会露出马脚来。”

这篇题为 《丁文江的罪》 的文章发表在1926年第106期 《语丝》 上,作者岂明,即周作人。

丁文江是一位科学奇才,是我国地质事业奠基人之一。在上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中,他是科学派主将,被赞为“中国的赫胥黎”。他首倡的《努力周报》 和 《独立评论》 曾是中国思想界重镇。

胡适先生说:“二十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而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丁文江与胡适关系密切,周作人亦是胡的好友,为何周对丁不留情面?作为思想启蒙者,丁文江的影响与贡献不亚于胡适,为何被后人遗忘?

从丁文江“出山要比在山清”的诗句中,也许能猜出几分原因。

留日两年难读书

1887年,丁文江生于江苏省泰兴县黄桥镇,在弟兄七人中排行第二。其高祖父丁椿曾任多年五品官,负责漕运,深知各地粮食差价,后转为粮商致富。1832年建丁氏义庄时,丁椿两次捐出土地1371.28亩、房99间,可见实力。至父丁吉庵时,家道大不如前。

丁文江5岁入馆,寓目成诵。9岁读完 《四书五经》,15岁准备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例需地方官推荐才可,时任知县是龙璋 (字研仙),胡适曾称他是“湖南新教育家”(龙是湖南攸县人)。

在面试中,龙璋以 《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为题,丁文江的答卷让他大喜过望,便劝丁直接赴日留学。丁后来说:“假若不是碰巧遇到龙研仙先生,我一生的历史或许完全不同。”

1902年,父亲举债送丁文江到日本。可一连两年,丁未入校读书。

据弟媳史济瀛回忆,丁文江“本想学海军救国,但鼻子有病,嗅觉不灵,作罢”。丁文江自己则说,他曾在日本体育学会学骑马,初期进步甚速,后来却总是摔下来,“学来学去,一点进步没有,一失望就不再学了”。加上当时日本与清政府有协议,不允许自费生学军事,丁文江干脆转向政治。

据好友汤中记:“他 (指丁文江) 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他谈话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

丁文江一生喜爱军事,找夫人找的也是明代军事家史可法的后人史久元。

被吴稚晖骗到英国

在日本无所事事,恰好丁文江室友庄文亚(后成洋行经理人) 接吴稚晖信,称:“日本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菜,谈政治,而不读书。”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曾留学日本,他劝庄文亚去英国,称每年只需五六百元。

庄文亚心动,拉丁文江、李祖鸿 (后成著名画家) 同去,丁家汇来1千元左右,刚够买三张船票,上船时,三人仅剩10多镑。

過槟榔屿 (今属马来西亚) 时,三人拜访康有为,得10镑赠金,到英国后,又得康的女婿罗昌汇款20镑。

到了英国才知道,吴稚晖所说的只是食宿费,学费等不在其中。幸在此时,丁文江遇到斯米勒医生,此人曾在陕西传教,他建议丁去乡村读中学,生活成本较低。

丁文江与李祖鸿去了只有几百户的小镇堡尔丁,“一星期膳宿只有十五个先令 (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

第一年,丁文江跳了三级,第二年考上剑桥大学。

然而,剑桥大学“一年用费必得三千金”,丁家无力负担,知县龙璋从当地猪、油、酒、腌腊、烟叶五项土货中抽捐,每年选4名学生赴日留学,每人年助400元。因一人已改由清政府资助,龙璋遂将这笔钱补贴给了丁文江。可杯水车薪,2个月后,丁还是退学了。

不久,丁文江考入伦敦大学,因一门考试不及格,失去继续学习资格。又考入格拉斯哥大学,在这里拿到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士。

“好人政府”成了大笑话

1911年,留学9年的丁文江回国,通过了清政府留学生考试,获得任官资格,但清朝不久便灭亡了。

1913年,丁文江入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任地质科科长,创办地质研究所,该所是现代学术史上成绩最著名的两家学术机关之一 (另一是傅斯年创办的史语所)。

1920年,经北大教授陶孟和 (曾留学英国) 介绍,丁文江结识胡适。

胡适好酒,丁文江多次劝他戒掉,胡早年曾撒酒疯,后写诗道歉。丁文江将其中句子请梁启超抄在扇上,送给胡自警。

胡适说,丁文江是“欧化最深的中国人”,因丁的生活最有规律:睡眠必8小时,在外吃饭必用开水洗杯筷,家中常用酒洗筷子,夏天吃水果,必先在滚水里浸20分钟。

1921年,丁文江辞去地质研究所所长,改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1922年,在丁文江提议下,《努力周报》 创刊,汇集了胡适、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名学者。胡适仍热衷文学革命,丁文江则说:“不要上了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文艺思想下手。”

丁文江有8年政府工作经历,重视政治改革,他提出“好人政府”,并发动多位学者共同推出《好政府宣言》。

1922年9月,联署 《好政府宣言》 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受命组织内阁,丁文江以为理想即将实现,没想到仅两个月,在军阀吴佩孚操作下,“好人内阁”便倒台了。麻烦的是,这3名“好人”中,2人后来当了汉奸。

第二年,《努力周报》 亦关张。

因科玄论战一炮走红

1923年2月,哲学家张君劢在清华大学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绝非科学所能为力。”

张君劢此议,源于梁启超“一战”后访欧,惊觉被神话已久的西方文明未能避免这场灾难,当时欧洲人亦深感苦闷,认为西方文明有缺陷,需用东方精神弥补。

丁文江对此论颇不满,指出:“欧洲的破产不是科学的责任。”

丁文江在英国留学时,醉心科学哲学,对几位代表学者的著作“读了三分之二以上”,在论战中逻辑更清晰,指出未经实证的所谓“幸福”“永恒”“目标”,其实是新的“迷信”。他指出:“懒惰的人,不细心研究历史的实际,不肯睁眼看所谓‘精神文明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肯想想世上可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

丁文江的观点得到胡适激赏,二人给论辩对手戴上“玄学鬼”的帽子,赢得更多读者支持,丁文江因此成为与胡适齐名的思想家。

从今天视角看,丁文江为科学正名、反对盲从,确有其积极意义,但他的主张有逻辑漏洞,人生观固然有好的和坏的、正确的和错误的之分,但并无“科学的”和“非科学的”之分,因为人生观无法统一。

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挑梁反侧?”

上了孙传芳的贼船

1926年5月5日,军阀孙传芳在上海总商会突然宣布一个重大消息:任命丁文江为淞沪督署总办 (相当于上海市市长),并发布了建设大上海的新计划,该计划由丁文江起草。

傅斯年因科玄论战而对丁文江有崇拜之情,得此消息,曾向胡适表示,他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杀丁文江 (傅斯年回国时,丁文江仍任总办,傅并未尝试杀丁)。

丁文江卖身投靠,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对军事感兴趣,想帮孙传芳办一所军事学校,但孙敷衍道:“丁先生,你是个大学问家,我很佩服。但是军事教育,我还懂得一点。现在还不敢请教你。”据胡适说:“他这种议论,不但对孙传芳说过,也曾对国民党的军事领袖们说过。”只是无人当真。

其二,傅斯年说,丁文江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问题看成是一个行政问题。换言之,总想用手段来补价值的漏。

任职期间,丁文江取得了一定政绩。傅斯年曾说:“行政上的成绩是天下共见的:为沪市行政創设极好的规模,向外国人争回不少的权利……以后也还没有一个市长能赶得上他一部分。”

随着北伐军的逼近,只干了8个月的丁文江遭通缉,只好躲到了大连。在大连,他意识到日寇的威胁。

“九一八事变”后,回北大任教的丁文江发起独立社,胡适、翁文灏、蒋廷黻、傅斯年、吴景超等常参与讨论,大家共同创办了 《独立评论》。

一代大师带着遗憾离去

因投靠孙传芳,丁文江声名狼藉,不仅周作人骂过他,曹聚仁也写过 《忠告丁文江》 骂他。

其实,丁文江为官清廉,傅斯年曾说:“他从不曾坐过免票车,从不曾用公家的费用作私用,从不曾领过一文的干薪。四年前,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一百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他到中央研究院后,经济委员会送他每月公费二百元,他便分请了三位助理各做一件事。他在淞沪总办卸任后,许多人以为他必有几文,乃所余仅是薪俸所节省的三千元,为一个大家庭中人索去。”

然而,小操守难补大糊涂。

1926年,段祺瑞卫队制造了“三一八惨案”。3月20日,丁文江却拜访了段政府高官颜惠庆,颜在日记中写道:“他 (指丁文江) 极力维护政府采取的措施。他建议被害士兵家属向学校当局起诉。”

“九一八事变”后,丁文江写了许多分析文章,逻辑严密,文采灿然。他判断,因入侵中国,日本国内将爆发经济危机,“物价恐怕增加到一倍以上”,结果完全落空。

在现实中屡屡碰壁,丁文江自嘲道:“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

1935年12月5日,正在湖南地质考察的丁文江赋诗数首,其一写道:

红黄树草留秋色,碧绿琉璃照晚晴。

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一个月后,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不足39岁。

“出山要比在山清”,是丁文江一生理想,可惜太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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