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 Wang Wei

1908年，亨利·福特（Henry Ford，1863-1947）推出了世界上第一辆“T”型车，从此改变了人类的出行方式，更引发了遍及现代生活各个角落的持续变革（图1）。“T”型车的问世重塑了工业生产的模式，带动了与之匹配的一系列管理、财政与福利制度的推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以“福特主义”（Fordism）概括了这些现象：它意味着资本主义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其触手逐步覆盖劳动组织、技术分工、收益分配、资本积累、市场调节、阶层流动乃至知识结构等多个环节[1]。

福特汽车及其蕴含的生产理念不久之后便引发了建筑界的回应。在1923年的《走向新建筑》（Towards an Architecture）中，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援引了不少汽车图像来阐释自己的理论，其中许多思想都呼应了此前“多米诺体系”（Domino House，1914-1915年）所倡导的主张。“多米诺体系”作为概念原型，其形式、结构与建造特征在柯布西耶相近时期的住宅作品中多有体现，它承载的工业化批量建造的构想，伴随着“住宅是居住的机器”的宣言，贯穿在“现代建筑”发展的早期经历中，也同样出现在大西洋彼岸、福特“T”型车的诞生地——美国。

一、“原型”作为设计

和“多米诺体系”相似，美国建筑师提出的住宅“原型”也折射出他们对“现代建筑”的思考与展望，这种热情直接体现为对“机器美学”的推崇，持续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拉斐尔·索里亚诺（Raphael Soriano 1904-1988）参加《建筑论坛》（Architectural Forum）杂志1942年的“40年代新住宅”设计竞赛的作品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出自飞机制造业的启发。他设想了一种可移动的住宅“原型”：“便于运输、便于迁往新的居住地点，是这个设计的精髓。安上轮子之后，一辆小卡车就可以拖着它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它采用自承重结构，因此不需要基础，就像汽车和飞机一样[2]。”（图2）

此类尝试不止停留在形态的模仿。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1895-1983）早在1927年便通过“戴马克松住宅”（Dymaxion House）表达了对工业化建造的思考[3]。这个概念住宅采用六边形平面，顶面和底面是两片空心地板，悬挂在中心的动力支撑柱上，所有设备都通过标准电源插口获得所需的能量，起居室、卧室、浴室、厨房等房间围绕四周，形成辐射状的布局（图3）。根据富勒的设想，“戴马克松住宅”将使用轻型材料，组装也非常快捷，能够在短时间内大量复制并运输到世界各地，这种强调速度与效率的生产思想是当时很多设计共同关注的主题。

差不多同一时期，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1892—1970）也使用接近的结构形式提出了名为“硅藻住宅”（Diatom House，1923—1926年）的概念原型[4]。这个体系最初是一种双拼住宅，居中以一排立柱为支撑，再通过两侧伸出的横梁和拉索固定屋顶，墙体直接安插在天花和地板之间，所有功能都布置在模块化的单元当中，这种简明的建造体系显然也是针对量产而采用的设计。1926年，诺伊特拉在此前的基础上推出了新方案，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家庭对单体住宅的偏好。这个体系沿用了先前的结构，继续以模块控制平面：中间一排有三个单元，包括起居室、厨房和餐厅，前后各有一个单元，分别是卧室和车库。配合混凝土浅埋基础，这种产品可以建在不同坡度的基地中（图4）。

诺伊特拉的设计进一步揭示了当时先锋建筑师对工业化住宅的许多基本观点，比如：简单的结构体系，这让技术和经验欠缺的普通劳动力也能够胜任施工；单元化的模块，有利于通过标准预制件的装配实现批量化生产；对可变性或普遍适应性的考虑，能够满足环境、功能与市场提出的具体要求等。

这种探索并未局限在钢结构领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基于其他材料提出的住宅“原型”，比如：约翰·卡尔登·坎贝尔（John Carden Campbell，1915—）与沃尔利 ·K ·王（Worley K. Wong 1912—1985）1963年的案例研究住宅27号（Case Study House No.27，1963年），便是一个以混凝土建造为目标的住宅“原型”（图5）。

这些概念住宅设计中，有一些得到了最终的实现。其中初具规模并较为成熟的当数格里高利·艾因（Gregory Ain，1908—1988）在1940年代后期完成的公园规划住宅（Park Planned Homes，1946—1948年），这是一个计划包括60幢郊区住宅的房产项目，最终完成28幢。艾因希望以最高效的方式修建这些住宅，他采取两点策略：第一，全部建造单元都是标准构件，可以批量复制；第二，以12英尺为模数，所有木材预先切割完毕再运送到现场，从而省略了木工的加工工序。艾因还试图将住宅所需的设备整合在一起，他设计了一种集中式的管线配件，连接起水槽、洗衣机、水暖等设备，再根据墙体上的预留孔进行安装（图6）。

艾因并未止步于建造一批适于工业化建造的标准住宅，他还继续提出了一种具有“可适应性”的设计方法：依靠12英尺×16英尺的标准网格，利用单元模块组合完成整幢住宅所需的功能。在公园规划住宅的构思阶段，他使用了一个类似于拼图的抽象图解，其中最大的变体包括7个单元。理论上这种概念可以提出足够大的平面，但艾因更看重它生成小型住宅的能力。公园规划住宅在销售时便以“最小的独立住宅”为主题进行宣传，它是一个从规划、设计直至施工都采用“批量化”生产思想的典型案例（图7）。

图1：日薪5美元如何改变世界？ 《周六晚间邮报（Saturday Evening Post）》，1953年

图2：“1940年代住宅” 拉斐尔 · 索里亚诺，1942年

图3：“戴马克松住宅”原型 巴克明斯特 · 富勒，1927年

图4：“硅藻”住宅 理查德 · 诺伊特拉，1923—1926年

图5：案例住宅27号 约翰 · 卡尔登 · 坎贝尔和沃尔利 · K · 王，1963年

图6：公园规划住宅 格里高利 · 艾因，1946—1948年

图7：公园规划住宅概念图解 格里高利 · 艾因，1946—1948年

二、“原型”作为产品

格里高利·艾因在公园规划住宅项目中借鉴了类似于“流水线”的施工组织，这种随着“T”型车的成功，后来成为大工业时代重要象征之一的生产方式，在20世纪中叶被美国地产商威廉·列维特（William Levitt，1907—1994）发扬光大，应用在成规模的郊区住宅开发中，它们大多数都以“列维特镇”（Levittown）命名。“列维特镇”的建造几乎遵从了工业化住宅所有的生产逻辑，单体设计都源自若干种基本的平面，建筑构件全部预制，排列在60英尺×100英尺的标准地块中，依照27道工序进行拼装。唯有住宅样式回归了传统，比如，一种被称作“科德角”（Cape Cod）的复古风格便被广泛地使用（图8）。

这是开发商顺应美国市场特征作出的选择。随着美国工业经济的不断发展，一个庞大的工人群体形成了，他们构成了住宅的消费主体，左右着市场偏好。尽管在当时，现代运动的先驱早就鼓吹，简洁、实用、价格低廉的标准化产品是购买者理智的选择，但事实上，一旦经济允许，工人阶层就会选择那些带有类似于手工装饰的家居产品，哪怕它们仍是机器制造的廉价仿制品。这一现象作为大众文化的重要构成得到大量讨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中，它被描述为工人阶级对自身异化的一种反抗，他们需要那些“符号式的隔离物”，在居所和工作环境之间作出区分：“家具消费领域依照一种基本原则，即整个氛围要彻底消除一切工作关联[5]。”此时，功能化的朴素形式被看作严酷的工作环境的延伸，而作为家庭载体的住宅以及其中出现的各种传统形式要素，则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6]。

美国大众对机器的反感随着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进一步加深，在他们看来，机械化的大工厂瓦解了传统的生产秩序，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工作机会，吞噬着他们的富足生活，这些情绪逐渐影响了设计界对风格的认识。设计师保罗·弗兰克尔（Paul Frankl，1886—1958）就曾指出，复杂的机械构造带给人们对消费品的排斥，设计师的工作就是对其进行隐藏，从而让使用者感到“自己是机器的主宰[7]”。于是，那种充满自然和地方气息的传统样式成为主流，不仅出现在“列维特镇”这种私人开发商投资的郊区住宅中，也在政府公房中频繁地使用。尽管许多建设项目都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批量生产的思想；但另一方面，又在形式上极力掩盖那些标准化、机器化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风格的“机器美学”的发展，在美国现代建筑进程中很早就被市场主导的大众选择打断了。

与此同时，美国的主流居住模式也决定了这里并非住宅“原型”生长的沃土。从根本上说，标准化的批量生产更适用于集合住宅的建造，这显然不符合当地市场喜欢独立住宅的消费心理，也限制了美国建筑师设计住宅“原型”的种类[8]。比如，弗兰克·L·赖特（Frank L. Wright ，1867—1959）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的阳光顶住宅（Suntop Homes，1939年）和四叶草住宅（Cloverleaf Project，1942年）都是基于美国风住宅（Usoian House）提出的变体，但真正实现的数量却极为有限，赖特通过双拼或风车形拼接的方式节约用地的意图并不成功，因为这与人们选择小住宅的初衷背道而驰，也无益于多样化选择的提供（图9）。同样，鲁道夫·辛德 勒（Rudolph Schindler，1887—1953）1923年的里贝拉院宅（El Pueblo Ribera Court，1923年）充分考虑了南加州的温暖气候和建造文化，但依然受制于面积和密度，没有得到推广，只有部分与混凝土相关的建造技术，被建筑师本人在同一时期的自宅中沿用（图10）。

归根到底，美国人赋予住宅以“梦想之家”（Dreaming House）的集体想象，将其和财富、地位和品位等社会身份标签结合在一起，只有独立住宅才意味着富足生活和自我成就。以此看来，尽管住宅市场中的消费者都在声称自己个性化的需求，而他们事实上的审美偏好仍是受到控制、能够预测的标准化产物。

三、“原型”作为计划

20世纪初，亨利·福特在美国汽车产业的实践推动了现代时期工业产品的消费动机从功用性向审美性的转折。“T”型车的概念中，美学诉求让位于标准化，并试图创造这种批量生产模式所需的消费者，正如福特回忆录中的自述：“我们定制了一辆小汽车，它的性能和价格能够满足每一个普通人最重要的需求。归根结底，我们使消费者标准化了[9]。”然而，在“T”型车近20年生命周期的末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福特拒斥根据消费偏好作出改变的态度开始动摇。1927年，“T”型车正式下线，被具有多种型号与色系的“A”型车取代，它意味着绝对标准化制造的极限，然而，作为一种诞生于现代企业中的生产理念，它的影响并未就此终结[10]。产品的周期性替换促使了消费市场的扩大，“原型”也因此更深刻地嵌入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运行结构之中：一方面，它在技术层面支持着某种调整潜力，以适配于日益多样化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它又将所有变量约束在有限范围之内，使其不至损害批量生产试图实现并赖以存在的大众经济。

图8：列维特父子公司的住宅装配流水线 1950年代

图9：四叶草住宅 弗兰克 · L · 赖特 1940年代

图10：里贝拉院宅 鲁道夫 · 辛德勒 1923年

1913年，即“T”型车问世5年后，福特公司开始推行一系列管理制度，其中包括：8小时工作制与三班倒的劳动时间，规范化的病假条例与工伤医疗政策，设立专门的技工培训学校等，其中意义最为深远的，是每日5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实施。福特的创举改变了美国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通过劳资关系的塑造，诱发大规模消费，刺激生产规模的进一步扩张，以实现两者间的良性循环。这种理念在“新政”（The New Deal）时期又借助国家干预、福利配给和保险制度等手段得到了有力的支撑和持续的发展。于是，对利润的直接追逐被摒弃了，消费逐渐成为更受关注的对象，并被视为可以帮助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它不仅服务于企业，也服务于国家，聚焦消费的经济计划成为了广泛应用的行政手段[11]。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量产经济不仅催生了庞大的劳工阶层，也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内部分化。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理论框架中，在掌控社会主要资本的“经济资产阶级”背后，还存在着一个从事科学、技术与艺术工作的“文化资产阶级”，他们以知识为手段去参与权力的角逐[12]。这在福特等现代企业家构筑的生产体制中，表现为一系列职业阶层的出现：他们既能通过行政手段实现福利分配，营造出鼓励大众参与消费的社会环境，悄然遮蔽潜在的阶级矛盾与权力竞争；又会支配必要的力量驱使劳动者的欲望，与新教伦理的残余相抗争，使享乐主义的消费逐渐瓦解禁欲主义的生产。

现代生产体系同样创造出极具兼容性的美国“中产阶级”文化，吸纳了先锋运动的艺术诉求和普通劳工的消费需要，在抽象美学中混入历史风格。“风格”这个关乎形式的概念作为可见的变量，参与住宅产品的迭代过程，赋予“原型”持续更新的能力。所以它也被视作批量生产顺应个性品位的前提，正如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所说，风格“使个人生活与活动的内容融入一种大多数人都能够达到并分享的形式中[13]。”

在某种程度上，“新政”时期，美国的资产阶级与普通劳工试图建立一种跨越阶层的政治联盟，现代建筑师在住宅领域的探索，也因此可看作是通过设计手段对上述生产结构的介入。他们以“社会改革者”式的使命感，将“简洁明确的结构理性”和“批量生产的技术力量”视作解决住宅问题的有效途径[14]。据此提出的住宅“原型”，既源自于某个特定职业群体对现代居住的诗化想象，又敏锐地捕捉了正在发生的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同时不可避免地触碰了“人”与“物品”之间的复杂关系，折射出资本主义经济型塑下的生产模式、阶层冲突以及建筑学知识体系的变迁：一方面，建筑学通过概念发展出的关乎未来的计划，尽管这些设想在现实中似乎并不易实现，却体现了对建造模式可能性的持续关注，暗合于进步的观念，只要能够合理调配资源，眼下的设想就能为以后带来长久的利益；另一方面，设计产品通过市场中的流通链条，成为工人阶级日常的消费对象，充实了他们的生活，而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逻辑，仍是资产阶级对资本、技术和市场的操纵。

这一理想在其后的历史中经受着不断的质疑——例如：早期劳工阶层出于“异化感”的抵触，战后消费偏好的冲击，20世纪50—70年代年代商业资本的侵蚀等——但“机器”式的生产逻辑及其美学精神，依然混杂着对现实的批判、变革的努力以及“乌托邦”（Utopia）式的愿景，沉淀在现代建筑知识体系的内部，塑造了现代住宅在美国背景下特殊的发展历程。

四、“原型”作为知识

20世纪上半叶，在很多美国建筑师的实践中都能看到某种矛盾的存在。哈维尔·哈里斯（Harwell Harris，1903—1990）在接受现代建筑的同时，还受到弗兰克·L·赖特（Frank L. Wright，1867—1959）的影响。1942年，哈里斯在为“40年代新住宅”设计竞赛提出的“分段住宅方案”（Segmental House，1942年）的概念中，将卫生间和厨房一类的服务空间处理成一个集中的核体，布置在中心，其余房间向四翼伸出，仿佛是在回应富勒在“戴马克松体系”中曾经提及的概念，而通过标准化的网格、模数化的陈设和预制化的墙体单元，又暗示出设计作为“原型”的可变性、普适性与批量生产的可能性（图11）。而另一方面，哈里斯不久以后的设计实践又追溯了“工艺美术运动”（Arts & Crafts Movement）传统，怀尔住宅（Wyle House， 1946—1948年）作为其中的代表案例之一，仅使用了相似的风车形平面，却更多地探索了一种对材料、构造、工艺进行表现的地域性语言（图12）。这似乎意味着，建筑师并不关心他们提出的现代住宅“原型”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情况[15]。在现实当中，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时代先锋们昔日“愿景”的“列维特镇”，在美学层面遭到评论界的严厉抨击，讽刺性的反差显示，以“形式”调适类似于住宅的大众消费产品，其结果未必尽如人意。

图11：“分段住宅方案” 哈维尔 · 哈里斯 1942年

因此，对美国现代住宅“原型”的讨论始终贯穿着一系列的疑问：这些设计面向的是一个工业时代的理想生产模式，其中大多数的构想未必能在消费市场中得到承认，那么，“原型”作为一种技术性概念，在偏离了最初预设，又无法确定可以有效服务于实践的时候，它缘何能够继续保留自身在建筑学知识中的位置，让现代建筑师倾注如此之多的热情？

20世纪中期，历经“新政”时代的“福特主义”造就了美国社会全面的工业化与商业化，职业建筑师寄身其中，被不断扩张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支配。“福特主义”的逻辑折射出二战前后工业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重塑了历史转折时期的资本积累链条。美国和平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制造出旺盛的消费需求，“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的福利政策与劳资谈判制度共同调节着经济周期，促使这一“生产·消费”链条的良性循环。

就住宅产业而言，它被视为重塑战后生活的关键载体，“美国梦”在现实中的具象。技术革新提高了设计与建造的组织效率，流水作业与部门分工降低了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这让大规模的空间生产成为可能，而建筑师对住宅“原型”的讨论，则是标准化、预制化、工业化等建造概念相关能力的具体呈现。哈维尔·哈里斯、拉斐尔·索里亚诺、格里高利·艾因，他们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现代生产”的建筑思想，又在各自的实践中作出不同的诠释，这些差异有时被归于地形、气候、文化等多重原因，有时和建筑师的个人经历牵扯在一起，而对住宅“原型”历史的追溯，则将这些多样性统一在了当年深受“福特主义”影响的时代氛围之中。这使建筑学知识体系产生了相应变化，不仅局限于工作方式的调整，对市场偏好的回应，抑或关注领域与问题意识的拓展等，更加促成建筑师与当时的行政管理者、工程师以及开发商一道，参与到某个“议程”（Agenda）的集体建构当中。关于“原型”的讨论，作为建筑学科知识的可视性载体，或许更接近于一种“虚构”的语言能力：它能够传达不可见的“观念”，以此制作“愿景”，造就“秩序”，集结起某些“想象的共同体”，调动更多的物质与智力资源，发展出更紧密、更复杂的合作网络（图13）。

20世纪中叶，乐观主义的信心在美国迅速传播，全面复苏的经济甚至会让人再次想起沃伦·哈定（Warren G. Harding 1865-1923）那个关于资本主义的“预言”：在1922年的一封书信中，哈定暗示道，对美国房产的持有者来说，住宅“既是居住的场所又是他们的产业中心”，这种认识带来了美国经济政策重心的偏移。围绕住宅产业成长起来的经济刺激了钢铁、运输和能源的供应，带来了金融、销售和广告服务的增长，并最终导致了依靠大量债务的信贷支付模式在美国房地产业的优势地位。如果说对停滞的预期将会造成停滞的结果，那么，当增长的愿景说服了美国人民，他们就会将更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16]。

在此意义上，对建筑学而言，“原型”不仅是一种建立在“福特主义”流水线生产理念基础上的技术载体，更是一种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塑造的知识，它深刻地嵌入了“生产 — 消费”的周转体系之中，同时又作为某种诱因，促进该过程的自我持续，以使得现代建筑与政治经济学要素之间的关系变得愈渐复杂。尽管就此推论，这一生产模式直接促动这门学科转型为更加“现代”（Modern）的知识体系尚显武断，然而，它至少如同试纸一般，从中检测出了标准复制、机械生产与利润增长等成分，并揭示出另一重观察的视野。

五、结语：建筑学的历史与未来

通常认为，纯粹彻底的资本主义制度是造就美国现代建筑特征的关键因素之一。那么，对“原型”的讨论则可以将“设计”的内在含义从符号、象征、空间等概念中抽离出来，引向对美国现代建筑历史转型中的社会角色以及知识结构的继续考察。

如果将现代住宅“原型”视作指向未来的计划，就当时的美国而言，它面对的是大众市场中的消费，因此，作为一种知识，也体现出与此前不同的特征：它不再试图建构一个“标准的影像”，所指涉的“观念”也不必苛求于某个恒定的真理[17]。更为关键的是，它不再追溯一种“起源的想象”，而是被逐步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之中，从回望过去的历史母题转变成面向未来的生产模板（图14）。

现代美国住宅“原型”作为兼容了某些“进化”可能的标准产品，既是供选择的消费对象，也是其量产能力的明证，它还同时象征着“现代建筑”关乎未来的许诺，这个“议程”不再单纯地诉诸对技术的理想，而更多地依赖于经济制度与社会秩序的保障。

图12：怀尔住宅 哈维尔 · 哈里斯 1946—1948年

图13 美国公共住宅项目海报 1942年

图14 建筑历史影像中的“原型”

现代资本主义模式要求对资本周转率的控制和管理，市场竞争的格局促使“生产”被更紧密地安排在后续计划的基础之上。于是，就像那个持久繁荣的时代中的很多事物一样，建筑学也不必再从往昔寻找合理性的原点，终以割断历史的羁绊，从时间的长流中转身。

注释

[1]“福特主义”（Fordism）一词源自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他使用“福特主义”来描述当时出现的一种基于美国方式的新的工业生产模式，即指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

[2]Wagener, Wolfgang, Raphael Soriano, New York： Phaidon, 2002：67.

[3]“戴马克松”（Dymaxion）是富勒创造出的词汇，由“动态”（Dynamic）、“最大化”（Maximum）和“紧张”（Tension）三个词语组合而成，有时也解释为“动态加效率”（Dynamism plus Efficiency）。

[4]Diatom，“硅藻”，一类单细胞植物，是由几个或多个细胞个体连结成各式各样的群体，常用一分为二的分裂方法繁殖，其形态多种多样。理查德 · 诺伊特拉的“硅藻”住宅正是通过比拟这些特征而命名的。

[5]转引自[美]大卫·加特曼著.从汽车到建筑：20世纪的福特主义与建筑美学[M]. 程玺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53.

[6][美]大卫 · 加特曼著. 从汽车到建筑：20 世纪的福特主义与建筑美学[M]. 程玺译.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53.

[7]转引自[美]大卫 · 加特曼著. 从汽车到建筑：20世纪的福特主义与建筑美学[M].程玺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53.

[8]Sherwood, Roger, Modern Housing Prototyp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该书共收录了32个现代住宅“原型”案例，只有4例是针对美国环境提出的设计，其中2例独立住宅，2例集合住宅；

[9]Tedlow, Richard S., L’Audace et le Marche,L’invention du marketing aux Etats-Unis, Paris：Odile Jacob, 1997, p191，转引自[法]奥利维耶·阿苏利著. 审美资本主义：品位的工业化[M]. 黄琰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8.

[10]例如，20世纪20-30年代，雪佛兰（Chevrolet）就致力于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一个系列内的多种选择来迎合其审美品味，这个由生产者制定的系列有多种颜色和其他一些选择， [法]奥利维耶·阿苏利著. 审美资本主义：品位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5-129.

[11][法]奥利维耶·阿苏利著. 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5-129.

[12][美]大卫·加特曼著. 从汽车到建筑：20世纪的福特主义与建筑美学[M].程玺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24-117.

[13]Simmel, Georg, Secrets et Societes Secretes,Paris： Circe, 2000，转引自[法]奥利维耶·阿苏利著.审美资本主义：品味的工业化[M].黄琰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02.

[14][美]黛安·吉拉尔多著. 现代主义之后的西方建筑[M].青锋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3-42.

[15]很多曾经提出过现代“住宅”原型的建筑师，例如理查德 · 诺伊特拉，哈维尔·哈里斯，格里高利 · 艾因，包括后来的皮埃尔 · 科尼格（Pierre Koenig 1925-2004）等，尽管他们一直关注住宅建造中的工业化问题，但是在设计实践中，除了少数实验性研究项目，都很少使用他们设计的“原型”或者以其作为创作的起点，只有拉斐尔·索里亚诺曾经将相同的钢结构体系集中性地应用于住宅设计当中。

[16][英]安德罗 · 林克雷特著. 世界土地所有制变迁史[M]. 启蒙编译所译.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331-334. 沃伦 · 哈定，美国第29任总统，1921-1923年在任.

[17]“标准的影像”的提法详见：[美]巴里·伯格多尔著.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M]. 周玉鹏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2.

图片来源

图1：网址http：//www.saturdayeveningpost.com/2014/01/03/history/post-perspective；

图2：Wagener, Wolfgang, Raphael Soriano, New York： Phaidon, 2002；

图3：[英]雷纳·班汉姆著. 第一机械时代的理论与设计[M]. 丁亚雷 张筱膺译.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

图4：Hines, Thomas S., Richard Neutra and the Search for Modern Architec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图5：Smith, Elizabeth A.T., Case Study Houses： The Complete CSH Program 1945-1966, Koln： Taschen, 2009.

图6：Denzer, Anthony, Gregory Ain： The Modern Home as Social Commentary, New York： Rizzoli, 2008.

图7：Denzer, Anthony, Gregory Ain： The Modern Home as Social Commentary, New York： Rizzoli, 2008.

图8：Edited by Kaplan, Wendy, Living in a Modern Way： California Design 1930-1965, 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11.

图9：Sherwood, Roger, Modern Housing Prototyp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图10：Sherwood, Roger, Modern Housing Prototyp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图11：Germany, Lisa, Harwell Hamilton Harri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图12：Germany, Lisa, Harwell Hamilton Harris,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1.

图13：Edited by Kaplan, Wendy, Living in a Modern Way： California Design 1930-1965, Cambridge：The MIT Press, 2011.

图14：[美]巴里·伯格多尔著. 1750-1890年的欧洲建筑[M]. 周玉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Wagener, Wolfgang, Raphael Soriano, New York：Phaidon,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