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於建

【摘要】弗里达（Frida Kahlo，1907-1954）是当今欧美地区的女权主义艺术明星，她那带着对生命苦痛的凛冽态度的自画像系列作品享誉世界。理论上来说，她并不是一位以艺术为职业的画家，她的创作都是自身生活经历、情感纠缠的产物。她曾说过“我不画梦，我只画我自己的生活”，创作与生活，哪一个是真实的弗里达，已经难以分清。《亨利·福特医院》创作于1932年，是弗里达与丈夫里维拉（Diego Rivera，1886-1957，墨西哥著名壁画艺术家）在美国旅行期间的产物。这幅作品开启了弗里达一种不同以往的画风，也表现出了生活经历是如何影响她创作的。文章通过对这件作品中的绘画意象进行文化图像学研究，对弗里达的艺术观和文化背景加以分析，希望能管窺弗里达的一些艺术特质。

【关键词】弗里达 生活 艺术创作 《亨利·福特医院》

一、《亨利·福特医院》的创作背景

在弗里达跟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结婚之后的第三年，由于里维拉在国际艺术界声名鹊起，他们受邀来到美国底特律进行艺术创作。里维拉对当时的美国工业重镇底特律颇有好感，他在这里遇到了诸多让他灵感爆发的新奇事物，比如各种各样的机器和工厂。为了能够在底特律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他还说服底特律艺术学院的委员会同意他扩大壁画的绘制计划，准备将底特律艺术学院的花园大院的27个格子全部用来当作画布。他对当时负责接待的亨利·福特也赞许有加，称“马克思创造了理论，列宁将这种理论应用于实践……而亨利·福特则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一种实际的可能。”弗里达作为丈夫的陪同者，显然首先是以“里维拉的妻子”而不是“画家弗里达”的身份来到底特律的，她抱怨底特律像一座破旧的村庄，远远没有墨西哥有活力和生命力，并对那些阿谀奉承、附庸风雅的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小姐太太们大加嘲讽。

弗里达与里维拉的爱情关系一直令外人难以理解，两人身材悬殊、性格迥异，他们的牵手被弗里达的双亲认为是“鸽子与大象的结合”。里维拉生性风流，各处招蜂引蝶，屡教不改。弗里达对他的这种秉性一清二楚，但是却选择容忍和退让，并且时不时也用出轨和暧昧的方式来企图对里维拉进行刺激，但毫无效果。所以二者的关系经常处在两个极端的摇摆之间，彼此折磨，尤其是对弗里达来说。

弗里达对于底特律的糟糕印象或许与她自身的身体状况有关。在1932年5月26日，她写给埃洛赛尔医生的信中提到自己已经怀孕两个月，而且就是否流产这件事情征询了医生的意见，并最终决定保留孩子。不幸的是，在怀孕三个月的时候，孩子还是没能保住，在弗里达声嘶力竭的痛苦嚎叫中离开了人世。这件事情对于弗里达的触动极大，也是她创作《亨利·福特医院》这幅画的直接导火索。自此之后，弗里达的自画像里多了流血的意象和缠绕的血管。

二、连接与悬置——《亨利·福特医院》的构图分析

《亨利·福特医院》如弗里达的很多作品一样，都是小尺寸的画幅，长38cm，宽30.5cm，是画在镀锡铁板上的油画，现在藏在墨西哥城的多洛雷斯奥尔梅多博物馆。

从构图上来看，画面的视觉中心是一张床，床上仰面躺着裸体的弗里达。她好像是刚刚动完手术一样无力地躺着，等待着命运的宣判。这张床的上下各有三个独立的但是与“流产”有关的物体，全部用一根红色的像血管一样的绳子牵连于弗里达羸弱的手中，犹如散落的气球。地面被处理成平面性极强的色块，又犹如生锈的钢板一样从画面底端延伸至画面五分之二处。顺着地平线望去，一排相比之下体量极小的工厂厂房一字排开。再往上就是蓝色的天空，点缀着絮状的云彩，捉摸不定的形状就好像无法捉摸的命运。

弗里达将背景中的工厂刻意地缩小了，或者说画家刻意将自己的床与城市的距离拉远抑或悬置了起来。类似的背景也出现在弗里达之前的另一幅画《公交车》当中。

我们会注意到，在这两幅画中，都以天际线分割画面。但是在《公交车》中，背景是弗里达深爱的家乡墨西哥，所以背景中的建筑物显得日常而亲切，颜色也偏暖色调。而《亨利·福特医院》中，工业建筑变得极其渺小，而且呈现冷冰冰无可亲近的冷白色。这种倾向显然与弗里达在这座城市的遭遇有关，弗里达在底特律感受不到墨西哥的活力和温暖，而且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最终流产。身体上的苦痛使她的眼睛带上了冷峻的色彩，所以她对于底特律的印象就仅仅停留在了一座座不通人性的冰冷的工厂上面。画面中间的床的透视并不绝对正确，看起来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这种悬置的感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弗里达当时的精神状态，流产、不能生育以及对于死亡的思考带来的痛苦让她翚眩。当她闭上眼睛冥想这一切的时候，就好像躺在一张漂浮的床上，无所依靠，不知何处是家乡。

画面中天空和大地形成了两种反差鲜明的色块，分割了画面。弗里达对于颜色的心理暗示有自己的理论。她曾在自己的日记里记述：

棕色：“痣”的颜色，落叶的颜色，土地的颜色。黄色：疯狂，疾病，恐惧。是太阳和疾病的一部分。钴蓝色：电流，纯洁和爱。黑色：虚无是黑色的，真正的“黑色”……

假如我们以弗里达的色彩经验来分析这幅作品，会发现她并没有表达一种绝望的悲观情绪，也并没有把绘画当作宣泄情感的工具和容器，而是用一种“悬置”的方式帮助自己梳理情绪，表达对于生命无常最了然的态度。晴朗的蓝色天空说明了这一点，虽然大地的颜色是虚无的黑和棕色，但是当我们抬起头，天空的澄澈总是能给人一丝慰藉。

环绕在床周围的六个意象将她包围起来，好似逃不脱这种由生活细节编织起来的宿命。这些形象通过血管与弗里达的身体发生了联系，这种用血管连接物象的方式也在弗里达之后的创作中频频出现，成为一种模式和符号。

这种构图形式很大程度上模仿了墨西哥传统的还愿画，刻在床边缘的文字、弗里达扭曲的受难姿势，都与基督教的还愿画十分相似，弗里达将自己当作圣徒一般，将伤口和痛苦展示给世人。

三、《亨利·福特医院》中的“流产”意象及意义

弗里达在《亨利·福特医院》中运用了十分明确的意象来记述自己的遭遇和思考。这种手法的运用跟象征主义或者超现实主义比起来显得直率而不做作。而在这其中，弗里达又并非完全用现存的事物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加入了个人的创作，让整个画面在明确具体的同时又不失耐人寻味。图中的六个意象在弗里达之后的创作中不时出现，一定程度上是解开这位命途多舛、经历曲折的艺术家传奇一生的符码。

在具体讨论六个意向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艺术家对自己的描绘。里维拉曾经称赞弗里达是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画家，她对于自己的描绘甚至真实到了让人不忍观看的地步。她瘦小的身躯无所掩盖，好像被剥夺了衣服，也被剥夺了用来掩盖自己的遮羞布。她躺在床上，证明她刚刚经历流产和手术之后的虚弱和无力。她将下半身扭到画面背后，不让人们看见她那从小就残疾的腿。她的腹部还是隆起的，好像孩子还在她体内，但是身体下面蔓延得像花朵一样的血迹，暗示孩子已经保不住了。她的表情悲伤而痛苦，两滴大得夸张的眼泪从眼中流出。这不仅仅是为流产的孩子而哭，也是为自己无法再享有孕育生命的能力而哭，为自己抵不过命运的玩笑而哭。

（一）婴儿

位于弗里达正上方的是一个婴儿的图像。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婴儿是一具尸体，甚至他所代表的并不只是这次流产中散落的那个生命，而是弗里达对于自己的骨肉的一种想象，一种渴望凝聚成的生命形象。据说，弗里达在流产过后祈求医生给她一本医学图册，想据此把天折孩子画出来，但是没能如愿。最后只能根据里维拉为她找来的一些图片进行创作。不过弗里达从来没有表达过对于“生一个孩子”的渴望，甚至在给医生的信中还讨论要不要流产掉这个孩子，而且担心生下来的孩子会带有遗传病（弗里达的父亲有癫痫症）。另外里维拉的工作需要到处跑，弗里达也不认为他会喜欢一个累赘一般的孩子。但是当弗里达得知自己无法再怀孕的时候，她的内心便瞬间崩塌了。尽管可能有心理准备（弗里达的骨盆曾在车祸中受损），但是无法孕育生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相当于失去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身体被肆意切割伤害的弗里达来说无异于更深层次的伤害。

另外，这个婴儿还是弗里达对于里维拉的想象，她常常说她想要一个小“迭戈”。在另一幅作品中，弗里达也描绘了她跟弗里达的关系，她把里维拉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仔细看婴儿的形态，双目紧闭，手脚蜷缩，完全是胎儿处于子宫内的状态。类似于血管的红线在婴儿腹部凸出的脐带上打了一个结，就好像这个胎儿是刚刚从弗里达的子宫中生产出来。这样的设定更增强了画面的冲击力，让人有一种惋惜和震撼。表达了一个生命还未降生便遭到驱逐的遗憾和痛苦。

（二）女性躯干模型

婴儿图像的左边是一个女性从腰到大腿的躯干模型，插在一个类似烛台的金属基座上。这具躯干曾经是医学院用来学习人体解剖用的石膏模型，但是弗里达对其做了原始主义的描绘。皮肤表面变成了让人容易接受的粉红色，而皮肤上那些类似于精子的线条象征了受精过程。弗里达顺便也把两根脊柱画了上去，以表现自己曾经受伤的脊椎。弗里达曾经说过这么做是为了“表达女性的内部结构”。如果是为了表达女性的内部结构，弗里达为什么放弃解剖和透视，而用一幅描述外部形状的图像来代替内部结构呢？也许弗里达在这里突出了男女之间的差别，也就是女性的这部分躯体一直以来都是受苦受难的地方，一直饱受只有女人才能承受的痛苦。这或许是弗里达对于女性命运的认识。所以无需借助于解剖和透視就可以表现女性的“内在结构”。

（三）骨盆

弗里达借助医学图像画出了骨盆的结构，对一个女人来说，骨盆也许才是她不能生育的罪魁祸首。这里的骨盆仿佛只是一块白骨，一块被别人啃剩下的骨头，被遗弃和无视的存在。弗里达感觉自己的骨盆也只剩了一堆白骨，再无血肉可以充盈、可以温暖。冷冰冰的医学事实并不给人的情感任何空隙，而弗里达一生都要面对如此的事实，一遍又一遍。

（四）兰花

在下面中间的部分是一株兰花，这株兰花从外形看上去很像女性的生殖器官，或是孤独的、被抛弃的婴儿一样了无生机。这株兰花是里维拉送给弗里达的礼物，她曾说：“在我画它的时候，我有意将它表现成一个带有感伤情绪的性器。”

（五）蜗牛

蜗牛象征着一种过程。弗里达表示，蜗牛象征着这次流产的过程之长，是一种缓慢、柔软而隐蔽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具有心理上的两重性，一面是小心翼翼地等待和保护，一面是突然流产后的猝不及防。这两种心理状态所产生的落差让弗里达更加痛苦。不过，也有证据表明弗里达并不想让孩子出生。如果遵照医嘱的话，她应该静卧修养直到孩子出生。事实上她并没有听从医生意见，而是在怀孕的关键时期跑出去学开车，结果让本来就脆弱的子宫无法承受，导致流产。对生育模棱两可的态度和失去孩子的痛苦，变成了弗里达对待怀孕的一种矛盾心理，这种矛盾或许是她对命运不公的反抗和自我纠缠，一种想过正常人的生活但是却无法改变悲剧事实的愤懑。

（六）机器

这台机械是一台为外科手术工具消毒的高压锅。弗里达之所以把这台冷冰冰的机器画到其中，是想表现“整个事件中的机械般的行为”。弗里达对于机械的态度没有里维拉那么狂热，她认为机械代表着“坏运气和倒霉”。这种看法或许跟她18岁时的那场车祸有关（那给她造成了永久性的伤疤和残疾）。同时她对于机械的态度也深受墨西哥本土文化影响。手工制作的特瓦纳服装和精美的手工艺品所代表的墨西哥文化与追求效率和速度的机械资本主义文化格格不入，这也是她不喜欢底特律的原因。

四、结语

弗里达的艺术自始至终都围绕着自身生成，不论是送给情人的第一幅自画像还是因为流产而创作的《亨利·福特医院》，艺术创作几乎从来没有成为弗里达的生存负担和职业（除了在她车祸之后希望通过卖画为家里赚钱，以补贴为了支付医药费而入不敷出的家庭）。“真”先于“美”而成为弗里达创作过程中的第一要义，“真”存在于生活之中，存在于身体真实的疼痛和因此造成的幻想之中，存在于她对墨西哥的记忆和回想之中。这些“真”的元素便是来自于生活的信息，这些信息几乎不用任何加工和处理便能够入画。在她的绘画实践中，原始主义的绘画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笔尖。透过原始主义的方式，她有效地与古典现实主义拉开距离，将血腥的、直面痛苦的经历用一种原始的、稚拙的、非照相式直击的形式表现出来，既避免了咄咄逼人的压迫感，又能够拉开距离促人思考，这是她运用原始主义的客观结果。

近年来，弗里达的生活细节成为各大博物馆热衷呈现的展览主题，对于弗里达的艺术研究兴趣也受到当下全球社会持续升温的女权意识的诸多影响。弗里达的个人形象由此得以逐渐脱离妻子和情人的身份，甚至超越墨西哥的社会语境而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符号。在这个背景下，诸多展览致力于展现弗里达丰富的个人生活细节，意在为其“祛魅”，为大众呈现一个更立体和鲜活的“文艺女神”形象。当代艺术史的社会学转向也给我们启示，将弗里达作为一个普通的墨西哥女性而不是特殊环境与社会背景中产生的个别人物来对待，更有助于揭示她在艺术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真”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