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

摘要 近代著名藏书家伦明一生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以“俭”聚书，以“勤”访书，以“恒”校书，毕生为续修《四库全书》奔走。他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中指出“书之聚散，公私无别，且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今已萌兆之矣”。伦明大部分藏书归公，安身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无论是在古籍的搜集和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藏书史、文献学等方面，伦明的书缘都给今人以启迪。

关键词 伦明 藏书家 藏书史 书缘 文献学

分类号 G256

DOI 10.16603/j.issn1002 - 1027.2018.02. 016

“藏书盈库兼仓富，续补可嗣四库书。安得群儒策群力，提要远追逊代初。”集藏書家、版本目录学家、阅读学家、大学教授于一身的伦明（1878 -1944），字哲如，“少年持志，终生嗜书”，冼玉清云：“五十年来，粤人蓄书最富而精通版本目录之学者，当推东莞伦哲如先生。”伦明聚书丰厚，选书精湛，归书以公，为典籍之保存、文化之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近代藏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罗志欢教授的《伦明评传》，从生平、藏书、学术和交游等方面，全方位回顾了伦明的事迹并客观评价了其成就，熊静、李雅、郑丽芬、钱昆等亦从不同角度对伦明进行了研究，拙作拟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聚书途径”、“藏书志趣”、“致用旨归”三个方面探寻伦明与书结下的不解之缘。

1 多元的聚书途径

伦明在《续书楼藏书记》中曾阐述其聚书之心得：“凡余之得书也，以俭、以勤、以恒。”他以“俭”倾囊购书，以“勤”广觅精椠，以“恒”抄录校书。每到一地，便抽空到厂肆、书店、小书摊觅书，一反京中“士大夫深居简出，肆伙晨起挟书候于门，所挟书率陈陈相因”的旧习，往来朋友间亦以书会友，若遇价昂者或罕见本，则借阅后白行抄录，不仅提升了学识内涵，而且促进了藏书的收集与流通。

1.1 独遇奇书不论钱——倾囊购书

“平生丝粟惜物力，独遇奇书不论钱。书坊质库两欢喜，只有妻孥饿可怜。”《买书> 一诗描述了伦明购书之苦乐，其一生的活动区域，不外乎学校、官场，书肆更是闲暇时的去处，访书、购书足迹遍及北京、上海、天津、开封、广州、南京、武昌、苏州、杭州等地。为了购书，他一清贫教书匠，四处搜求、节衣缩食，遇有佳本，不惜重金购置，如价格不菲，便与书贾讨价还价，或变卖家当，动用妻子妆奁等，如无余财，借债、押物为常有之事，“廿年赢得妻孥怨，辛苦储书典笥裳。”

光绪二十八年（1902），25岁的伦明考取了京师大学堂，“壬寅（1902）初至京师，值庚子之乱后，王府贵家储书大出，余日游海王村、隆福寺间，目不暇给，每暮必载书满车回寓。”虽初到北京，但他不失时机地收购了达官贵人们抛出的大量书籍，买到不少善本。光绪三十三年（1907），30岁的伦明从京师大学堂毕业回到南粤，先后在广西和广东从事新式教育，曾担任两广方言学堂教务长兼经济科教授、广州西区模范高小校长等职，闲暇之余，常逛古旧书肆，并特别留意广东地区藏书大家的书藏流向。“余丁未（1907）旋粤，时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书初散出，而鹤山易氏、番禺何氏、钱塘汪氏（官于粤者）所藏亦散，余皆得择而购之。同时潮阳丁氏持静斋藏书，间有见于坊肆者，屡属友谋之，未得间，而书已尽矣。顺德李侍郎文田家，多藏明清之际野史，余辗转请托，竟不获一阅，是二事余甚憾之。”虽有遗憾，但这一时期伦明搜集了不少广东和做官于广东的著名藏书家散出之书。伦明也曾远赴焦作、沈阳等地任职，其见书如朝圣，个中苦楚波折、经济窘迫，难以尽言。

1.2 佳椠一见爱欲夺——笃勤觅书

“我生寡嗜好，聚书成痼疾。佳椠如佳人，一见爱欲夺。”伦明为了专注搜藏典籍，甚至抛却官员、教授等显位，降尊纡贵为书贾，开设了“通学斋”，经销古今图书。访书、觅书完全进入了自觉不自觉、无有目的而达目的“莫知其然而然”的自然境界。伦明曾自述访书情形：“盖小贩中有打鼓者，收卖住户破旧器物书纸，转鬻于市摊，市摊以得之贱也，亦贱售之。游人熙熙，稍纵即逝。久之，稍熟习，则留以相待者有之。又客之载书而返也，箧中琳琅，得之者在捷足，余先时而探其讯，则预伺焉，若为他人所先，视其籍跟踪而求，十不失一。”因其总是身披一件破大衣，脚蹬一双破鞋袜，出没于大小书摊之间，凡有用之残篇小册，断简零书，无不收纳。久而久之，北京大小数百家书铺伙计、沿街书摊小贩无不认识他，也乐于向他提供图书信息，打趣地称他为“破伦”。面对或怜或嘲的议论，伦明一律置之不顾而泰然处之。文化典籍对人生志趣的召唤力可见一斑。

1918年至1919年间，为了方便搜集和管理藏书，伦明曾多次亲自回广州访书。“岁戊午（1918），余在广州麦栏街邱某家，见宋椠王右丞、孟浩然、韦苏州诸集，旧抄《宋二十家文集》，毕秋帆、钱竹汀诸家校《资治通鉴》等书，并宋拓兰亭书面多种，皆孔氏抵债物，转数主而至邱也，为怃然久之。”又常与粤中藏书家徐信符、莫天一等赏奇辨异、交流心得。1924年至1927年间，伦明因就任道清铁路局总务处长之职，居焦作三年，期间曾多次到附近的怀庆、卫辉、清化等地访书，每次都有收获。1931年夏，伦明在上海访得罕传本、嘉庆间梅花书院原刊本《二洪遗稿》一部，并据原本影印三百余部，撰跋附后。是年由同业处访得清初禁书番禺屈大均所撰之《翁山文钞》一部计十卷，为常熟薛熙评本、康熙间刻本，书内凡忌讳处皆有墨钉。此书后由商务印书馆伊见思代《广东丛书》编委会购去，影印于《广东丛书》第一、二集内。约1933年4月，伦明得到“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赞助，应日本汉学研究团体“斯文会”的邀请，前往东京帮助鉴定该会所藏的中国古籍。在日本工作期间，他常常到当地的书摊或书店搜访图书。1934年秋，又在北京访得高邮王氏三世稿本若干种。由他与陈垣、余嘉锡、孙人和诸人集资合购。其中包括王念孙所撰写的《段懋堂（玉裁）墓志铭》《与江晋三论音韵书》等。1937年夏历7月，伦明由京返粤。是年访得南海曾氏“面城楼”的宋、元、明善本十二种，其中有宋刊本宋熊节所撰《新编音点性理群书句解》二十三卷，订十六册，钤有“玄律周京图书”“长洲吴氏”“栋亭曹氏藏书”“堇斋考藏印”等印记。

1.3 异进留得精抄本——恪敏录书

“不爱临池懒读书，习劳聊破睡工夫。异进留得精抄本，算与前贤充小胥。”购买之外，伦明若碰到佳本欲购而不得，便以借抄补购书之穷，常常亲自抄录，“书之为物，非如布帛粟米，取之市而即给，不得已乃以抄书补购书之穷。有抄之图书馆者，有抄之私家所藏者，又有力不能致，而抄之坊肆者；有抄白原稿本者，有抄自传抄本者，又有猝不易得，而抄自刻本者。”《抄书》诗亦自言常年雇用三名抄工，随时为之抄写。孙殿起记云：“某岁津门书贾以重值购人清翁覃溪方纲未刻稿数种，先生得知亟赴津往观，以其价奇昂不可得，乃设计携归旅邸，尽三昼夜之力摘其切要而还之。”遇到书贵质高的情形，伦明则千方百计借阅之，昼夜不辍地抄录校雠。古代文献的传布全靠抄录，即使有了雕版印刷之后，一些孤本秘笈，未刊稿本仍靠抄錄流传。《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传八五“丁传靖”中记载伦明曾多次向其借抄河北丰润张允亮收藏过的《明季清初二十八科进士履历>《崇祯十五年缙绅录》等书。中国文献典籍的长流广积，与历代藏书家的书癖笔痕、执志抄录密不可分。

2 鲜明的藏书特色

伦明因志业于续修《四库全书》，故“辟续书楼以庋南携之古本，日校群书其中。”其在广州和北京两地的藏书楼和书斋都称为“续书楼”，由此表明续修《四库全书》的决心。而如何择书以藏，伦明在古来藏书者与治学者已有门径之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既能通目录纠厚古薄今之弊，又能明版本补近书禁书之漏。

2.1 补近漏以续书

文献学家罗继祖在《东莞伦氏续书楼》中总结伦明藏书特点云：“尤重清人著述，为续修《四库》计也。”其读书、选书眼光别具一格，提出“书至近代始可读”，认为乾隆时编纂的《四库全书》并不完备，于清代尤为疏漏，因此大有增补、校勘和续修的必要。伦明重视清人著作和清代出版物在其生活的时代无疑是开风气之先。他曾自豪地说：“鄙藏之书，可作续修《四库》资料者，已达十之七八。”以未见于《四库全书》者最多，清人著作、清刻精抄之本不胜枚举。伦明钟情于清人著作原因有三：其一，认为“前贤著录，多属一隅之见”，亟待“发潜德而阐幽光之”。有云：“始余读《汉学师承记》《文献征存录》《诗人征略》《书目答问》等书，意谓清人述作，略具于斯矣。乃访购所及，时出各书称引之外。”其二，伦明曾说：“自来藏书家贵远贱近，肆贾之智识因之。若者宋本、元本、明嘉靖本；若者影宋抄本、明抄本、名家手校本；又若者白棉纸、开花纸；不问书之良否，而惟版本、纸质是尚。”他认为一味追求所谓宋刊、元椠、明抄，离开图书内容和学术价值去谈版本形式是不对的，不问书之良否，而惟版本、纸质是尚的风气，不过是“肆贾之智识”，应该加以拨正。因而反对腐儒厚古薄今之说，否定藏书家贵古贱今、崇远薄近之论。可见伦明对当时藏书界的积习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其三，伦明认为《四库全书》“宜校、宜补、宜续，而续最要，且最难。”故其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大多借助所藏的丰富的清人著作，并注重收集当代书籍以及《四库全书》未收之书，为抢救、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竭尽全力。台静农的《北平辅仁旧事》写道：“国内专力收藏清人著作的，不过三数家，要以他（伦明）所收的为最多了。他在北平数十年，日常出入于大小书坊。他想编续《四库全书》，故斋名续书楼，这一宏愿，当然不能达到，后来他的书归了北京图书馆。”

原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冀淑英先生（1920 -2001）就现存于国家图书馆的伦明藏书的数量、质量、内容和特点作过详细介绍，并给予极高评价：“我们馆差不多有七八百种书是伦家的书。伦家的书绝大部分是清刻本或清代著述。我馆建立乙库就是以清刻本和清人著作为主，建库时是从大书库挑出来的一批书和零买进来的一些为基础。伦家的书，是整批买进的。”“伦家书有个特点，就是收了很多禁书，包括乾隆时禁毁的书和《四库》不收的书。再有一个特点，就是书中多有伦明的校跋。我们的馆藏有乙库存的清刻本和清人著作打底子，再加上伦家的书，以及多年来零买的书，在清刻本和清人著作方面，我们才大大地丰富起来。”浩如烟海的清人诗文集，对于清史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甚有价值。

2.2 通目录以编书

晚清名臣张之洞以“门径”来比喻目录学对于读书人之重要性，他在《輶轩语·语学》中以“读书宜有门径”为标目明确提出：如果读书“泛滥无归，终身无得（虽多无用）。得门而人，事半功倍……此事宜有师承，然师岂易得？书即师也。今为诸君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伦明将其毕生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续修《四库全书》及其提要上，而其动力，源之于他对目录学重要性的认识，他不仅十分清楚目录的功用，而且将编纂目录的重要性提高到关乎国粹兴亡的高度。“编订一应之书目，以待搜求也。查教部直辖之图书馆，收藏非不富，然皆就旧有而保存之，初未调查我国现存之籍共有若干。例如经部，除四库所录外，其未收者若干种。在修四库后成书当时未录者若干种。或旧本尚存，或尚有抄本。其最精要之某种则不可不多方求之，或就藏书家移录之。盖此图书馆为全国之模范，其完备亦当为全国冠。况迩来旧书日少，且多输出，私家藏贮，不可持久。若无一大图书馆办此，则国粹真亡矣。”伦明认为图书馆藏书不仅要丰厚，而且更要重视书籍的编目，以方便搜查。并指出“尝谓我国学术之发挥光大皆在乾隆以后，若此小半截不全，大是憾事。”乾隆修书之时多所忌讳，未著录并未存目者甚多，且晚出之书为当时所未有者也甚多，至于乾隆后之著述未收入的就更多。因此，他建议乘“为时未久，各书搜求尚易，且宿学现存者亦尚有人”的有利时机，组织专人从事此项工作，争取“一、二年而功成”，并毛遂白荐，请求陈垣将续修《四库全书》及其提要的事委派于他，但此信写后不久（第二年5月），陈垣辞去教育部次长职位，伦明的提议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伦明又多次参与有关方面续修《四库全书》及其提要的计划，但都屡屡受挫。1931年后，他参与日本人主导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组织的续修四库提要工作。据统计，在全部六十类提要中，伦明参与撰著的有十一类，负责整理主编的有经部尚书类等五类、史部传记类、集部别集类广东部分。抗战爆发后，伦明回到广东，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下，仍以一己之力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孙殿起后来在回忆与老师交往事宜时记载：“1942年（辛巳）秋，耀卿三游广州……先生谓耀卿言：‘吾近数年撰提要稿，于学问尤见进益，至其群经传授源流支派无不洞悉，近年在粤有所闻见，辄笔书之，积稿盈箧云云”。伦明晚年孜孜不倦地为撰写提要而研读群经，探索源流支派日有所进，为续书做着不懈努力。

2.3 明版本以辨书

通目录方可求所需之书，然书有先刻、后刊，亦有真、有伪，去伪存真需多阅读相关的书籍与实际经验的累积。例如，宣统间，日本田中氏刊印莫友芝的《鄙亭知见传本书目》（以下简称《鄙目》）；未几，邵章又刻其祖邵懿辰《四库目录编注》（一名《批注四库简目标注》，后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以下简称《邵目》），伦明认为“二书无甚同异”。经过一番考证，始知“侍郎（李文田）殆从此移录。而莫（友芝）、邵（懿辰）二公亦如是耳。”指出《鄙目》多有征引《邵目》，而有大量材料为《邵目》所无。这两部书目各有特点，是考证《四库全书》版本的重要参考书。

《书目答问》是一部颇有影响的书目，在近现代流传很广，它给初学者指引治学门径，对研究者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尽管它本身存在某種程度的错误和不足，但实践证明这是一部颇具水平的书目，白光绪二年（1876）刊布以来，有大量翻刻、校补版本面世。在主要撰述人张之洞去世以后，关于谁是真正的作者曾有争议，成为近代学术界的一桩公案：一说为张之洞白撰（或张之洞白撰.缪荃孙助理）；一说为缪荃孙代作；一说为依据书坊旧本而成。陈垣主张“张之洞白撰说”，曾撰《艺风年谱与书目答问> -文，肯定《书目答问》的作者是张之洞，缪荃孙仅为助理。伦明先主张“缪荃孙代作说”，后又主张“依据书坊旧本说”。1919年至1929年的十年间，伦明对《书目答问》进行研究，批校补正全书，“通校全书的有胡玉缙、伦明两家。胡氏批校以考订古籍为主，内容固多精审，而涉及原书补阙纠缪之处不多。伦氏批校以考订版本为主，所补正于原书的明刊本与叶（德辉）本有些重复，但多比较罕见的清刊本。”伦明得益于收藏有丰富的清人著述和清刻清抄本，方便其进行认真考订，其批校本题记云：“余过录此本在己未夏间.距今岁一周星矣。时时检览，偶有所见，亦注其下，未有识别，竟致混淆。忆乙丑始晤叶先生于都门，谈次各相见恨晚，约互抄借所未有书。别数月，余一寓书长沙，候起居不得复，未几，先生遂遭横祸。比闻其藏书散出，沪上旧都直隶书局售得其一部，以目见示，佳本十不二三，未知其他又失落何所，为之怆然，因授笔记之于此。己巳夏四月六日书于沈阳故宫之通志馆，东莞伦明。”伦明认为，《书目答问》系据“江阴某君记录旧本而成”。且《邵目》《鄙目》用的也是旧书坊“纪录秘本”。《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云：“江阴缪筱珊先生荃孙，为近代大目录学家。张之洞《书目答问》乃先生代作，据年谱则作于二十四岁时也。颇疑先生早岁从宦川滇，地既偏僻，又乏师承，何能博识若此？陈慈首云：‘是书盖江阴一老贡生所作。先生得其稿，又与张之洞共参酌成者。慈首尝令江阴，所言或有据。此书津逮艺林，至今治学者无以易之，功亦大矣。而先生一生以书为事业，实肇于此。”此说虽有“以传闻代替事实”之嫌，但亦不失为一家之言，亦体现出伦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精神。

2.4 知校勘以修书

校勘古籍，乃是古典文献研究较高层次的方法，必须明目录、版本，方能为之。伦明在自题《校书》诗中就曾不无自豪地表示“一字辛勤辨鲁鱼，益书益己竟何如。千元百宋为吾有，眼倦灯昏搁笔初”。经过他校勘的书，大致可做到“千元百宋为吾有”。1934年，伦明为邃雅斋校订《邃雅斋丛书》。内收《三传经文辨异》四卷、《孔子三朝记》七卷及目录一卷、《史记释疑》三卷、《尚友记》不分卷、《师友渊源记》不分卷、《筠轩文钞》八卷等八种稀见文史著作，是现代出版史上一套著名的丛书。邃雅斋开业于1926年，是琉璃厂中颇有名气的书店。该店由张樾丞出资，董金榜（会卿）、刘英豪（子杰）、郭景新（子璋）三人合伙经营。它不仅售书、收书，还出版书籍。《邃雅斋丛书》主要由刘英豪、郭景新具体操作。董氏先策划后总其成。董氏在《序》中，对丛书之制及其源流，详细辨析，阐明此套丛书以传刻罕见不彰之书为职司，很具水平，绝非一般书商所能。实则这与伦明的参与有直接关系，《序》云：“东莞伦哲儒先生储藏之富，鉴别之精，并时无两。厨中秘笈概允相假，因拟次第流布，以兹编为发轫。原书为刻为抄，概就摄印，不烦剞劂，并谢校雠。”可见这套丛书的立意、选目、出版，都接受了伦明的指导和建议，甚至所据底本也多取白伦明的藏书。

据现存的伦氏批校本来看，伦明校书极讲章法，所选校本均为珍、善之本，如有多种校本，则以各色工楷小字抄写于页面空白处，不改原文，版面整洁精美，堪称精品。中国国家图书馆现藏伦明校本——《玉管照神局》、《历代纪元部表》、《金石林地考》、《元和郡县图志》，以岱南阁刻本为底本，据孙伯渊跋抄本校录。《杜诗附记>《漱六山房读书记》《日知录校正》《丁氏遗著残稿》《蒿庵集》，清张尔岐著，一函四册，前三册为乾隆癸巳刊本，第四册为抄本，辑录了刊本未收的张氏诗文，卷末有伦明过录张氏遗嘱，故第四册可能由伦明辑佚。此外，伦明代友人校订的书籍尚有张次溪的《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张樾丞的《邃雅斋丛书》等。“书不校勘，不如不读，校勘之功，厥善有八。”校勘不仅能静心养性，以利己；又补缺残本为全本，以利人。

3 开明的致用旨归

藏书不易.持久保藏亦难，故一般藏书家都坚守唐代杜暹的“鬻及借人为不孝”的古训，对藏书保管严密，不轻易借人，或只作局部开放，允许朋友借抄。明清两代藏书家在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但作为社会文化财富的保藏者，他们比较封闭，缺乏开放性，因而限制了藏书的社会作用。至近代，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20世纪以后，传统的藏书私有、子孙世守的观念已日趋淡漠，它随着近代公共图书馆的设立与发展，以及视图书为“天下之公器”的观念的树立，而在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中退居次要地位。于是，私藏转公藏为大多数藏书家所认同。如康有为、梁启超、石德芬、梁鼎芬、邓实等岭南藏书家，都反对把藏书作为私有财产秘不示人的陋习，而主张图书流通，开放私人藏书供士人阅览，甚至将家中所藏捐献给国家。

伦明壮岁多获藏书家旧物，晚年学益精粹，嗜书成癖，鉴裁甚精，收储至富，可称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对来之不易的藏书十分爱惜，“平时他告诉家里人等任何人不准擅自动他的书籍。一般朋友难进他的书房。”但对学者和识书、懂书之人却十分开放，乐意利用自己的藏书为学术研究服务。例如，张荫麟云：更有一意外之获，近从伦明先生处，得读余数年来谒求而未得之《通志堂集》，喜可知矣。据此书可补正本传之处甚多；钱玄同云：余在未借得刘氏家藏稿本以前，有十余种已先向赵斐云、伦哲如两君借得传抄本录印……《中国民族志》，此书系郑君向伦哲如君借得原印本录印。张荫麟撰《纳兰成德传》，南桂馨、钱玄同编撰《刘申叔遗书》时，伦明尽举家中所有与之，均鼎力相助。胡适撰写《醒世娴缘考证》，也用到了伦明抄录的李葆恂的《归学庵笔记》、佚名的《般阳诗萃》等珍贵材料。

伦明精研藏书史，深为“学术之患，世道之忧”而思虑。在总结了书之聚散的主客观原因后得出结论：“书之聚散，公私无别，且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今已萌兆之矣。”他生前就对自己的藏书归宿有了打算，抗战中，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肆劫掠文物古籍的罪行，更加强了他欲将所藏归公的愿望。1941年2月至8月间，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滞留香港，联系转移北平图书馆300箱善本运入美国，寄存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暂时保管之事。伦明嘱托当时在香港的冼玉清，希望将自己的藏书归于北平图书馆。当时或因战乱无暇顾及，或因“条件不符而罢”，最终未能遂愿。病势危急之时，伦明歸书以公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曾贻书张伯桢，“属以所藏书介归国立北京图书馆”。但未等到消息，1944年10月，伦明怀抱未遂之愿而溘然长逝，藏书由其家人保存和管理。

为了实现伦明生前的心愿，也为了保存伦明视之为“性命”的珍贵典籍，陈垣、冼玉清、袁同礼等一批学者为之奔走努力。1945年9月间，冼玉清随岭南大学从粤北迂回广州河南康乐村，始知伦明已于去年十月病终东莞故里，至为惋惜。“因函商其北京家属，请以藏书归公，卒归北京图书馆，成先生志也。”同年12月28日，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谈到正在接洽的私家藏书中，包括伦明的藏书，信中写道：“适之先生著席：战争结束以来，故家文物纷纷散出，除海源阁已收归国有外，正在接洽中者只有傅沅叔、伦哲如（在平）、潘明训、刘晦之、刘翰怡及潘氏滂喜斋（均在沪）……”

1946年12月13日，通学斋伙计告知邓之诚：“伦哲如书决定由北平图书馆出资收买，价由图书馆组织‘评价委员会定之，等于发官价而已。其书装大木箱三百余，皆有清一代文集。”邓氏叹之“富哉！”1947年春，“又经陈援庵（垣）丈再商始成，去先生之逝已三年矣。”其藏书归于公藏，终可慰伦明于九泉矣。1947年3月11日，通学斋店员雷梦水告知邓之诚，“伦哲如藏书近以一万万元归北平图书馆”，故胡适有“他（伦）家藏书很富，听说后来也卖光了”之言。“卖”是事实，但相对伦明藏书的数量及其学术价值而言，所谓“卖”，实无异于“捐”。当时邓之诚就为之愤愤不平，直截了当地说：“此价在平世不及万元，得值仅十之一耳！无异掠夺。”

关于伦明藏书归于北平图书馆的交接经过，伦绳叔有一段记录：“先父一生从事学术，除著作外，当以所存之书籍闻著于社会，命之日伦氏续书楼。然吾辈后生不得保守，乃决议让与北平图书馆。此乃八姐慧珠由港与袁同礼氏商洽而定。今由图书馆派人帮予同整目录（前目录已遗失，仅余五册目录），迄今已告完毕矣。（民三十六，一月，廿九日）。”伦志清亦从父辈那儿得知，当时“场面比较壮观，几大卡车，运了好几次。”伦明藏书归公后，时任职于北平图书馆的王重民曾检阅这批藏书。在1947年6月17日致胡适信中云：“今日检阅伦哲如的藏书，有蒋师焓《咏怀诗注》两本，末附纪昀、戴衢亨《蒋公墓志铭》两篇，秦赢《东桥先生传》一篇，始恍然为十余年前编《文集索引》时记得那个名字。”

时人对伦明藏书的去向也多有记述。冼玉清云：“先生（伦明）久欲编印《续岭南遗书》，其弟子李校劲庵允经纪其事，并允向粤督陈济棠措款，先生尽以所藏粤人著述秘籍授之。李君来香港执教，以书寄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先生来书嘱访李君求交代，李君唯唯。其后邓之诚文如教授亦有函来，嘱转告李君速为处理。今李君远适异国，秘籍之下落如何？中心耿耿。盖编印《续岭南遗书》，乃粤人应有之事也。”这批粤人著述是伦明生前准备用来续修《岭南遗书》的，现是否仍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及其去向有待查考。叶恭绰云：“节予（伦明）好藏书，恒节衣缩食以求，以每一书之版本齐备为的，亦一特色，殁后其家不省，任市侩择尤抽取，而弃其余，乃拉杂贱售之，不知其优点在各本齐备，一拆散即无价值也。其藏书本拟以万金悉归余，余因乏力未果，此与不收曾刚甫遗书同一憾事，然余之藏书今亦已不能保，固不足悔矣。”郑逸梅的《忆叶恭绰老人》云：“他（叶恭绰）藏书很多，不少是原来藏书家伦明的藏品，伦明逝世后，恭绰购存之。”是说与叶恭绰的自记颇有出入。魏隐儒的《藏书家伦哲如》云：“伦氏卒后，将广州藏书全部让于广东省图书馆。北京所藏部分，于1947年全部归北京图书馆。”但据查考，尚无实物和文字资料证明伦明在广州的藏书“让于广东省图书馆”。

4 结语

伦明一生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地搜书、访书、藏书、校书、编书，潜心于学问，其在1929年发表的《续书楼藏书记》中说“计童龄迄今垂四十年”，或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京师求学到1935年发表《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亦有三十多年的访书、藏书经历，其间“际群籍集中之时，日积月累，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他不但有丰富的藏书实践经验，而且有独到的观点，其虽言“以搜访故书及过录批校之事耗去一生精力，著书时间反而被夺去”，然往来奔波之余仍既述且著、笔耕不辍，所知见者有《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稿》《目录学讲义》《清代史籍书目提要》《建文逊国考疑》《渔洋山人著述考》《伦哲如诗稿》《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续书楼读书记》《续书楼藏书记》等。就内容而言，涵盖版本目录学、史学、文学等；就形式而言，关涉诗文创作、史志编纂。其文献、史志高屋建瓴、考证源流；诗词文学博洽多闻、深邃开阔，体现“文章文学共创”之特色。斯人远矣，书痕书韵犹存。伦明以绵薄之力，无论在藏书史与文献学，还是在学术史与阅读学等方面，都给后学者以借鉴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