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翔 黄建新

[内容提要]文章基于福州市长乐区的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归属、心理认同和制度认知五个一级指标以及若干个二级指标，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结果显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平均得分偏低，而在一级指标得分方面，经济状况、文化归属和制度认知的平均分不及市民化总体平均分。为此，应当着力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农民工的文化归属感，构建更加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截至2016年末，全国农民工数量达到2.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亿人，分别比上年增加424万人和50万人。[1]伴随着进城农民工数量的不断增长，城市化的进程也在逐渐加快。然而，这一过程不但容易使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难以跟上迁入人口的增长速度，而且还会因为部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不高，难以融入城市生活而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因此，测量农民工当前的市民化程度，探究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于推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进而提升我国城市化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从不同角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测度指标。王东红等人通过“内卷化”的概念，分别从经济融入内卷化、社会交往内卷化、制度参与内卷化和文化、心理认同内卷化四个分析维度测算西安市农民工城市融入“内卷化”程度；[2]朱冬梅和赵晨引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三力”指标建立评价体系，其中“三力”具体指经济发展推动力、就业与社保支持力和公共服务保障力；[3]王伶和梅建明则以包括全要素指标和政策制度指标在内的社会指标以及包括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在内的自身指标构建农民工市民化测度指标体系。[4]除此之外，还有周密等人从市民需求和市民供给角度测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5]陈浩和葛亚赛从经济能力、政治能力、社会能力、心理能力和发展能力的可行能力视角分析失地农民的市民化测度[6]等。

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到，现有对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是具体的研究角度差异较大。笔者认为，现有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仅是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还应当包括对所属城市的文化归属感和心理认同度。此外，在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农民工对当前制度的认知也应作为测量他们市民化程度的考虑范围。因此，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的一级指标设定为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归属、心理认同和制度认知，并分别设立几个二级指标，探究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程度，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构建

(一)数据来源

文章所采用的数据源于课题组在2016年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赴福州市长乐区(长乐原为福州的县级市，2017年11月6日，长乐撤市设区，2016年课题组暑期调研时，当地仍为长乐市)的实地调研。长乐区最早于1979年创办经编厂，目前全区乡镇企业已发展到将近8000家。其中。松下镇更是因纺织和经编在全国享有盛名而被授予“全国花边名镇”的荣誉称号。在企业总量如此庞大的长乐区，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来源于外地进城务工的农民。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回收问卷355份，回收率88.75%，剔除无效回答问卷18份，最后得到333份有效样本，问卷回答的有效率为83.25%。从样本性别来看，男性191人，占比57.36%，女性142人，占比42.64%；样本年龄分布在17周岁至54岁之间，其中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高达265人，占比79.58%，说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的中坚力量；受访者的文化程度绝大部分为初中文化和高中文化，其中，初中文化者162人，占比48.65%，高中文化者113人，占比33.93%，此外，还有9.91%的受访者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

(二)指标构建

笔者将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归属、心理认同及制度认知设定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界定指标概念的方式确定具体的二级指标。

1.经济状况的界定

经济状况是衡量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进城农民工必须在有一定的收入的情况下，与市民相当或类似的生活质量才能得到保证。此外，他们对于当前收入的满意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的高低，租房或住房面积同理，一般来说，经济状况较好的农民工才会选择稍大一些的住宿面积。此外，购买保险与否也是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把这个指标纳入经济状况的范畴加以考虑。

2.生活方式的界定

与农村相比，城市的休假制度更为完善，法定节假日的概念也更加深入人心，因此，农民工进城后也享有在法定节假日休假的权利；此外，在消费观念以及择业观上，城里的思想也将更为超前和开放。考虑到当前部分农民工的工作性质无法实现双休，因此我们把是否在节假日休假作为生活方式的二级指标。此外，是否赞成超前消费以及是否换过工作这两个二级指标也一并纳入考查范围。

3.文化归属的界定

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必然要接触所在城市的文化，如果他们背井离乡到新城市工作和生活，还要面对新城市的文化适应。他们对于所在城市文化、方言的认同程度体现了他们文化归属的强与弱。此外，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归属感还体现在他们是否参加文化活动上，因此我们把这一项也作为文化归属的二级指标加以衡量。

4.心理认同的界定

农民工对所在城市的心理认同体现在他们对留城意愿的高低上。此外，农民工来到新城市，就势必要接触城里人，如果他们有强烈的心理认同，就更愿意同城市人交往，对城市人的信任感也越强。所以我们将心理认同设置三个二级指标：是否愿意留城、是否愿意与城市人交往以及是否信任城市人。

5.制度认知的界定

制度认知指的是在当前法律规定的制度建构下，农民工对于这种制度的看法。他们可以表达对现存制度的认同或者不认同，或是这种制度虽然在法律上给予他们一种身份，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身份有另一种认识，或是他们能够自主选择是否参与某些制度安排下的活动。所以我们挑选了三项比较有代表性的测量指标：认为自己当前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是否乐意获得城市户口以及是否参与社区选举作为观察农民工市民化测度中制度认知的具体内容。

三、赋值情况与测算方法

(一)赋值情况

根据每项二级指标的实际意义，我们为其设置2-5个不等的选项，在赋值上，最低为0，最高为该题选项数减1。之所以要把0而非1作为最小赋值，是因为考虑到如果出现某位调查者所填问卷的选项都是最小值的情况下，从逻辑上分析，其应属于完全未市民化的范围，而把1作为最低赋值，就会使得受访者的市民化测度得分很低但不为0。因此，以0作为最小赋值的方法确保了测度评价的科学性。

1.经济状况的赋值

在月收入部分，我们参考调查地区当地的实际工资水平，将其赋值为0-4，其中2000元及以下为0，2001-4000元为1，4001-6000元为2，6001-10000元为3，10000元及以上为4；在对收入满意度的测量方面，我们把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分别赋值为0-4；而在对受访者住房面积的调查部分，我们赋值为0-3，其中50平米及以下为0，51-100平米为1，101-150平米为2，150平米及以上为3；在问及是否购买保险时，我们用0表示未购买，1表示已购买。

2.生活方式的赋值

在问及农民工是否在法定节假日休假这一问题上，无休假赋值为0，有休假赋值为2，只在部分法定假日休假则赋值为1；在是否赞成超前消费方面，不赞成记为0，说不清楚记为1，赞成记为2；在是否换过工作上，没换过工作记为0，换过工作记为1。

3.文化归属的赋值

我们把农民工对城市文化和方言的认同程度都分为5个层次。其中，对城市文化非常不认同赋值为0，比较不认同赋值为1，一般赋值为2，比较认同赋值为3，非常认同赋值为4；方言认同的赋值同理，0表示非常排斥，1表示比较排斥，2表示一般，3表示比较接受，4表示非常接受；此外，在是否参加城市文化活动上，0表示没参加，1表示有参加。

4.心理认同的赋值

在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赋值方面，0表示不愿意留城定居，1表示愿意留城定居；在问及是否愿意同城市人交往上，不愿意记为0，愿意记为1；而在对城市人信任感的测量中，我们设置了弱、一般、强三个选项，分别记为0-2。

5.制度认知的赋值

在对自身身份的认识上，0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农村人，1表示说不清楚，2表示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对于是否乐意获得城市户口，我们把不乐意获得城市户口赋值为0，说不清楚赋值为1，乐意获得城市户口赋值为2；在是否参与社区选举上，0表示没参与，1表示有参与。

具体的农民工市民化测度指标及赋值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工市民化测度指标及赋值情况

(二)评价方法

目前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测算方法多种多样，常用的有主成分分析法和加权平均法。通过分别对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归属、心理认同和制度认知的二级指标进行因子分析，经测算，KMO检验值仅有0.56、0.50、0.50、0.50和0.55，说明以上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不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因此，本文采用加权平均法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可以看到，由于各二级指标的赋值不一致，因此直接将赋值加总再平均求值的方法不合理，而应当先将二级指标的赋值除以该指标所赋最大值，这样转化后的结果都转变为0到1之间的某个数，而后进行加总平均，最后求出五个一级指标以及最终市民化水平的测度。具体的计算公式如表2所示。

表2 农民工市民化测度计算公式经济状况

四、计算结果与分析

经计算，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结果及各一级指标得分如表3所示。为了使计算结果更为直观，我们对最终结果为小数的部分仅保留三位有效数字。

表3 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结果与各一级指标得分

(一)农民工市民化测度结果分析

从表3可以看出，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得分仅有0.488，说明当前农民工群体的总体市民化程度还有待提高。通过对数据的进一步解读，我们发现，受访者的市民化测度差异较为明显，每一得分对应的人数多在5人以下，只有得分为0.55和0.567对应的人数达到两位数，分别为10人和15人。造成受访者市民化得分偏低及分数差异明显的原因在于，当前进城农民工的经济水平还不够高，且忙于生计，对所在城市的文化归属感不强，城乡二元化的制度设定也对他们的市民化过程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无论是经济状况这一客观条件，还是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主观感知，农民工群体内部之间的差距都比较大，这从各个一级指标的最高分和最低分也可体现出来，所以就使得最终的市民化测度结果也存在较大差异。

(二)经济状况评价结果分析

经计算，农民工在经济状况方面的得分介于0.0625到0.938之间，但平均分仅为0.454，这说明当前大部分农民工的经济水平不高，但有少数农民工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了。通过对问卷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超过四成受访者的月收入集中在2001-4000元之间，而住房面积在50平米以下者的比例也高达53.45%。而正是这部分占相当比例低收入群体的存在，使得农民工经济状况的平均得分被拉低了。

(三)生活方式评价结果分析

农民工在生活方式上最高得分为1，最低得分为0，说明有些农民工的生活方式已经与城市人相差无几，但还有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似乎和城市的节奏格格不入。此外，他们在此项的平均得分为0.536，仅次于心理认同的平均分。出现这一现象可能的原因在于，受访者中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接近八成，比起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因此在观念上也会更加前卫和开放，同时，生活方式上的市民化也会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所在城市。

(四)文化归属评价结果分析

计算结果显示，农民工文化归属平均得分为0.449，仅高于制度认知这一一级指标的平均分，这说明当前农民工对于城市文化及所在城市方言的认同感还不够强；同时，通过统计软件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一共有276位受访者不参加所在城市的文化活动，占所有受访者比例的82.88%，这就意味着每五个农民工中不足一人参与到文化活动中来，偏低的文化活动参与率也导致最后的农民工文化归属得分不尽如人意了。

(五)心理认同评价结果分析

心理认同层面，农民工的平均得分为0.659，是五个一级指标中平均得分最高的一项。不难看出，当前的农民工群体有着较强的留城意愿，且大多愿意同城里人交往，对城里人也有一定的信任感。但调查同样显示，有8位受访者在该项的得分为0，可见其对所在城市及城市人毫无心理认同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六)制度认知评价结果分析

调查显示，农民工市民化测度中的制度认知得分最低，平均分仅为0.34，说明在当前的政治制度下，大多数农民工并没有把自己作为市民加以看待。另一方面，户籍制度的约束，使得农民工获得城市户口收到种种约束和限制，这可能也打击了他们获得城市户口的热情。此外，调查结果还显示，仅有12.91%的受访者参与过社区选举，说明其余的受访者因为各种原因而未能行使政治权利，实际上也被排除在所在城市选举制度之外了。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福州市长乐区为例，通过构建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归属、心理认同和制度认知五个一级指标及其具体的二级指标测算了当前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经计算，农民工市民化平均得分为0.488。其中，他们在经济状况、文化归属及制度认知方面得分不及总体平均分。为此，笔者认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着力提高农民工的经济水平。一方面，企业应当制定更加公平合理的薪酬制度，通过对农民工的绩效考评等客观评价指标给付相应的报酬，切实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满意度。此外，企业还应该建立涵盖农民工群体的基本保障制度，努力提升职工的保险参与率；另一方面，农民工群体自身应当具有多劳多得意识，自身的工资增长离不开他们对企业做出的贡献，因此，要想提高自己的收入，就需要不断努力，努力完成既定的工作目标，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层面的市民化。

第二，不断提升农民工的文化归属感。一个城市的文化不仅是这个城市对外展示的一张名片，也是城市市民共有情感的根基。农民工来到新城市立足，就必然要接触所在城市的各种文化，而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对于他们快速融入城市生活大有帮助。因此，社区可以通过发放宣传手册或举办游园会等形式鼓励农民工积极参与城市文化活动，让他们体验到城市文化的博大精深，进而提升他们的文化融入水平。

第三，构建更加公平、更具可持续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消除城乡二元化格局带来的制度鸿沟。农民工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也应当享有城市的基本社会保障。因此要创造条件，为有留城意向的农民工提供包括落户在内的各种制度便利，让农民工真正感受到自己也是城市的一份子。此外，还可以通过让农民工参与社区选举等方式行使他们的政治权利，也有助于实现农民工在制度认知上的市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