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子琪 张甜

20世纪，是中国遭历空前未有的危机与危难的百年；20世纪，也是中国美术在迷惘与选择中奋力求索的百年。近代士人们不仅接续着传统儒家之“士”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担当，冲到了革命的最前沿，同时也具有主动引介、吸纳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面向未来的开放态度。在艺术界，黄宾虹（1865—1955）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

一、研究历程回顾

有关黄宾虹的个案研究，自老人去世之时绵延至今，有一大批学养深厚、理论扎实的学者前赴后继地进行着整理和研究，为后人继续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黄宾虹研究史的历程，我们大约可以分作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老人生前至20世纪80年代，并以1986年在北京成立的黄宾虹研究会为标志性事件。

这一段研究主要以先生的友人及弟子为主力，以介绍、整理和保存为主要目的。潘天寿《黄宾虹先生简介》及傅雷在黄宾虹八十岁画展上发表的《观画答客问》可谓是最早介绍和推广先生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文章。二人都对黄氏之学术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以傅雷之《观画答客问》为例，本文以“答问录”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令人想起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亦有孔子与门生对谈之《论语》的意味。实际上，这篇文字是以二人互相书信的内容为基础改编而成。傅氏通过这种形式，阐明了中国水墨画精妙完善的技法与古奥动人的美学思想，希望能够帮助观者理解黄氏看似零乱草率、实际大有韵味的作品。画集方面，则以配合展览的画册的发行为主，大多为珂罗版或木刻印刷，如1943年11月为庆祝黄老八十寿辰，同时配合“黄宾虹书画展”，傅雷、陈叔通、宣古愚、邓实、秦更年等人共同筹印并于上海鉴真社珂罗版影印的《黄宾虹山水画册》等。

老人去世之后，相关的年谱、传记以及散见画语的收集工作陆续展开，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友人陈叔通整理的《宾虹诗草》，陈凡辑录的《黄宾虹画语录》，汪己文收集的《宾虹书简》，汪改庐《黄宾虹先生年谱初稿》，汪己文、王伯敏合编《黄宾虹年谱》等年谱二种，都为后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史料。

与学术界肯定黄氏整理画史、阐扬画论之功不同的是，绘画界对先生的书画技法经历了一段否定的历史时期。对于当时的审美眼光来说，其黑密厚重的风格和超越形似的格调远远超出了大多数人的理解能力，甚至招致“墨黑一团”“纵横散乱、无物可寻”之讥，施翀鹏论文《略有瑕疵的黄宾虹》〔1〕最能代表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到了“文革”时期更加严重，虽然老人已过世多年，可还是被带上了“黑色艺术家”的帽子，画作被批为“污蔑革命成果”的“黑山黑水”，甚至波及遗孀及子女的待遇问题。好在随着政治浩劫的结束，这些错误认识没有继续下去。而对于老人在绘画实践领域取得的成就，也在随后的重新认识中获得较为深入的理解。除了一些回忆性、悼念性的文章外，针对其艺术特征、交游考证的初步研究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并出现了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论文〔2〕。

1986年，“黄宾虹研究会”由王伯敏、张仃等人在北京发起并成立；1988年，杭州当地的黄宾虹弟子、画家及民间研究者又成立了“杭州黄宾虹学术研究会”，组织画家雅集，学习讨论黄宾虹画法，并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其以《栖霞岭》为研究刊物，定期发表论文，并将研究成果汇编成为文集。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黄宾虹研究初具规模并走向正规，成为黄宾虹研究史上的关键事件。

第二阶段为研究会成立后至黄宾虹谢世五十年后的2005年，这十年间，出版和整理的规模达到新的高度。

自成立至1996年，黄宾虹研究会分别于北京、安徽歙县、杭州、南京、上海召开了六届年会，吸引了大批黄宾虹艺术研究者和爱好者，并出版了《墨海青山》（1988）、《墨海烟云》（1991）及《墨海波涛》（1998年）等会议论文集。共同的研究需要使得人们达成一致共识，应尽快将现存的已刊行的文章和未经发表的手稿、书信、杂述等黄宾虹遗存文字整理和出版为一套全集，于是便有了以上海书画出版社卢辅圣、王中秀为主要编者，联合黄宾虹家属黄用明、弟子石谷风等人及浙江省博物馆相关机构，多方投入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搜寻、收集并出版的六卷本《黄宾虹文集》及一系列的大型画册。这二百万字的文献集成，已经成为黄宾虹研究必不可少的资料。

2005年是老人逝世的五十周年，为此进行的一系列展览和出版活动成了黄宾虹研究的巨大推手。2004年9月，浙江省博物馆遴选出近五百幅馆藏作品，举办了“画之大者—黄宾虹艺术大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由公立博物馆为黄宾虹先生举办个人书画展。在图册方面，大套画册《黄宾虹全集》的出版则将这一时期的黄宾虹研究推向高潮。本丛书采用的系统分类方式极大地改善了先前出版物的无序性和分散性，有助于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展示宾翁的艺术特色，成为后来研究的基础材料。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除了延续上一阶段对于黄宾虹生平的考证和艺术作品的推介之外，出现了新的研究特色：一是将黄宾虹与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林风眠等同一时期的绘画大师进行比较和统一研究，如刘曦林《黄宾虹与二十世纪山水画坛》〔3〕，郎绍君、朱金楼等四十余人合著《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家研究》〔4〕，刘墨《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传统的延续与演进》〔5〕；二是配合着展览与出版，史料逐步丰富完善，开始出现较为完整的黄宾虹传记性著作。

第三阶段自2005年至今，并以2015年的各项纪念活动与研究达到高潮。

2015年是黄宾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相关博物馆、研究单位以及拍卖行等举办了如展览、研讨会、专场拍卖等活动进行纪念。如浙江博物馆自2014年7月在馆内成立“黄宾虹艺术馆”，并以“画之大者—黄宾虹生平”为题，进行常设展的展出。同时，浙江博物馆于2015年3月至5月举办了“高山仰止—纪念黄宾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系列展”；另外，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亦以不同的专题，勾勒黄宾虹水墨山水体系，如“元气淋漓障犹湿之水墨山水”，集中体现黄氏用墨的淋漓淹润。又如“雨淋墙头月移壁之夜山雨山”，将黄氏特别擅长之夜山、雨山图作为其水墨画之范例。这些展览都配套有相应的图录，方便展览成果的保留。而安徽的歙县博物馆联合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于2014年11月举办了“冰上鸿飞—黄宾虹诞辰一百五十周年馆藏原作暨当代书画名家学术邀请展”，中国美术馆也于2015年4月举办了以“浑厚华滋本民族”为主题的黄宾虹纪念特展，展出了一百四十余件黄氏山水精品和画稿。得益于上一阶段扎实的材料编辑整理工作，本阶段黄宾虹研究的面向之广、程度之深，超出以往。主要以几次大型的学术研讨会为平台，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

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朵云·黄宾虹研究》〔6〕，分为“画论研究”“创作研究”“画史研究”“画家年表”四个部分，收录了18篇论文。其中，王鲁湘《论黄宾虹的“太极笔法”》、邱振中《黄宾虹书法与绘画笔法比较研究》以及骆坚群《黄宾虹艺术进程之分期》从笔墨语言、风格特色等方面对宾翁的艺术创作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较之以往泛谈式的研究更进一步；洪再新《黄宾虹与“史德匿藏品影本”考略》、王中秀《黄宾虹著作疑难问题考辨》则以史学实证的方法厘清了黄宾虹生平中许多模糊不清的问题。

黄宾虹 黄山老人峰图轴 76.5cm×33.5cm 纸本设色 1952年

黄宾虹 春江入户图轴 121cm×42cm 纸本设色 1955年 安徽博物院藏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黄宾虹与现代艺术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2012）则将目光扩大到整个20世纪的艺术界，以黄宾虹为切入点，观察近代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些关键性转折和观念变化。特别的是，此次研讨会具有较强的国际性，论文集也收录了颇多来自德、澳、加等外籍学者的文章，将黄宾虹研究放在更加广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之下。三名外国学者何小兰（Shao-lan Hertel）、罗清奇（Claire Roberts）关注的是作为基本语汇的“笔墨”在黄宾虹画作及书法中的运用，而尤莉（Juliane Noth）则追问了在黄氏无数的写生稿和纪游画中，如何体现其对于中国古画的理解，尝试研究黄宾虹在绘画以及画跋中如何处理观看与心目、视觉的观看与被文化限定的视觉性、“神似”与“形似”之间的关系以及他所采用的相应形式等一系列问题。除了集中收录学者文章的论文集之外，在这一研究阶段中，大量的学位论文的出现成为新的特色，表明黄宾虹研究亦受到青年学者的极大关注。

一部黄宾虹研究史，也是一部黄宾虹艺术理论和风格的接受史。由早期的不被理解和关注，经历了文献和作品的材料初步积累阶段，走到今日由老、中、青三代国内外学者构成庞大的黄宾虹研究队伍，对史实的了解不断深入和清晰，研究面向不断丰富，可以说是一个由“隐”到“显”的学术发展历程。

二、研究焦点分析

总观黄宾虹研究，虽数量众多、面向较广，但可概括为以下几个研究焦点：

1.个人经历与交游

这一主题的研究建立在对其生平经历的文献材料的极大获取和谨严考证上，尤其是对于年谱和细节史料的熟知和辨疑，使得这一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耐心。再加上黄宾虹本人人生经历极为复杂，交游广泛，材料冗杂，使得研究范围不仅局限于其一人，而是扩大到民国时期整个艺文圈和各类政治、商业团体，难度颇大，绝非一人一时之功可得。第一批黄宾虹研究者汪改庐、王伯敏、裘柱常、赵志钧、李达、洪再新、王中秀等前辈学者对此贡献极大。目前可见的黄宾虹年谱自汪改庐《黄宾虹先生年谱初稿》〔7〕开始，又出现了汪己文、王伯敏作，陈叔通、夏承焘、傅雷润色的《黄宾虹年谱》〔8〕，而现在通行的年谱则以王中秀编著的《黄宾虹年谱》〔9〕为主。

论文方面，限于篇幅和研究策略，学者们或考证宾翁一生的特殊经历或关键事件，或以类型学或风格学的方法对宾翁艺术之进程进行分期。前者如洪再新特别从黄宾虹与吴昌硕、张虹、史德匿等人的交往中关注学术与市场的互动张力。其论文《古玩交易中的艺术理想—黄宾虹、吴昌硕与中华名画—史德匿藏品影本始末考略》〔10〕以及《学术与市场—从黄宾虹与张虹的交往看广东人的艺术实验》〔11〕，通过严谨的史实考辨再现了黄宾虹参与到古玩交易的实际过程，从这一角度观察民国时期高剑父“艺术救国”和黄宾虹“崇尚民学”的具体落实，颇有启发意义。另外，中央美术学院田亮的硕士论文《黄宾虹在民国时期的鉴定活动与鉴定观念》考察了民国时期“古画出洋”的历史背景及黄宾虹在书画交易市场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在1935年鉴定故宫南迁书画中的主观裁定程度和鉴定标准、方法和观念。后者如王中秀《黄宾虹绘画历程的时段描述》〔12〕以及骆坚群《黄宾虹艺术进程的分期及理由》〔13〕等文章，对于黄宾虹的艺术风格分期的划分不断精确，在每个大的阶段中逐渐细分。虽然学者们对具体的划分时间不完全统一，但大多伴随着划分工作对相关历史事件作进一步考证。

2.美学思想及艺术史观

从救亡图存的自觉探索与革命，到寄意艺林、深研笔墨妙法，黄宾虹对中国画学和画史孜孜不倦的研究始终作为其精神和灵感的来源而潜藏于其生命的底色当中。他做了大量辑佚、整理中国古美术文献的工作，并对绘画理法系统有较为深刻的诠释和补充，成果集中体现于发表的《古画微》《画学编》等，并散见于黄氏与弟子、故友的信札、谈话录中。学者们从宾老的大量遗著中提取出一些重要的美学思想及艺术史观，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话题，如“内美”观、“道咸画学中兴”说、“启祯诸贤”说、“法备气至”说等。几乎每一篇黄宾虹研究都要涉及上述话题，较为集中地讨论，如洪再新的文章《静中参与格式塔》〔14〕关注了黄宾虹对自然和艺术的认识方法。他认为“江山本如画”是画家在创造性的慧眼下认识到的自然，而认识的方法则是“静观”，并以艺术心理学中的格式塔理论来解释“黄宾虹的静，就是一种最简单然而是最深刻的把握世界本质的认识心理式样，并和他对世界本质的固有观念密不可分”。从审美态度上讲，黄宾虹笔下的山水并不执着于青城、黄山的具体形象，而是“中国锦绣山水的完整形象”。洪再新最后总结到：“黄宾虹继承发展了我们民族审美意识的方法，把静穆观照的视觉式样和宇宙万物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跃动统一于他的内心世界，使之成为充满活力的认识境界。”而黄宾虹独特的审美认识方法，代表了为中华传统文化所催育、突出地存在于东方世界的一种基本的视觉式样。

王鲁湘《“内美静中参”—黄宾虹画学的核心》〔15〕，以“造化”和“绘画”的关系—绘画如何“夺”内美—为中国画的“元问题”，分解黄宾虹“内美”说为“静观”之法，糅合儒道两家思想的玄学世界观，以“道”为“内美”说的本体论依据，并以“苞符”的概念来解释“笔墨”等技法作为“技近乎艺”的道路和艺术家人格的理想表征。最后他又以黄宾虹区分“文人画”“士夫画”的方式讨论黄氏“文人”和“大家”的概念区分，并将“大家画”与其“国画之民学”的理论联系起来，认为“黄宾虹的画学观已由道家悄悄转向儒家，同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文以载道’观相当接近”。

万青屴《黄宾虹与“道咸画学中兴”说》〔16〕则推动了黄宾虹这一美术史观点的研究。在学界，对于“道咸中兴”是真实存在还是出自黄氏的想象，有所争论。万青屴首先确认了这一说法确有其事，且不仅仅是黄宾虹的个人看法，而“是民国初年部分画坛精英的共同认识”。其次，他认为不能离开黄宾虹个人的金石学背景来讨论“道咸中兴”。另外，他又补充了黄宾虹未提及的道咸时期绘画受金石学影响的画家—曾衍东、戴熙，并通过具体的交游考，证明道咸时期有以“金石气”入画的新风气。

在硕士论文的研究中，山东大学硕士王力申《黄宾虹绘画美学思想中的“内美”观研究》，将美学思想融入对于绘画作品的具体分析中，较有特色；中国美术学院陈媛《黄宾虹画学核心价值探究》，从形成背景、过程出发，重点阐释了黄宾虹“君学与民学”和“士夫画理论”，论点突出，较有借鉴意义。

3.艺术成就（以笔墨问题为中心）

这一主题是黄宾虹研究中最主要的部分，囊括了其笔墨理论与实践、用笔特色、书法篆刻、花鸟绘画等诸多角度，成果颇多，并在结论上趋于一致，大多拣选出黄宾虹画理中的关键词，并与具体作品作对读，以期说明二者的统一与融合。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以“五笔七墨”来分析黄宾虹用笔、用墨的特色，以及用“浑厚华滋”“黑密厚重”来形容作品的风格特色。这种写作模式自老一辈学者开始，一直延续到近五年来的硕士论文写作之中。王伯敏作为黄宾虹晚年亲炙弟子，其论文《黑墨团中天地宽—论黄宾虹的晚年变法》〔17〕、《麝墨、狼豪、民魂—黄宾虹的晚年变法》〔18〕等，建立在对于宾翁笔法的切实体验中，为后人开辟路径。学者们逐渐开始以“五笔七墨”为主题，关注黄宾虹在形成这一说法时思想的动态变化过程。事实上，“五笔七墨”经由早期“四笔六墨”发展，到老人80岁之后才逐渐稳定下来。学者们对后加的这一笔一墨进行了大量讨论，如李达《论黄宾虹的渍墨法》〔19〕，提出“渍墨”是自元代绘画以后失传的画家口诀的重新发现。王鲁湘《太极图足书画秘诀—黄宾虹画学探微》〔20〕更以黄宾虹授课时出示的自绘“太极笔法图”为出发点，探寻黄宾虹将笔与墨结合为一勾一勒、“一画自阐苞符”的太极笔法，解析颇当，值得关注。

4.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研究方向：一是将黄宾虹与同时期或历史上的其他艺术大师作比较，从笔法、构图等绘画元素上辨析异同。二是讨论西方绘画对黄宾虹风格形成的影响。学者们通过对宾虹书简、著述、画作的释读，展现了老人对于当时世界艺术趋向和西人在中国艺术领域的活动了如指掌。虽然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将黄宾虹放在世界艺术的舞台上同台竞技，显示出中国画的民族自信，但也要警惕片面夸大黄宾虹对于印象主义绘画的借鉴程度，应该从精神层次而非技术表象认识中西沟通在黄宾虹绘画当中的体现。

根据上述综述可知，半个多世纪的黄宾虹研究已经积累了不少成果，尤其是在材料的整理和收集方面已经相当完善。但是在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正如陈振濂所说：“从画论、作品出发，以自己的解读角度去证明黄宾虹的大师地位，对于初学者自然是有益的，但在学者层面上高手过招，则会显得百无聊赖—视角是重复的，方法是欣赏式的，学术规范上则是极其个人感受的，这样的研究，缺乏原创性与前瞻性和无法取代性。”〔21〕具体来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由于现有研究眼光的局限性，使得黄宾虹个案研究脱离了晚清民国史学、社会学的整体框架，脱离了中国近代革命和艺术发展的脉络，也脱离了黄宾虹绘画思想和画艺的产生环境。清末民初，国运激荡，来自外族的冲击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来的猛烈。现有的研究虽然在分析黄宾虹早年经历时，会对其参与革命的相关人物和事件作一定解说，但依旧停留在文献的堆砌和已知史实的串联中。由于近代史材料掌握和叙述力度的欠缺，黄宾虹研究中扎实的交游考证文章一直较为匮乏，诸如黄宾虹与其早年导师郑珊、陈崇光的师承方式，以及黄宾虹与其在书信中讨论政事、文艺的陈叔通、过旭初、顾飞等人的关系梳理等，都构成碎片式的研究空白。而黄宾虹在其时文化界广泛而多层面的交游活动，为我们提供了窥见易代革命之际近代文人的生存世界与精神图像的机会。如何在并联这些空白的过程中发现黄宾虹作为一个近代知识者在人生道路选择上的情感、心态与生活状态，是目前研究领域较为缺失的部分。

黄宾虹 翠峡飞泉图轴 108cm×38cm 纸本设色安徽博物院藏

二是对于黄宾虹的传统学养关注不够。宾翁漫长的一生，其前七十余年的身份更接近一位较为纯粹问业求学的读书人和知识文化的整理者、传播者。自幼时接受的来自浙东、徽州、常州三个学派不同的经学教育，以及来自族学和乡学的画史教育，让黄宾虹的知识结构极具特色。而中年以后对古文字及玺印的投入，使他在古文字学研究领域颇有创获。学问与绘画的关系，宾翁已明确点出，正所谓“自古通才,文章名世,不以画传,而深于画事者,代不乏人”“士大夫之蓄道德、能文章者,如韩昌黎、杜少陵、苏东坡诸公,无不晓画”。并且，他提出区别于士夫画的“大家画”，其关捩便在“道尚贯通，学贵根柢，用长舍短，集其大成”。因此，脱离了从源头处考察黄氏的知识结构而一味重复述说其思想成果，并不能完成学术研究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