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本刊主笔 王鲁湘

年过八旬的黄永玉，如今已是名满天下。他那无所依傍自由挥洒的画风，庄谐并重语含机锋的文字，洒脱豪放不拘形迹的性格，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绝无仅有、难能可贵的人生例外，让人想起久违了上千年的魏晋风流。

既然是在凤凰采访黄永玉，话题自然少不了凤凰人。

“凤凰永远是凤凰人的故乡，即使离开了，他们的根仍在此。”家乡是黄永玉最爱的题材之一。他一次又一次地画凤凰那些古朴而出奇美丽的风景，画那些同在这片土地依偎的苗族、土家族的老人和孩子们。他画斗鸡、赛龙舟，画放鸭、赶场，还画打架、挑大粪。在他的作品背后，是凤凰这片充满阳刚之气的土地，同这些奔放、雄健、甚至野蛮血性不怕死的凤凰人。

凤凰人生活在一个自然条件相对恶劣一点的地方，求生存不易，又处重重关山之中，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王化不深，历朝亡命之徒多聚啸于此，隐身于此。这个地方又是四省交界的偏僻之地，谁也不管，谁也管不了，而且汉苗土杂处，为生存空间而争斗，械斗成风，所以这个地方民风好勇斗狠，目无王法，民匪难分。一个人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的话，必须尚武刚毅，必须在精神和意志上不服输，不怕死，而且还要有坚强的体魄。

我问黄永玉：“凤凰人是不是对生死看得很透，很淡？”

“那是培养出来的。”黄老回答：“你比如说小学，听到吹号，杀人了，剩下老师在教室，全部学生跑去看杀头去了。因为杀头的刑场离小学校很近，常有杀头的，老吹号，一听吹号就跟条件反射似的，就好像不当一回事了。这个环境的培养，对我以后抗战的八年的生活还是非常有用的。”

黄老接着讲了两个他自己的故事。

“当时在泉州，有一次看电影。那个影院的银幕是布的，不知怎么烧了，看电影的人惊慌失措往外跑。那个门是往里开的，大家挤在大门那儿，门打不开，压死了好几个人。然后救火队来了，打开门，看到我坐在台子边，跟电影院里所有的人相反的方向。就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我说我是从人的肩膀上爬过来的，因为我估计那个银幕烧完了就不会再烧了，我就逆着人流往反方向爬，不去跟他们瞎挤。你看，十几岁的人能够这么从容。”

“还有一次也在泉州，大年初二，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在理发。理发师给我拿肥皂洗头。警报响了，我说得走。理发师就笑，你满头肥皂泡，你怎么走？我说要走，你也赶快走。说完我起身就走了，躲进防空壕。炸弹大炸，炸完了我回去，那个理发师的肠子粘在墙上，肠子、手指头，都粘在墙上。我16、17岁，有时候很从容，尤其在危难的时候很冷静。应该就是小时候见过太多生死了，锻炼了我，至少炼了胆，是吧？对付一些事情，这些事都还没有生死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凤凰人都比较从容。”

2018年5月19日，北京，94岁高龄的黄永玉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紫砂壶艺术展

黄永玉写过一篇短文，叫《凤凰和凤凰人》，很短，抄录于下：

看凤凰人的眼睛，你明白什么是忠诚；

看凤凰人的身段，你懂得什么叫辛劳；

看凤凰人的脚，你知道什么叫万水千山；

看凤凰人的手，你清楚什么叫灵巧；

看凤凰人的头发顶起了帽子，狗日的，你不跑更待何时！

凤凰人身上有一种让人感觉到很敬畏的气质。眼神阴鸷，深沉，狠。即使像黄永玉这样的文化人，被文明的墨水了洗泡几十年，戴贝雷帽，穿名牌夹克，抽大烟斗，撇京腔，但你看他背着手攥着烟斗走路的背影，还是留着湘西山民走山道的一身匪气。他有时看着你，其实心不在焉，但那目光会把一股凉气透进你的脊梁而让你感到背冷。他热情迸发的时候像一团火，他突然沉默的时候像一坨冰。他是百分之八十的文雅加百分之二十的粗野；百分之六十的严肃加百分之四十的不正经；百分之七十的深沉加百分之三十的调侃；百分之九十的爱加百分之十的恨；他是一个世界人，也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一个城里人，也是一个乡下人；他是一个文明人，也是一个野蛮人；他是一个当代人，也是一个民国人——他顽固地用对民国故乡的回忆，顽强抵抗半个世纪的改造；他对那个民国故乡的不断追溯和复原，让我怀疑中间掺杂了太多他自己的爱，他追忆中的那样一个野与美的凤凰，正好是他生命的二重奏。离开了野与美这二重属性，生命也好，艺术也好，对黄永玉来说，是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的。

他说：

“有生命而无感情是不可能的

我深爱这个世界

包括它的悲苦”

他给我讲了几个民国凤凰人的故事。

故事一：凤凰人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将近两个师团的子弟。剩下一个团长，留英的，解放后也被镇压了。他是沈从文的弟弟，同沈从文长的样子不一样。沈从文矮小，他长的高大，漂亮极了，玉树临风，我看就像电影明星一样的。写得一手馆阁体的字，工工整整。他打枪打得非常准，枪法好得不得了。他可以打字母，ABC字母，说打A就不打B。还可以打香头。黄昏的时候，把香插在地上，一排，然后一个香头一个香头打，打熄。枪毙他的时候，他很从容，自己铺好毯子，坐好，用手指着心脏的地方，来吧！打这里。很潇洒。

故事二：1940年代，解放前，全省运动会。我们凤凰人参加了排球，打排球，凤凰人赢了，裁判不公道，老判对方赢，结果我们输了。输了不要紧，晚上把那个裁判打死，然后全队徒步都走回，光脚板丫子走回凤凰。

他还说：“凤凰人还有个特点，最困难的时候，没吃没喝的，把门关起来，躺在床上，全家！都没有讨饭的。你看到讨饭的，不是本地人。再穷，再饿，躺在床上，都没有讨饭的。”

我说：“这也不知从哪儿传下来的一股贵气，一股傲气！受不得侮辱，凤凰人一点儿不能受侮辱，受侮辱，一定跟你玩命。”

这时候，黄老点起烟斗叭嗒一口，吐出一口浓烟，冷冷地说：“受侮辱可以，但是你得等着，等着。”

这使我想起他写过一篇《警告游客》，是忠告那些来凤凰古城旅游的男人的：

“如果街上有个妹仔看你一眼，或是对你笑一笑，

你千万不要妄想她在爱你，这只是一种礼貌，

要小心，她哥哥可能是个阉猪的！”

在北门河转弯的地方，有一处幽静隐谧的山角，林木森森，青苔复石。这里长眠着另一位凤凰骄子，一代文豪沈从文。他的墓简单而自然。没有墓碑，山根岩石上刻着一句话：“一个士兵不是战死疆场，就是回到家乡。”这是黄永玉为表叔亲自撰写的墓志铭。

正如我对作家黄永玉的认识，是从读《永玉三记》开始的，我对画家黄永玉的初识，是从他的荷花系列开始的。记得是刚上大学，看到一本外文杂志中的彩色插页《红荷图》，浓黑的墨色渲染出有点恐怖压抑的环境，一朵绽放的红荷亭亭玉立于暮色之中，如一盏海上航灯，大放光明。笔直的荷梗一笔到底，不偏不倚，正正直直，给我莫名的感动，竟因此激发我写了一篇幼稚的散文，名字就借了《红荷图》。今天，我有机会当面向黄永玉先生求证某些社会传言。

“据说这是您在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为纪念他而作，您在画这根荷梗时，心里默祷总理在天之灵保佑你一定一笔画成，一直到底。是这样的吗？”

“是的。我当时就住在北京火车站旁边一间平房里，房子里都没有窗，窗是我画出来的，画的阳光灿烂的景象，春天就在我心里。那个年代，只有抱着希望活着。画那幅《红荷图》，正是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气氛很压抑，我也是借怀念周总理来排遣一下，要不太郁闷了，会得病的。”

“那您不怕清查，不怕告发吗？”

“也怕，但就这么画了。我这是隐喻，表面上你也说不出什么。再说了，反正批黑画这么大的风浪都过来了，死猪不怕开水烫。”

作为画家的黄永玉是个多面手，涉猎题材广泛，不拘山水、人物、花鸟，但画的最多，名气最响的，还是荷花。他自己也说过荷花是他的拿手好戏，是他看家的东西。

2017年8月7日，“全球水墨画大展” 正在香港举行。其中现年93岁知名画家黄永玉一幅大尺幅画作《涉江采芙蓉》，以古诗寄情，成为展厅内一大焦点

“那您为什么会对荷花这东西如此……”我想说“情有独钟”，没想到黄老截住了我的话头，轻描淡写地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没有什么，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人生活比较寂寞，我就到京西郊区去画荷花，那里过去是种水稻的地方，有大片大片的荷塘，同江南一样。我就骑个自行车，横一根棍子，把纸卷在棍子上，知道吗？卷得像胶片一样，卷着，然后一块小板子，一边打开，一边画写生，一边卷，一边画，就这样画了上万张荷花写生稿。”

年过八旬的黄永玉，如今已是名满天下。他那无所依傍自由挥洒的画风，庄谐并重语含机锋的文字，洒脱豪放不拘形迹的性格，成为当代中国一个绝无仅有、难能可贵的人生例外，让人想起久违了上千年的魏晋风流。他的成名也与常人不同。说起黄永玉的成名，时光要倒流回1974年的“黑画事件”。那还是“文革”中间，中国的外交战略由于尼克松总统的来访而取得重大突破，外事往来渐趋频繁，北京饭店新楼应景而建。周恩来以外交需要为名，将一些知名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人，从下放地调回北京，提供较为安定的环境，让他们挥毫泼墨。这批闲了好几年的画家旧习难改，工作之余画些小画遣兴，一是练练荒疏了的笔墨，二是相互间交流切磋。没想到让人告了状，引起四人帮的警惕，他们觉得这是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与庇护下的一次“文艺黑线回潮”。于是，他们挖空心思，将在北京饭店作画的黄永玉、李可染、黄胄等人私下练笔的习作集中起来，办了一个“黑画展”。李可染的一幅水墨山水“江山如此多娇”被诬蔑为“江山如此多黑”，吓得生性胆小老实的可染先生一时失语，有一年时间只能用笔同人交谈。而生性洒脱不羁的黄永玉，却浑然不知他画给宋文治的一幅猫头鹰，赫然列于“黑画展”之首，成为牛鬼蛇神反扑攻击社会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铁证。

今天，就让当事人黄永玉自己来叙述当年这桩轰动全国的公案，还事件一个真相。

王鲁湘：“说说当时轰动全国的一幅画，使您真正一画成名的作品，就是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1974年画的，黑画。”

黄永玉：“那个黑画，香港人说，说是把子弹打到黄永玉的胸部里头，透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因为周总理调我们七八个人去给北京饭店做设计，那么美术界另外有些人，就是江青那边的，他就汇报给王曼恬。”

王鲁湘：“王曼恬当时是负责文化部的。”

黄永玉：“然后组织这么一个画展，就是黑画展，把猫头鹰放进去，说那张画是给北京饭店画的。猫头鹰那张画有多大呢？有这么大（黄用手比划了一下，大概不到一尺），挂在北京饭店什么地方？你挂在厕所都太小。那么这张画是怎么回事呢？是我的一个朋友，就住在我家附近，穿拖鞋，拿杯茶就可以到他家去，叫做许麟庐，一个画家。”

王鲁湘：“许麟庐当年开和平画店的，又住在火车站旁边，大江南北的画家都到他家落脚，他也喜欢帮人。”

黄永玉：“我到他家去坐坐，他拿出一本册页，说南京有个朋友请北京的朋友画册页，一个人画一面。宋文治，当时不认识，后来认识的。他请你画一张。我说我还不认得他，画什么呢？我说给你画个猫头鹰吧。就这个猫头鹰。然后画完了，许麟庐再拿给这个画，拿给那个画，就转到王曼恬那里，把我送给宋文治的题款用纸盖住，就说是给北京饭店画的。这个太卑鄙了，太无耻了。当时我不在北京，为了创作北京饭店的壁画，我们出去旅行写生了。”

王鲁湘：“长江三峡？”

黄永玉：“到黄山，庐山到处去写生，然后到了年底，到了重庆，就开始传说了：北京有黑画了，有个人画了个猫头鹰，事情很严重。我一听还打哈哈，说那有什么了不起，猫头鹰我也画过嘛！”

王鲁湘：“您还不知道那个猫头鹰是您的？”

黄永玉：“不知道是我的，回到了北京知道了。我就赶快去告诉许麟庐，你不要说在你的家里画的，就说是你叫孩子拿到我家里画的，我自己画的，不要说是你给我出了主意，说画个猫头鹰，是我自己画的。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他那个家很大，有九个孩子。我呢家里，一对儿女，香港也有关系，我出了什么事，他们可以回香港嘛！问题不大。我说你那个资本家的帽子，又有九个孩子，你怎么受得了，是吧？结果过几天外调就来找他，幸好他没有事。”

王鲁湘：“我很好奇，您为什么要画猫头鹰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呢？”

黄永玉：“这个希腊雕塑里面有雅典娜女神，管艺术的，她肩膀上就站了一个猫头鹰，一只眼睁，一只眼闭。什么意思呢？智慧。这个wise man，聪明人，是吧？”

王鲁湘：“智者。”

黄永玉：“那么最后为什么没事呢？毛主席看到那个文件，汇报给他了，他就讲了几句公道话，他说黑画，用墨画的，怎么不黑呢？大泼墨嘛！”

王鲁湘：“哦，老人家幸好还懂。”

黄永玉：“大泼墨。这是第一句。第二句，毛主席讲，这个猫头鹰，画猫头鹰这个画家，很有生活，猫头鹰就经常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

王鲁湘：“您这个画还蛮符合实践论和反映论。”

黄永玉：“为什么我知道这些呢？王炳南后来告诉我的，王炳南他同我很熟，他说，有个好消息，就是这个那个的。我知道了，但我还不怎么相信，我就用了一个鬼主意来验证。我说我妈妈病了，希望我赶快回去看她。要是有事，还要开会，就不会批准我回去。结果批准我回来了。”

王鲁湘：“真的没事了？”

黄永玉：“没事了，回来了。整个猫头鹰事件就是这样的。”

事隔三十多年，听黄永玉先生风清云淡的讲述，除非当事者，又有谁还会体验到当年“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恐怖呢？他去许麟庐家的那番安排，天知道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担当。湖南人，湘西人，凤凰人敢做敢为的性格，一事可验！

前年，也就是2004年8月，黄老度过了他八十岁的大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记者问他：“八十岁在人生旅途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他回答：“两个字，倒霉！我常常想，我怎么一眨眼就八十岁了呢？感觉像自己的年龄被人给偷去了似的。我要是50岁多好啊！”对于年岁的增长，黄老表现出少有的惆怅。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这些年来老是收到朋友和熟人逝世的讣告，刚开始，有点忧伤，收到的多了，觉得荒唐，怎么就一个个都走了呢？唉！亲爱的黄老，您也许没有意识到，您是这群民国抗战过来的文艺人中年纪最小的，用您的话说，“那些比我还老的老头”们，遵循自然规律，可不是一个接着一个要先您而走吗？谁叫您那么小的年纪就一头闯进成人的江湖呢？谁叫您聪明与勤奋都绝世，少小成名，与前辈共享师尊呢？您注定是要孤独寂寞的。当您九十岁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民国画人，可能就剩您一人孤芳自赏了。

黄老也意识到他已是时间的穷人，所以他告诉我，为了专心致志写完他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他今后要慢慢戒掉画画和看电视。不过在我看来，要让黄老戒了这些生活中的乐趣，就如同要他戒烟，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有个好习惯，能使时间发生倍增效益。“我口袋里随时装个本子，看书的地方也放个本子，画画的地方也放个本子，楼上睡觉的地方也有本子，看电视的桌子上也有个本子，一切勾起我联想的我都随时记下来。想起一个句子记下来，想起一个人记下来，一件事，有趣，记下来。所以每一个人哪，他本身的能量都没有真正地发掘出来。人应该是有很多很多的能量，但是过了一辈子，可惜了许多能量蕴藏了，没有发出来。闲抛闲掷了。我就尽量利用自己这些东西。”

我说：“您这种活法真好，在生命中用乘法，结果回头一算，比别人多活了好几条命，而且条条命都精彩。划算。”

他说：“好多事情，取决于态度。态度不一样，结果不一样。你就说钱这个事，也是这样的，是吧？我进出门，我一定关灯，吃饭，一口米都不剩。我不是没钱，该花的钱就花，不该花的钱，绝对不花。”

我说：“您最近把您的一大部分的作品，都捐给了吉首大学，建了一个博物馆。在开馆那一天，您有一段话，让在场的人听了以后，眼睛都红了。您是怎么说的？”

黄老抽了口烟，把烟丝压了压，说：“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些东西既然捐给你们，律师就给我一个意见，按照国际惯例，就是捐赠人死了以后，这个受捐者看见他的家属后人经济有困难，要给予适当的照顾，帮助。我说这个捐赠是我们全家一致决定的，我们送给吉首大学，律师提出的这个条款，我就不写上去了。这是很温暖，也是很美的条款，我就不写上去了。我告诉我家里的人，一旦有朝一日你们真的没有饭吃了，你们饿得要讨饭了，你们讨饭的时候，应该离那个吉首大学的大门要远一点，免得影响到人家。”

我的眼睛也红了，湿了。一个凤凰人的侠气和骨气打动了我。

采访结束，黄永玉先生拍拍金毛犬的头（乖乖它一直趴着听到现在没动窝），蹭地就站了起来。这样的腿脚，叫人羡慕。

“走，去画室。”我们收拾好设备就跟着黄老来到了他的大画室。画室中央立着一根大乌木，“从长江江心捞出来的，不知有几千年了。”他介绍说。乌木足有三人合抱那么粗，全身布满坑坑洼洼，乌黑铮亮，矗在画室像根定海神针。墙上赫然挂着一幅六尺整纸的五彩凤凰，墨色犹湿。原来是老先生直播结束后回来新画的，晚上刘长乐和陈鲁豫要来山庄看望黄老，黄老特意准备的见面礼。这就是湖南人讲的礼数要到堂。

黄老走到画案前，裁开一张六尺整宣，说：“鲁湘，我给你写副对联。”

我喜出望外，连连道谢。他铺纸，倒墨，握笔，沉吟片刻，侧脸对我说：“今天我让你看我怎么写行草，我从来没有当着外人这么写过，你是第一个看我这么写字的人。”

只见他逆锋从纸的下端开始往上倒写，我一下就愣住了，这是哪个野路子的书法？而且，我也认不清他所书为何字何句？因为他写画出来的东西就像一道符箓天书，我完全不认识。见我惊讶，他很得意，写得更来劲儿了。一会儿工夫写完，命助手用磁铁将其倒挂到墙上，原来如此！纸倒过来后，但见苍劲古拙的两行行草大字，带着斑斑墨痕和阵阵墨香扑面而来：

人生岂得一知己

世间何止五车书

中午在酒店楼梯口同我的一席谈话，就变成了老人书写给我的联语。这种设计，用心良苦，天衣无缝，行云流水，古道热肠！谁道秀才人情一张纸？这张纸，微斯人，谁与归？

后记：

此为旧稿，系2006年11月18日在凤凰古城玉氏山庄采访黄永玉先生后所写，但一直未曾发表。一晃10年过去，先生已是九旬老人，越活越健朗，不仅小说写完，还在国博办了大展，且常作巨画，色彩绚烂无比。祝先生春心永驻，生命长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