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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科学性

2018-10-23孙永兴

学理论·下 2018年4期
关键词:现实性科学性

孙永兴

摘 要: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具有极大的科学性。这一论断的科学性首先来源于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相关论断的螺旋式上升;这一论断从内容上具备严密的逻辑体系,作为科学的理论足以指导科学的实践;这一论断是科学的,还在于“党是领导一切的”具备充分的现实性。

关键词:“党是领导一切的”;科学性;现实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8)04-0012-02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他把“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置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根本方略,具有极大的科学性。

一、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是对我们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我们说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是科学的,并不是说以往的相关论断或者理论都是不科学的。相反,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断是建立在前人艰辛探索成果基础上的,是对以往“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继承与发展。我们认为,这是习近平论断科学性的基础所在。

作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自创建革命根据地之初就开始了对执政规律的思考和探索,为以后创建社会主义国家,乃至我们目前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建设过程中,毛泽东敏锐地发现了革命政权建设中发生的忽视政府作用的问题,他指出:“党在群众中有极大的威权,政府的威权却差得多。这是由于许多事情为图省便,党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府机关搁置一边……以后党要执行领导政府的任务……执行的时候必须通过政府的组织。”[1]毛泽东看到了政权建设过程中严重忽略政府作用的缺陷,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是通过政府组织来执行党的主张,同时毛泽东认为党在群众中有权威是正确的,他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触及了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命题。

笔者掌握的最早的关于论述“党领导一切”的文献当数中共中央在1942年9月1日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份文件明确规定:“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2]这份文件将党“领导一切”与“一元化”并列提出,突出了党的领导的特殊重要性。应该指出,“党领导一切”这一概念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有其历史原因,同年10月西北局召开的一次会议有助于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在这次有毛泽东出席的大会上,贺龙同志指出,军队中出现了“军权高于一切或者‘三权鼎立的思想也就是闹独立的思想”[3],并对此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要求军队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彻底摈弃这些错位思想,要求在根据地党政军,实现党的一元化和统一化领导。这说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时期,在当时我们党内出现了党的领导弱化的现象,出现了军权高于党权的错位认识,这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党对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领导工作是完全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又多次阐发“党领导一切”的论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对“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有了新的认识。邓小平特别指出要不断改善党的领导,改变党的领导体制和领导方法,下大力气解决党的领导机关包办代替政府事务、政府包办企业事务的问题,但邓小平更强调这些改革的前提是坚持党的领导,认为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无法将中国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齐心合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将会成为一句空话[4] 。

“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的科学性来源于党长期执政经验的历史总结。无论是从1928年毛泽东提出克服政府职能发挥不够的缺陷、1942年提出“党领导一切”,还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提出改善党的領导体制和领导方法,到新时代习近平丰富和发展了“党领导一切”的论断,都是我们党认真分析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做出决策的结果。从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9月提出这一论断到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将其升华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第一条,历经75年时间。75年来这一重要论断经过不停的深化、反思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再经新的理论创新,经历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75年的历史凝练了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历史的积淀、实践的检验保证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

二、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内容的科学性

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有其科学体系,在内容上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一个论断如果没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往往会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产生偏差,当然也不能说是科学的。科学的理论必定能指导科学的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科学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这一论断的核心。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如果不能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领导一切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这将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危害,这在党的历史上已经有深刻的教训,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产生模糊认识,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敢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弱化问题比较普遍”[5]。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重申党是领导一切的基本观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成就,弱化党的领导的错误现象必须消除,必须从思想上和制度上牢固树立党的权威。

“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这是“党是领导一切的”重要保障。党要加强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要始终总览全局、协调各方,就必须有习近平所要求的这种能力和定力,用习近平的话说,“打铁必须自身硬”。为此,习近平要求必须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毫不动摇地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必须遵循党章的基本要求,进行严格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抓住关键少数,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特别重视处理两个重大关系,一個是党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二是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的关系。习近平旗帜鲜明地指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也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处于领导地位,在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同时,又“支持人大、政府、政协和法院、检察院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发挥作用。”这就深刻揭示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中包含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党是领导一切的”,是通过全面依法治国来进行的。“党是领导一切的”并不表明党要包揽和包办政府和司法部门的正常工作,也不会干涉这些部门内部的具体事务。这将有效地防止实践中“左”的或者右的错误的产生。与之相适应,习近平要求“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既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也是为了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从而提高效率。合并或者合署办公的前提是“职能相近”,并非对政府机关职能的包办和代替。

三、这一论断是科学性的,还在于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一切”具备充分的现实性

科学性还应体现在现实性上。作为一项治国理政的重要论断,如果不具备实现的基本条件,也不能认为这一论断是科学的,只能是空想。能否具备现实性也是“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所在。

我们说“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论断是科学的,首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已经具备了“领导一切”的能力,具备了“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这就使得“党是领导一切的”成为现实。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国情异常复杂,需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改革又进入了深水区,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也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共产党取得国家政权、获得领导地位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说明了党确实已经具备了领导一切的能力。我国目前在世界主要国家中经济增速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30%;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全社会的法治意识不断提高;文化事业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

我们党拥有数量巨大的党员和广泛覆盖全社会的基层党组织。没有这个基础条件,实现“党是领导一切的”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党员和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将党的意志贯穿始终,也只有通过广大党员和基层党组织才能动员和发动群众,实现党的政治目标。中国共产党目前有8 900多万党员,党员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截至2013年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就占据党员总数的41.6%以上;从基层党组织分布看,截至2013年,全国超过99%的城市街道、乡镇、社区(居委会)、建制村建立党组织;99.6%的机关单位建立党组织;90.7%的事业单位建立党组织;90.8%的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全国162.7万个非公有制企业也建立党组织,占非公有制企业总数的58.4%[6] 。数量较多的高素质的党员、分布广泛的党组织为实现“党是领导一切的”奠定了组织基础。

其次,党领导一切的现实性还在于党已经取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戴,人民群众自愿接受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建立在人民群众自愿接受的基础上的,这也是我们党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领导体制方面的根本区别之所在。由于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非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统治国家和社会的通常方法要么是赤裸裸的暴力,要么是采用多党制、两党制等欺诈手段。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的,永远存在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人民自愿接受党的领导。人民群众自愿接受党的领导,这和我们党具有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的使命感有着密切的关系。习近平多次强调,“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人民群众对于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我们党就进行自我革命。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开展了刮骨疗毒的反腐败工作,纯洁了党的肌体,获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2016年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人民群众对我们党的满意度已达91.5%[7] 。习近平还找到了永葆党的领导能力的重要方法,那就是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人民群众对党的领导的衷心拥护和热切期盼成为我们党领导力的动力之源。

再次,党领导一切的现实性还在于我们党找到了科学的领导方法,那就是全面依法治国,将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治国方略。我们党特别重视工作方法,注意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论党委会的工作方式》就是方法论的名篇。毛泽东提出的十二条工作方法,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习近平也非常重视毛泽东的这一名篇,专门批示各级党委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人要认真学习和研读。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毛泽东并没有对法治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习近平从方法论的角度坚定地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认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早在2015年习近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法律,党领导人民实施宪法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是党的领导力量的体现。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我们就是在不折不扣贯彻着以宪法为核心的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我们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8]依法治国与以规治党相结合,依宪治国和以党章治党相统一,将以规治党凝练为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我们党找到了科学的领导方法,从而为长期执政和“领导一切”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3.

[2]中共党史学习文献简编[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306.

[3]王天丹,王东紫.宝塔山下聚军魂——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部队如何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7-11-06.

[4]一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N].光明日报,2017-

10-28(5).

[5]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38.

[6]孙应帅.十八大以来党员数量结构不断优化[E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4-09-23)[2017-11-01].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923/c83850-25715399.html.

[7]中纪委.民众对党的满意度已提高到91.5%[N].京华时报,2016-01-15.

[8]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EB/OL].人民网, (2015-02-03)[2017-11-01]. 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203/c172467-264953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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