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怡 于师号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人间词话》这部文学批评作品融汇了中西文论，王国维采用了传统的词话形式，书中出现的“意”“境”等字眼亦在中国传统词话中常见，但王国维所谓“诗人之境界”“常人之境界”来源于19世纪德国美学家叔本华的形而上学的美学体系，[1]同时，王国维又在席勒等的接近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美学基础上，造成了其话语内部的矛盾和紧张。[2]因此，书中体例、格式甚而部分理论名词虽与中国传统词话相类，却不能仅凭中国传统文艺观解读。对李煜及其词作的评价不仅仅是作者的主观感想，而是基于王氏建构的文艺理论体系，分析《人间词话》中李煜的相关评述，既可加深研究李煜的文艺理论批评观点，也可作为探究王国维重要诗作理论的线索。

《人间词话》中可提炼出李煜相关评述如下：“神秀”“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赤子之心”“阅世愈浅，性情愈真”“以血书者”。[3]文章针对此作出深入讨论。

一、阅世说

王国维客观陈述了李煜的生存环境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3]李煜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词人，自小在宫中长大，接触人事单纯，故而保留“赤子之心”。后期经历家破国亡的遭遇，忍受流落异乡的痛苦，但他在思想上依旧保持“单纯”。宋太祖贬斥李煜为人为政的作风，却不免感叹其为：“好一个翰林学士！”[4]

“赤子”一词出处极多，《老子》：“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孟子》：“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5]《随园诗话》：“余常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6]中都有所体现。“赤子之心”古义为“童心”，但在这里，显然不仅有“童心”之义。王国维在《静庵文集》译的一段叔本华格言可作对此观点的补充：“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之所以将“赤子”与“天才”关联起来，是因为赤子的智力作用远远超过意志需要。[5]简单阐释即：怀着“赤子之心”的人思想较一般成人纯真，但在观察力上却善于发现和寻找，因此他们常怀着不掺杂任何利害需求的自由心境获得超乎常人的感受。

李煜怀有“赤子之心”，可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一）语言真。周济评李煜词“粗服乱头，不掩国色”。[7]以《虞美人》中的千古名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例，语言虽精炼，情思却通放，若辅以精妙的语言，反而会削弱词作的感人力量；（二）题材真。李煜词描写之物往往毫无矫饰，眼前是如何，词中便是如何。李煜前期作品《一斛珠》讲述了李煜与小周后的一次幽会，从女主人公化妆出场，到男女之间赴宴欢情，“微露丁香颗”“暂引樱桃破”“烂嚼红茸”[8]等词文尽显美人娇艳，不加掩饰；亡国后，李煜终日以泪洗面，词作有如沾血而就，寄托丧国之痛，终于令宋太宗忍无可忍，以牵机药酒了结后主性命；（三）情感真。叶嘉莹评李煜词作在用词造句方面常以其直感使用出气象扩大的字样，如《相见欢》词之“人生长恨”、《浪淘沙》词之“天上人间”诸句，正是因为李煜深入人类悲苦的核心，才能写出包容人世整体情感的诗句。[9]李煜的前半生耽于淫乐，词作中多为纵情娱乐的舒畅挥发，我们读不到感伤；后半生深悲极痛，我们读不到欢乐。他只是纯真地写着他从极乐到沉哀的一份直觉感受。

王国维如此评价李煜，实际上是肯定了李后主身上的“真”。《人间词话》中另有一篇词话云：“大家之作……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3]可见，王国维认为“真”是艺术批评的重要标准。但王国维对“真”的过度重视，也使他忽视了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李煜就像婴孩一般，他在词作中的情感深深感染着读者，王国维过度以“真”为标准而对李煜词作进行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文学作品需展现“真性情”这一观点的矫枉过正。

二、眼界说

《人间词话》中提出词至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对李煜在词作历史发展史中的贡献在此予以肯定。他认为，词史由李煜始才从伶工歌女之词升为士大夫之词。这一观点主要就李煜词作的题材角度评论。李煜前期诗作并未超越花间词一般题材的藩篱，或写雍容华贵的宫廷生活及醉生梦死的歌舞宴饮，或是沿袭传统题材的写男女的柔情蜜意，或是描绘离愁别恨；后期，在经历了国破家亡人散的人生遭遇后，李煜的词作内容转向国破家亡的深悲剧痛和抚今追昔的无穷悔恨[10]。李煜词作的最高成就便集中体现在他的后期创作之中。

李煜词作的后期成就变闺情艳词为雅正兴寄，拓宽了词作的内容和格调，使词作的文学地位大大提升，成为大家词派之滥觞。但这一历史事实具有历史偶然性，虽可称为李煜之“功”，却不可说是李煜之“劳”。“南唐后主”的身份赋予了李煜与平民迥异的人生轨迹，李煜的词作题材由此转向了国家层面，此是偶然，而非必然。无法好好地做一个才子词臣，却偏偏投胎为末代帝王，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使这位敏感多思的词人不堪忍受，终究以作词之机写就了他的极致感情。李煜的词作多着主观色彩慨叹个人际遇与人世茫茫，后期多抒发亡国之悔恨与悲痛，多寄个人哀怨，而鲜有家国远虑，与后期有所成就的一些爱国词人相比，李煜的词没有陆游《水调歌头》“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恨黯难收。”的英雄相惜、以古况今，没有辛弃疾破阵子《破阵子》“了却君王天下事，引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壮志难酬、抑塞不平。[11]文学界因此存在对李煜词作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之争。

成长环境的简单赋予了李煜“为词人所长处”，而复杂的人生际遇又使他“眼界始大，感慨遂深”。王国维认为这是李煜词作之所有如此成就的重要环境因素，由此可推据，王国维的阅世说与境界说观点一脉相承。这一观点受到了袁行霈的质疑。他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中所说：“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5]李煜之长在于他极尽纯真的态度映现了自己的际遇和真挚动人的情感，使人感同身受，但在题材上，他却难以跳出自身较为封闭的生活圈。

三、境界说

境界说是王国维《人间词话》论词的理论核心，王国维从《诗经》中拈出“境界”二字，认为古之兴趣说和神韵说仅仅“道其面目”，只有自己提出的“境界说”真正道及诗歌创作的本源，是衡量词高下、优劣的唯一标准。[5]

以《人间词话》中的一章为“境界说”作解：“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3]由这句话可提炼出诗词的三大评论标准：一、情景结合；二、情景须真；三、情感鲜活。王国维的这一境界说中脱离了传统文艺词论的窠臼，且有理有据，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以王国维对李煜的评价为例，“神秀”两字可表现他对词人的肯定：神秀可指以赤子之心体现的真性情、真感慨所具有的“内美”，[3]王国维认为李煜的艺术创作质地天真，丰神俊美，已达最高境界。以下是对李煜词作展现的“境界”的评析。

古往今来，在诗词中表现个人情感的作者不计其数，为何王国维却对李煜如此推崇备至？

首先，李煜取典型之物象，绘朴素之真景，无论是触景生情，还是融情于景，都令读者震撼、动容，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乌夜啼》中的“烛残漏滴频欹枕，起坐不能平。”[12]是实景，以夜不能寐的场景，暗刻降宋后的囚旅境况，此为境界之扩大；《望江南》中的“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12]是虚景，以梦中所见昔日之繁华景象，衬托今日之孤戚生活，此为境界之烘托。李煜将真情实感融于虚实情景之中，使得自身呕心沥血，凄惨戚切的情感体验成为读者可以触摸和感受的境界，由此获得词作的不朽生命力。

其次，李煜在词作中抒发的个人情感具有博大境界。第一，以周颐的“重、拙、大”[13]为理论基础分析（这里的“重”指的是沉郁深厚的情感所体现出的气格），李煜由于经历了人世最深沉之悲痛，后期词作中常抒发亡国之痛和忧民之思，《望江南·多少恨》中的“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14]句寄托对繁华故国今宵不在的哀婉；《菩萨蛮》中的“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14]抒发对故人的思怀；《浪淘沙》中的“独自暮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14]表达亡国的悲痛……其词作中的情感真挚深沉,有如啼血而就；第二，词中情感虽由一己经历触动，但真实深切的感受在读者们的眼中却不仅限于亡国之君的哀愁，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体验，读者们从词作中获得共鸣，并常读常新。李煜词作常以寻常可见的物象，如“断续寒砧”“寂寞梧桐”“落梅如雪”[14]等作为烘托情感的工具，这些诗词中常有的典型物象成为词人烘托情感，寄情于物的联系工具，也成为读者可以感同身受的物象媒介，最为典型的便是《相见欢》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14]一句，这句话以糅杂在一团无法理清的丝线一般的实物来暗比为心中的离愁思绪，以实物衬虚情，更加鲜明地体现出心中无法言表的情感；李煜的思想情感之所以如此感人，还得益于他对永恒及普遍的物象的运用。“自是人生长恨水 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14]等句均具有“春水”这一物象，“春水”一词的出现，使词作立现辽阔奔腾的动态之美和浩然之气，且“春水”寄托人对春的哀思，隐喻人伤心欲绝时内心的情感崩塌，读到这些词句的人不具有和李煜一样的命运，却经历过类似的人生体验。这就是李煜词作具有普遍意义情感体验的原因。但王国维对李煜“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这一评价言过其实，李煜情感之真实与深沉，与自己的主观经历密不可分，其情虽包含世人的普遍情感，但在悲悯众生的思想境界上显然不能与释迦和基督相提并论。

陈寅恪评王国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15《]人间词话》这本文艺批评作品带有王国维的个人主观色彩，尤其对于其中有关李煜的词评值得作出探讨及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