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炳飞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由冯小刚执导，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在2016年11月18日首映。影片讲述的是一位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多要一个孩子，和前夫假装离婚，但是她的丈夫却假戏真做，娶了另外的女人，因此状告前夫的背信弃义；在前夫宣称她是潘金莲后，为了澄清这句话，李雪莲又连续十多年，在每年人大开会期间，前去北京告状，却没有得到解决的故事。

叙事的范围不仅是小说，一部电影、一张画、一首乐曲、一段历史都在叙述某个事件。电影叙事的时间和空间是不可分的。电影叙事的空间转向从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地志空间的改变和对比，人物主人公的心理和社会空间的变化。以往的叙事理论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大都重视以时间为主的线性叙事，而忽略了空间叙事。早在1945年，约瑟夫·弗兰克就在其论文《现代文学中的空间形式》中论及空间形式。随后，另外一些叙事学家也开始涉足空间理论，比如西摩·查特曼提出了“故事空间”和“话语空间”。其他批评家比如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加斯东·巴什拉的《空间诗学》、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和福柯的《论其他空间》等，为空间叙事理论增瓦添火。电影叙事空间框架的建构,“以自然物理空间作为轴心,包括电影叙事的主体空间的定位与内容编排中空间链的排列组合两个方面。”[1]自然物理空间，也就是加布里尔·佐伦所提出的“地志空间”，加上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观念，笔者试图从地志空间、社会空间两方面来论述《我不是潘金莲》的空间叙事艺术。

一、《我不是潘金莲》的地志空间

电影叙事空间就内容而言，则可引用加布里尔·佐伦的地志空间论。佐伦认为地志空间是作为静态实体的空间,“它可以是一系列对立的空间概念（如里与外、村庄和城市）,也可以是人或物存在的形式空间（如神界和人界、现实与梦境）。”[2]

在《我不是潘金莲》中，导演冯小刚用直接的圆形和方形画幅指出了两个地志空间：圆形画幅中的故事发生空间是李雪莲的老家，那个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古镇。她住的房子是木结构的，窗子是刻着传统文化图案的木窗。临窗的是笼罩细雨蒙蒙犹如一江春水的小河。在她家边上，养着一头牛，这是典型的古老乡村图景。

方形画幅中描述的地志空间则是一个金碧辉煌的现代都市。在李雪莲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赵大头带他游览了北京城。对着袖珍型的高楼林立的繁华市区，他说这是“曼哈顿”。随之，他又带她见识袖珍型的美国白宫，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除了这些世界闻名的大都市图景，我们也见识了北京城的辉煌。在赵大头工作的宾馆，因人大代表的入住，警卫森严。在人大代表讨论的会议厅，那长长的红地毯，整齐划一的桌上杯子，无不体现这个空间的庄重和肃严，暗示着这个空间的权力和规则。

冯小刚导演把这两个地志空间并置和对比，突出他们的差异和象征意义。这两个空间突出了两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冯小刚曾说李雪莲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他采用圆形屏幕是因为“宋朝时期就有很多圆形的画，特别中国，李雪莲生活的古镇也特别山水，圆形可以表达这种诗意。”虽然画面如诗，李雪莲的形象却代表了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即冯小刚导演所说的人情社会。但是入京之后采用的是1∶1正方形画幅，体现的是严肃的官场，法制的社会。方形意味着北京充满着规则和权力。李雪莲的上访不在这个规则之内。第一次，借助赵大头的泄密，她才能拦下首长的车子；接下来，她就不可能顺利进入这个权力中心。在例行检查入京人员时，李雪莲因为没有证件，虽然重病，也被警察带走，放在临近的一个小镇医院里。李雪莲的世界，是一个圆形的世界，一个蕴含着中国乡土风情画的世界，她无法融入到那个方形的世界。

二、《我不是潘金莲》的社会空间

李雪莲没能告状成功的原因在于她的社会空间，她是无依无靠的老百姓，她所面对的是一个官场，一个主宰老百姓生活的官场。在1974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空间由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组成。[3]

李雪莲，一个贫穷、单身的农妇，她的社会空间是普通老百姓。而那些官员则是高高在上的管理阶层。那些官员都没有真正地在乎她的离婚诉求。虽然在李雪莲第一次上访时，成功地拦住了一位首长的汽车，述说了她的遭遇，但是在那位首长在大会上讲了“小白菜”即李雪莲的这个例子后，李雪莲所属的那个省的省长，免除了市长、县长和法院院长的职务，却没人彻底为她平案。以至于在随后的故事中，这些官员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极力阻挠她的上访，他们中没有一个正视她的痛苦。这些官员，穿着风度翩翩的长外套，表明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县长史惟闵，为了逃避李雪莲的告状，和秘书交换了外套，从后门逃走。比如，为了请李雪莲吃饭，县长首先想着的是豪华的宾馆，而市长为了显示自己的亲民，特意跑到李雪莲的老家。在古老的煤油灯前，雪莲摊牌，因为听了自家的牛的话，她决定不上诉了。可是在场的所有官员都认为这件事匪夷所思，认为她没有说真话。为了防止她去北京，派了四个人全天候地监视她。

李雪莲所代表的文明是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即人情社会。在这文明中，人与人之间是由血缘和亲情关系组成。雪莲在故事的开头，拎着一桶香油和一些腊肉，来找法官王公道，并且攀着拐了几个弯的亲戚关系，希望王公道能帮她忙。李雪莲坚持前夫欺骗了她，他们的离婚是假离婚，不过是这个古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诚信的体现。李雪莲固执地认为她和前夫之间的口头协议有效。法院应该判断他们的离婚是假的。但是在王公道看来，既然他们已经有离婚证，他们的离婚就是真的。在现代社会，人们离开土地，奔向现代文明的都市。如席美尔所认为的，金钱成为了人们所追逐的目标，代表着金钱的货币和其他一些各式各样的证件，成了人与人交往的符号象征。[4]人们不再关注事件的真相和本质。

在赵大头的帮助下，他们踏上了北上的路途。在赵大头虚情假意的求婚下，她以为找到了真爱，决定放弃告状。可是，这样的一个改变，却被官员们认为是笑话。在李雪莲听到赵大头找上她是为了他的儿子工作的转正后，她彻底绝望。她生着病，前往北京。因为没带证件，被警察送到离京一小时路程的小镇。因为没钱，被医院的员工带到北京，找到李雪莲的表弟，让他还钱。可是，就是在这农贸市场，那些来自光明县的官员，告诉她，她的前夫意外死亡了。李雪莲的世界彻底崩溃；那些官员们彻底安心。没人关注她的心理绝望。她想在一家果园里自杀。那位果园主人的劝阻，虽然荒诞，却有效阻止了她的自杀。“人不能吊死在一棵树上。”只有底层人民的话，才能缓解她痛苦的心理。她舍弃了家乡，留在了北京。在北京火车站边，开了一家小吃店。在故事结尾，前一任县长史惟闵来到了李雪莲的小店。被免职后，史县长开办了一家小厂，恢复了普通人的身份，穿上了普通人穿的服装。只有当他成为普通人后，他才得知李雪莲如此执着的原因：不是房子，而是孩子。

从李雪莲的放下自杀，告状的真相的最后呈现，从中可以得出李雪莲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底层。底层人民的痛苦，没有得到官员们的人性关怀。只有当大家都成了普通人，从平民视角出发，李雪莲才得到最后的解脱，回归到普通人的生活中。自她决定留在北京，开一家小吃店，可以推断出她也放弃了农耕文明。她的烫发和新的穿着不再蕴含着乡土气息，只是体现着普通都市人的衣着。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中指出：“一部小说，一首诗，一幅画，一支乐曲，都是个体，也就是人们不能区分其中的表达和被表达的东西、其意义只有通过一种直接联系才能理解、在向四周传播其意义时不离开其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存在。”[5]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的空间叙事，把时间和空间紧密结合。从影片的地志空间、社会空间出发，《我不是潘金莲》的主题得到了更深化的描述和分析，电影人物李雪莲的形象更加立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