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摘 要：以过去50年（1966—2016年）发表的493例古纸（两汉到明清）纖维鉴别结果为研究对象，利用统计学方法，探究了3个方面的问题：①古纸鉴别结果是否以及如何支持造纸原料的历时性变化？②不同时期内的造纸原料在使用程度和多样性方面有何不同？③造纸原料在古纸中的使用比例是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造纸原料的种类和数量存在非常明显的历时性变化，且原料多样性的显著增加首次明确出现在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多样性程度更高。最后，从统计学角度估算了同一时期不同类别原料以及同一种类原料在不同时期的出现概率，前者为已知年代古纸的纤维鉴别提供参考，而后者有助于对纤维种类确定但年代未知的古纸进行断代。

关键词：古纸；纤维原料；历时性变化；基尼辛普森指数；置信度

中图分类号：K876. 9； TS7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80/j.issn.0254508X.2018.01.006

Temporal Change of Fiber Raw Materials Used in Ancient Chinese Papermak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LI Tao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 Jena， Germany， D07745）

（Email： taoli@live.com）

Abstract：Fiber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493 ancient （Han to Qing dynasties）Chinese handmade 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1966 and 2016， were collect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addres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Does fiber identification support a temporal change in the use of fiber raw materials in ancient Chinese papermaking？ How did the applications of different fiber raw materials and the diversity of fiber raw materials vary from one period to another？ Is there a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iber sources？ The findings showed a very clear temporal change in fiber raw materials （in terms of both types and quantities） and suggested that the diversity of fiber raw materials increased dramatically for the first time during the Song， Jin， and Yuan dynasties and was even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follow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pplication probabilities of different fiber raw materials within the same period and application probabilities of a certain type of fiber raw materials through all periods were estimated at three different confidence levels（80%， 95%， 99%）. The former would provide reference to the fiber identification of dated ancient Chinese handmade papers， while the latter could help estimate rough periods at certain confidence levels for ancient papers in which the fibers used were identified.

Key words：ancient Chinese handmade papers； fiber raw materials； temporal change； GiniSimpson index； confidence level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从事造纸活动的国家。早至汉代，古人就已经有意识地利用自然界中的某些植物纤维进行纸张的生产，并逐渐开发出一套工序复杂、耗时久长、主要由手工完成的制浆造纸体系。这种手工造纸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前后有两千多年历史。无论史书典籍中的记载，或基于对现存传统工艺的观察，都明确无疑地指出古代造纸的复杂性，且这种复杂性不仅体现在流程的繁杂上，也反映在工艺上的多变以及纤维原料的多样性上。大量的调查报告表明，单凭一两个人的时间、精力、技术，想要完成全部的造纸过程十分困难，造纸往往是一个群体性参与（例如以家庭或村落为生产组织）同时带有（明确）分工和个人技能专业化的过程，并且有许多主观（如对经济利益的寻求）和客观（如原料植物的区域性分布和季节性生长）的因素影响造纸生产的开展和发展[1]。此外，一些社会和文化因素也影响造纸生产，增加了造纸活动的复杂性。例如，1980年，Kern认为意识和记忆的储存是纸张生产影响社会的一个重要方式，因为造纸者有能力并有充分的机会将自我的个性特点赋予生产的纸张；2009年，Hubbe和Bowden提出，在增加收入的同时，造纸生产有利于拉近群体成员关系，促进专业分工并推动社会的分层[1]。总而言之，造纸正是因上述复杂的因素很快地走向了流程化、专门化和专业化，并很容易演化出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在空间和时间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造纸与其他手工业生产（如陶器或金属器的生产）有诸多相似之处。

很早以前，有学者注意到我国古代造纸活动在时间[2]和空间[3]上的变化和演变。对造纸原料在时间序列上演变规律的探讨尤其要早。例如，1973年钱存训先生发表文章，在分析史料的基础上，主要梳理了我国古代造纸原料演变的时间线，总结了不同时期和阶段产生变化的需要、动力和诱因。该文对造纸原料历时性变化的看法较为系统和全面，代表性的主张[2]包括：大麻（hemp，Cannabis sativa）很可能是最早使用的植物纤维（开始于西汉），其他种类植物纤维应用于造纸的开始时间晚于大麻，如东汉时期的构树（paper mulberry，Broussonetia papyrifera）、晋代的藤（ratten，Calamus rotang）、唐代中期的竹（bamboo，Bambuseae）以及宋代的禾草类（主要指水稻和小麦的茎秆，stalks of rice and wheat）；唐代之后大麻不再被大量使用，藤类至宋代早期因过度消耗而衰落，其他种类的植物纤维则一直沿用至现代；利用竹纤维造纸的最早时间不晚于中唐或8世纪后半段，且最早产生于广东，至宋代时传入浙江和江苏。除上述观点外，钱存训还分析并评述了其他纤维原料用于造纸的若干史料，并提出：水稻（rice，Oryza sativa）和小麦（wheat，Triticum aestivum）的茎秆可与其他原料混合制作纸张；历史上海苔（seaweed）或丝绸是否单独用于造纸需要存疑，但不排除其与其他纤维混合造纸的可能；棉纤维是极好的造纸原料，但主要用于纺织业，在造纸中很少使用；一些文献中提及的所谓“棉纸”，实为构皮纸。

钱存训以详实史料为基础，并部分结合考古发现，最终呈现出的动态画面非常有助于理解我国古代造纸原料的演变过程，对古代造纸工艺研究甚至古纸分析起到很好的参考作用。因此，钱存训的基本观点也被广泛引用和认可[45]。钱存训的研究结果发表之时，适逢国内考古不断取得新发现，科技史工作者、造纸专家和考古学者开展或参与研究，推动了更多的史料考证和古纸分析工作的发展。这些工作涉及大量有较明确纪年信息的古纸样本，其检测结果从不同角度论证、补充和完善了钱存训的观点。仅以公开发表的研究为例，代表性的百科式编著书籍有《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1998年，科学出版社）[5]、《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造纸与印刷》（2005年，大象出版社）[4]和《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2006年，山西教育出版社）[6] 三部，另有其他数百篇学术研究性论文，共涉及古纸样本五六百件。那么，在古纸分析数量达到现有规模的前提下，已有的检测结果是否以及如何呈现出造纸原料的历时性变化？分析已经发表的古纸检测结果，对纸张的纤维种类进行历时性的变化研究，首先可以从相对客观和定量化的角度，揭示长时间段内较普遍的纤维原料使用规律（如造纸工匠在同一时间段倾向于选择哪一种造纸原料？这种倾向性的选择是否随着时间发生变化以及如何变化？），了解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或阶段所发挥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在古纸样本足够多、年代信息清楚的前提下，对检测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有望在更加精细的年代框架内发现新的线索和信息，帮助理解纤维原料更替和变化的过程（如从长时间的变化轨迹看，原料的更替过程是渐进的还是突然发生的？哪一个时间段的变化最为剧烈？）。最后，假设纤维原料的种类在时间上具有明确的规律性，且统计分析发现同一种类的纤维原料在不同时期古纸中出现的概率存在显著性（即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异，则这些差异将为古纸的纤维检测分析（甚至于古纸年代的推断）提供很重要的参考。本课题的数据分析和结果讨论围绕上述3个方面展开。

1 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

鉴于本课题探讨的是古纸原料的历时性变化，在选择样本来源和收集数据时，始终将目标放在那些已经公开发表的、有明确纤维鉴别结论并且古纸本身具备较明确年代信息的研究工作上。2010年前后，笔者曾按照上述方案进行过初步的数据收集和尝试性的数据分析，并于2010年4月前，收集到387例古纸纤维的鉴别结果，涉及大麻、苎麻、构皮、亚麻、桑皮、檀皮、竹、稻草、麦草等十几种纤维的基源植物[7]。最近，这个鉴别清单的样本数被修正并扩大到493例，所有涉及的研究均发表于过去的50年中（1966—2016年），并全部以中文撰写。数据的收集工作从《中国科学技术史：造纸与印刷卷》和《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两部著作开始，因为此二书的作者（潘吉星先生与王菊华先生）主持或参与了诸多古纸样本的鉴别分析，书中各自收录了上百个分析样本。在笔者收集的Excel电子表格数据库（如有读者对该表格感兴趣，可联系本文作者获取）中，近50例和260例的鉴别结果分别来自上述二书（总和占到样本总数的58%）。将上述（以及其他）鉴别案例录入到Excel表格时，主要记录以下3方面信息。

（1）样品的年代或时期。目前经过分析的最古老纸张样本可上溯至西汉时期，为本课题关注的最早时期。另外，本课题主要关注传统手工造纸工艺，因此清末及之后引入的机器制浆及相应的原料变化（如针叶木和阔叶木的开发和利用）暂不纳入研究范围。基于以上两点，研究纸样的年代为公元前202年到1911年的2100余年间。在实際数据采集中，可以精确到年份的古纸样本极其罕见。一小部分样本的年代范围稍窄（数十年），但大多数样本只能明确其大致所属的时代（跨越数百年）。因此，按照其年代信息，将每一个样本划分到以下对应的时期：两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9年）；隋唐（公元581—907年）；宋金元（包括辽和西夏，公元960—1368年）；明清（公元1368—1911年）。这种划分历史时期的方式与钱存训的基本一致。

（2）原始的纤维鉴别结果，亦即各报告、书籍、期刊论文中所发表的纤维鉴别结论。有极少量样本的鉴别结果（或鉴别结果的解读）存疑或存有争议，如潘吉星先生鉴定东晋书法家王羲之《雨后帖》和王献之《中秋帖》均用竹纸（潘先生本人对此二帖的年代存疑，认为可能是北宋之后的临摹品或伪造品）[8]，但学界更普遍的看法认为竹纸直到唐代才出现[9]。在最终的古纸纤维鉴别数据库中，此类样本数量很小（以竹纸为例，唐代以前仅2例），远远不足以影响对造纸原料历时性变化的整体理解。因此，对这些样本及鉴别结论，本课题不作区别和评述，权且以原报告为准。

（3）根据古纸纤维的鉴别结果，划分其基源植物的种类。客观来讲，不同学者鉴别古纸纤维的方法和依据有所差别，鉴别的程度也通常不同，如有的研究只将纤维的基源植物区分到大的种类（麻类、树皮类、竹类），而另外一些工作则确定出纤维的来源植物（如大麻、苎麻、亚麻等），甚至混合浆中不同纤维的比例。为统一分类标准并确保所有鉴别结果的可比较性，本课题将古代造纸纤维的基源植物划分为5大类：①麻类，包括纤维被确定为麻类、大麻、苎麻、亚麻或黄麻的所有纸样（177例）。麻类与其他种类纤维混合制作的纸样，无论纤维比例如何，都不计在此类中。②树皮类，包括基源植物被确定为树皮、构皮、桑皮、檀皮、三桠皮等的所有纸样（133例）。非树皮类纤维制作的纸样，无论其纤维比例如何，都不计在此类中。③竹类，所有被确定为竹纸或竹浆的纸样（93例），不包括以竹类纤维为主或为辅的混合纤维纸。④禾草类，包括稻草、麦草或蒲草制作的纸样（6例），其他纤维与禾草类纤维混合造纸的情况不计入此类。⑤混合类，纸样由2种或2种以上纤维制成，均归于此类（84例）。此类中的纤维组成比较复杂，但大多数情况下以某一类或某一种纤维为主，其中，以麻类纤维为主的纸样有8例，以树皮类纤维为主的33例，以竹纤维为主的19例，以禾草类纤维为主的5例，以棉纤维为主的4例，以及木浆和化学浆为主的3例。由于混合类中每一种类型的纸样数量较少，本课题暂不对其进行统计分析（如计算在某一时期内的出现频率和概率）。

当Excel电子表格数据库录入完毕并完成上述基本统计（结果见表1）后，进行以下计算分析：

（1）计算不同时期内（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清）5大类（麻类、树皮类、竹类、禾草类和混合类）植物纤维所制作纸张（以下称植物纤维纸）的绝对数量，并据绝对数量制作条形图组。单独的一个条形图可以直观地显示出某一类植物纤维纸在一定时期内的出现频率，而条形图组则从整体上反映原料种类以及植物纤维纸的历时性变化趋势或规律。

（2）计算5个时期内，植物纤维来源的使用程度和多样程度，使用程度可以反映某一时期内是否存在过对某一类纤维的过度依赖，而多样程度反映该时期内原料是否以及如何多样的问题。本课题采用基尼辛普森指数（GiniSimpson Index，计算方法参见文献[10]）探讨某一时期内植物原料的使用程度和多样性问题。该指数的计算数值在0和1之间，数值越小（越接近0），说明某时期内的造纸活动特别依赖于某一类植物原料，不同类植物原料的使用很不均衡，原料的多样性程度很低；数值越大（越接近1），说明原料的多样性很高，且不同类植物原料的使用接近均衡。最后，5个时期分别计算得出一个唯一的数值（基尼辛普森指数），根据该数值及其在80%、95%和99%置信度下的误差范围，画出子弹图（bullet graph）。通过子弹图，可以确认不同时期内造纸原料在种类和数量上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的可靠程度。

（3）将每一時期内的分析纸样数作为样本库（两汉24、魏晋南北朝83、隋唐98、宋金元120、明清168、合计493），计算5类植物纤维纸（麻类、树皮类、竹类、混合类、禾草类）在每一时期中出现的频率（即所占比例）以及在80%、95%和99%置信度下该比例的误差范围。此外，将每一类植物纤维纸的总分析数量作为样本库（麻类177、树皮类133、竹类93、混合类84、禾草类6、合计493），计算某一类植物纤维纸在不同时期内出现的概率（即比例）以及在80%、95%和99%置信度下该比例的误差范围。根据以上分析结果制作两组子弹图，第一组子弹图有助于了解相同时期内不同植物纤维纸出现的概率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可靠程度；第二组子弹图则揭示出某一类植物纤维纸在不同时期内出现的概率差异以及这种差异的可靠程度。鉴于禾草类纤维纸仅6个样本，在两种分析中的统计误差较大，因此本课题未收录其分析结果。

2 结果与讨论

2.1 造纸原料具有明显的历时性变化

图1为从西汉到明清的5个时期共计493例纸样，按照其原料类别和不同植物纤维纸的数量，以条形图组的形式呈现的分布趋势。每一个条形图的高度代表着一类植物原料在相应时期内的出现频率。由图1可以看出造纸植物原料的历时性变化比较明显，有一些规律可寻，可具体总结为以下几点：

（1）两汉到隋唐，同一时期内麻类纤维一直是使用频率最高（80%左右，以所占百分比计，下同）的造纸原料，其优势几乎是压倒性的。但是进入宋金元时期，麻类纤维的重要性显著降低（骤降至10%以下），地位让步于树皮类纤维。从长时间段的变化来看，宋之前及之后的造纸在原料使用方面有两个明显改变：对单一原料（麻类）的依赖程度下降；原料的多样性（即种类）增加。

（2）两汉时期，基本不见树皮类纤维纸。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树皮类纤维纸的比例（或出现频率）增加到15%～20%，地位仅次于麻类纤维纸。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宋金元时期结束。宋金元时期是树皮类纤维用于造纸的最鼎盛阶段（出现频率60%以上），首次超过麻类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造纸原料。明清时期，树皮类纤维纸的出现频率急剧下降至15%左右。

（3）有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竹纸[5]。从本课题证据看，这一时期确定为竹纸的样本数量极其有限（仅2例，占同时期分析纸样总数的2.5%）。稍后的隋唐时期没有发现使用竹纸的证据。竹纸第一次以较高使用频率出现发生在宋金元时期（大约占这一时期纸样的15%），而到了明清时期，竹纸样本的比例已经超过40%，成为使用最多的造纸原料。

（4）在全部493例纸样中，确定为禾草类纤维纸的仅有6例，且没有明显的增长或递减规律，也无法从统计学角度进行评估。从整体情况看，在所有分析的纸样中，禾草类纤维纸始终不是原料的首要或主

要选择。从原料获取的角度考虑，水稻[32]或小麦[33]至两汉时已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非常普遍的种植，蒲草更是我国境内广泛分布的野生植物。因此，在如此长的时期内，禾草类纤维纸始终保持很低的出现频率，与其原料是否丰富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无关，而更可能反映的是使用原料的习惯。本课题收集的纸样基本为文书、书籍、书画用纸，对材料的性能要求相对较高，而纯禾草类制成的纸在外观和性能上一般较差，这可能是禾草类纤维纸出现频率很低的真实原因。当然，这也表明，数据库中的现有纸样本身或许存在取样偏差（sampling bias）。

（5）将2种或2种以上植物纤维混合起来用于造纸的行为在两汉时期就出现了，但在宋代以前，用于混合的纤维种类比较单一（一般只见麻类和树皮类纤维的混合），且混合类纤维纸的出现频率一直极低（2%～4%）。进入宋金元时期，不同种类纤维混合的情况更加普遍（14%），可以看到麻类、树皮类、竹类、禾草类自由混合的案例。到明清时期，混合纤维纸的比重扩大到36%，地位仅次于竹纸。混合纤维纸在种类和数量上的这种历时性变化，固然有人为主观选择的因素在内，但更主要的推动力应当是源于纸张高度需求和单一原料（如麻类或树皮类）的逐渐匮乏。

2.2 原料多样性与时代早晚的关系

如果將“有”或“无”作为判断标准，可以看出宋以前的原料种类明显少于宋以后。这种原料种类的多少在一定程度可以反映当时造纸工匠所面对的原料多样程度，亦体现他们在选择上的灵活性。不过，仅仅依靠“有”或“无” 容易做出武断的判断，因为必须考虑样本库不完备这一事实。基尼辛普森指数较好地弥补了上述缺点。它同时将原料的种类和不同种类原料的比例考虑在内，通过一个介于0和1之间的数值，反映不同时期内原料的多样性和不同原料之间的均衡问题。5个时期内的基尼辛普森指数及其在80%、95%和99%置信度下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如表2所示。

图2是根据表2制作的子弹图，子弹图中间的横线代表该时期基尼辛普森指数的计算值，由粗到细的3条竖线为80%、95%和99%的置信区间。图2中，一个大概的趋势是基尼辛普森指数随着时间从早到晚而不断增大，两汉与明清的基尼辛普森指数在数值上相差超过一倍。两汉时期的基尼辛普森指数最低（0.29），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增加至0.36。隋唐时期的基尼辛普森指数仅有稍微增长（0.37）。从数值看，两汉到隋唐，基尼辛普森指数始终较小（低于0.4），且增加幅度不大，表明这3个时期内造纸原料的多样性较低（即纤维原料种类较少），且原料种类的比例不均匀（主要指使用某一种或某一类纤维）。此外，这3个时期的基尼辛普森指数虽然整体呈递增趋势，但有99%的可能性它们在指数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即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这表明，这3个时期内的原料多样性和对原料的使用程度没有本质区别。基尼辛普森指数的骤然升高首次出现在宋金元时期（达到0.57），至明清时期达到0.66，说明这两个时期内原料的种类和多样性显著增加，并且不同种类原料的使用比例也更加均衡；换言之，造纸工匠不再依赖某一类或某一种纤维，不仅扩大了原料的来源，同时不同原料的使用比例也有明显的增加。根据子弹图，可以确信，宋金元时期的基尼辛普森指数显著高于之前的3个时期（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而明清时期的基尼辛普森指数同样在99%的置信度下高于宋金元及其之前时期。这说明宋金元是造纸原料多样性增加的时期，而明清时期的增加幅度更是高于宋金元时期。

2.3 不同类别纤维原料的出现概率

为了了解不同时期内造纸原料的使用情况，通过基尼辛普森指数指示出原料种类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两条基本结论：①中国古代造纸原料的确有历时性变化，且这种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②同样（此处指同一类，下同）的造纸原料在不同时期内的使用频率（或使用程度）有差异。这两个发现随之引出新的思考：倘若以出现概率计量，造纸原料的这种历时性变化是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别？如果某一时期内不同原料之间的出现频率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别，则这种差别将有助于研究者在一定的置信度上推测该时期古纸可能的原料种类；假如同样的原料在不同时期内出现的频率存在统计意义上的差别，那么，当研究者通过纤维鉴别确定古纸的原料种类后，可以参考该原料在不同时期内的出现频率，至少从统计学的角度为古纸年代的推断提供线索。

图3比较了两汉到明清麻类、树皮类、竹类和混合类纤维纸在同时期所有纸样中的占有比例（或出现概率）。由图3可以看出，①两汉、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麻类纤维的出现概率很高，在同时期纸样总数中接近或超过80%。在80%的置信度上，麻类纤维纸在两汉的出现频率要明显高于魏晋南北朝与隋唐时期，而后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区别。宋金元和明清时期，麻类纤维纸出现的平均概率只有4%～8%左右。②树皮类纤维纸在宋金元时期的纸张中出现概率最高（62%），可以肯定其出现在宋金元时期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时期。其次是隋唐时期（21%），魏晋南北朝和明清时期大概在15%左右，两汉时期最低（几乎没有出现）。③在99%的置信度上，可以确定明清时期竹类纤维纸的出现概率最高（43%），宋金元时期次之（15%），两者均远远高于其他时期，魏晋南北朝的出现概率低于2%，两汉和隋唐时期均几乎没有出现。④混合类纤维纸的情况与竹纸类似，可以确定，明清时期出现概率最高（36%），宋金元时期次之（14%），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出现概率低于4%。

图4比较了麻类、树皮类、竹类或混合类纤维纸在所有时期同类纸张中的占有比例，通过各个时期植物原料的使用证据体现某一类纤维纸在不同时期内的出现频率。图4结论与图3中得出的一致：①从纸样的整体分布情况看，麻类纤维纸最常出现在两汉到隋唐期间，隋唐时期最高（概率42%），可以80%确信其概率高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37%。两汉时期的出现概率为11%，而宋金元和明清时期使用麻类纤维纸的可能性则降到了最低（4%～6%）。②树皮类纤维方面，宋金元时期具有最高的出现概率（56%）。明清时期降到了19%，与隋唐时期的出现概率（16%）相比，没有明显区别，但都明显高于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③明清时期出现竹类纤维纸的概率最高，接近80%，其次是宋金元时期（19%），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出现竹类纤维纸的概率接近0。④混合类纤维纸与竹类纤维纸的情况十分相似，同样是明清时期最为常见（73%），其次为宋金元时期（20%），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出现混合类纤维纸的概率仅为1%～4%。

在古纸样本的大致年代已知的前提下，图3的分析结果有助于在一定的置信度上预测纸样可能的纤维种类（如两汉到隋唐时期使用麻类纤维纸的概率超过80%；宋金元时期使用树皮类纤维纸的概率超过60%；明清时期使用竹类纤维纸的概率超过40%等）。如果是年代未知的古纸样本，其纤维种类经分析明确后，可以根据图4的分析结果推测可能的年代（如麻类纤维出现在隋唐时期的可能性最高，其次是魏晋南北朝和两汉；树皮类纤维出现在宋金元时期的概率超过50%，其次是明清或隋唐；竹类纤维纸出现在明清时期的概率接近80%，其次是宋金元时期等）。当然，必须指出，图4中的概率估算依赖于现有样本数量和样本中不同时期植物纤维纸的比例。现有纸样数据库中早期（如两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纸样的数量相对较少，隋唐、宋金元和明清时期的纸样出现概率很可能在计算中被相应提高。要确认图4中结论的正确性和可重复性，不断补充样本（尤其是早期样本）是最好的检验途径。

3 结 论

根据已经发表的古纸纤维鉴别结果，本课题重建了两汉到明清时期造纸原料的历时性变化过程。钱存训先生的“自汉以降，造纸原料随时间不断变化“这一核心论点，在本课题中得到了数据上的支持。不过，与钱存训的史料研究相比，基于发表数据的探索性分析揭示出更多的细节，如从两汉到隋唐，以大麻为主体的麻类纤维始终是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造纸原料，而在此期间，原料的种类较为单一，多样性较低；造纸原料多样性的首次明显提高出现在宋金元时期，并在明清时期得到延续以及加强；不同原料在同一时期内的贡献比例不尽相同；同一类原料在不同时期中出现的概率有所差别等。这些信息不仅更加精细地描绘出原料使用演变过程，更从定量分析的角度为预测不同时期内纸张的原料种类或者通过辨识纸张原料预测古纸年代提供了依据。

本课题中的分析均以古纸样本数据为基础，尚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①数据库需要不断更新和扩充。现有样本数量（493例）基本满足探索性统计分析的要求，且分析也取得有意义的结论，但这些结论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仍然需要在更多的样本量中进行验证。事实上，国内各地开展的古纸分析工作远远不限于已经发表的数量（较为近期的工作如杨海燕等对新疆出土文书的纤维研究[34]），纤维鉴别的样本量有充分的可扩展的空间。②在扩充样本量的同时，需要留意对不同类别中不同种纤维纸张的收集，如对麻类纤维中大麻、苎麻、亚麻等纤维纸的收集，或者是对混合类植物纤维纸中以麻纤维为主、以树皮类纤维为主等的纸样的收集，每一小类的纸样如果增加到一定数量（30～50例），就有希望通过统计分析的方式，寻找其使用频率与時间的关系，最终从更多的细节上帮助理解古代造纸原料的历时性变化。③当数据库样本积累到一定数量，并反映出相当稳定的造纸原料历时性变化，可以利用盲测的方式（使用年代未知但原料清楚的古代纸样，或者已知年代但原料未知的古代纸样），检验数据库所揭示的原料历时性变化规律，验证和修正相关结论。

致谢：感谢王欢欢博士（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提供部分古纸分析资料。感谢许毅先生（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文献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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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P

（责任编辑：董凤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