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代朝鲜半岛深受中国文化影响，道教是中国重要的本土宗教，其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对朝鲜半岛古今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響。表面上道教的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影响的结果并不如儒佛明显，这要归于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传播的以非系统性人际传播为主，以及朝鲜半岛本土文化中与道教文化的相似性等原因，这种传播形式的特性使道教难以形成类似宗教集团的组织传播，但也因此能更加融入朝鲜半岛的文化。

关键词：道教;传播;朝鲜半岛;文化传播

朝鲜半岛因地利之便，自古受到中华文化的广泛影响，中国重要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在其土地上传播。本文旨在对中国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形式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解释道教对朝鲜半岛产生的影响。

一、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形式

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形式是复杂的，其主要是以道家思想、朝鲜本土神仙信仰为传播基础，以道教斋醮、内丹修炼为主要传播内容。从传播学的角度看，能更清晰地总结其的传播形式，其传播主要以人际传播为主，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只占极小部分;从另一种文化传播的分类看，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以情感传播和柔性传播为主。

（一）传统传播理论中道教以人际传播为主

人际传播是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活动”，并且“只要没有正式的组织参与其中，参加者再多也还是人际传播”[1]。本文认为道教在朝鲜的传播方式主要是人际传播，是因为首先道教没有形成正式的宗教集团组织。虽然高丽时期和朝鲜王朝时期都出现了道观，但这些道观的主要作用只是用于斋醮仪式的进行，只有祭天祭神为国家祈福等作用。这种斋醮和道士制度是“专为国家祭祀服务的单位”[2]甚至道士的道袍也与官服相似。在韩国，尽管有道观和道士，但终于未形成道教教团。而朝鲜王朝时期的昭格署更是从名称到制度都与官署类似，这就决定了道教的传播形式是不成系统的人际传播为主。

道教在朝鲜半岛以人际传播为主，但其中也不排除一部分的组织传播，这里的组织传播指高丽和朝鲜王朝的与道教有关组织，即为国家祈福的道观。这些道观虽然更多的属于国家机构性质，但其斋醮仪式多出于道教，其中一些祭祀涉及道教的星斗信仰。因此这些组织虽不完全属于道教性质，但在对道教的传播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道教在文人中的传播，是人际传播与自身传播结合，还包括了一定的大众传播。那些为了退隐避祸而修道的人，并不是组织起来修道或者崇道，而是更偏向个人行动，因此这其中更可能涉及了自身传播，这能从他们的诗文中看出，如李穑的《十三山》、郑元容的《蓬莱歌》，《青鹤集》、《海东传道录》、《海东异志》等道书也是作者自身传播的结果。

而崇道的文人的道书诗文，编著了朝鲜半岛的神仙谱系，这些即是道教传播的影响和结果之一，在其流传之后也形成了大众传播，虽然传播效率低下，但也起到了推动道教传播的作用。

（二）新传播形式理论中的道教以情感传播为主

李建军在《对外传播形式的新向度》中说，传统的传播分类无法全面解释文化的传播，因此提出新的分类方法，即“从传播的行为取向和施力程度上可将文化传播分为刚性传播与柔性传播，以传播的思维方式和心理取向为尺度可把传播分为理性传播和情感传播，从传播活动的时间持续取向上可将传播分为韧性传播和间歇传播。”[3] 这些传播形式并不是绝对矛盾的，他们是互补的，不同时期以不同方面为主流的。

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形式正好是多种形式的融合和互补，其中以情感传播为主。

纵观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与情况，首先最明显的是其情感传播的传播形式。即表现出“内容的主观性、行为的亲近性”等。其主观性，表现在朝鲜半岛的人对道教的接受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选择性地接受了斋醮祭祀仪式和内丹养生等方面，对于中国古代帝王追求的服食丹药以求长生的方法鲜少出现;而亲近性则产生于道教信仰中与其本土神仙信仰的相似性，如李能和就分析过朝鲜檀君神话与道教的渊源，认为“檀君三世之事，最近道家三清之说”[4]，又说“民性习于神话，古一听五千文之讲论，便成水乳之相和也。”[4]除其本身文化造成的亲近性，在道教之前传入的汉文化特别是道家思想也是道教传播亲近性来源。

其次，据史书记载，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中主动性的刚性传播有唐朝时高祖“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和“太宗遣叔达等道士八人”[5]，以及宋徽宗时期于大观四年派道士去高丽传教。这样的主动性的传播形式出现的次数虽然少，其目的也不是单纯的传教，但对推动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特别是在朝鲜半岛上层统治者间的传播是极为重要的。除此，柔性传播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宝藏奉老之前的五斗米教的盛行，以及之后内丹道教的传入等。从时间上看，韧性传播也是主要形式之一。道教的传播从其形成开始便贯穿朝鲜半岛的整个古代时期，因此虽然其传播是非系统的，但却是持续性的。

二、道教传播形式形成的原因

道教为何会以人际传播和情感传播为主的传播形式在古代朝鲜半岛传播，这种传播形式，总结其特点，有非系统性、亲近性、潜移默化性等特点，其中的原因主要须从道教传播朝鲜文化环境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从宗教学角度看道教本身的原因

从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情况来看，斋醮科仪派的道教和个人修炼为主的内丹道教较为流行，甚至其道教神仙谱系是遵从内丹道的文人所撰写，因此可将这两种流派视为道教在朝鲜半岛传播的重要表现与成果。

涂尔干的理论中提出宗教是一种以与众不同有不可冒犯的神圣事务有关的信仰与仪式所组成的同一系统。在古代朝鲜半岛流行的道教中，斋醮科仪是道教的主要仪式，并在高丽王朝时期极为盛行，但其中是否有足够的道教信仰。众所周知，道教的信仰对象是三清、东皇太一以及星辰等神明，但在朝鲜半岛的传播过程中这些信仰发生了变化，虽然依旧对三清太一进行祭祀，其中星辰斋醮也非常多，但这些道教信仰中却混入了大量佛教与其本土的神仙信仰。较为典型的是在道教八仙的信仰中，八仙变成了道佛和本土神仙信仰的杂糅，成为了八圣，如其被称为“护国白头岳太白仙人，实德文殊师利菩萨;尤围岳六通尊者，实德释迦佛”[4]等，能明显看出其中的佛教元素和山岳信仰。

而仪式作为宗教的“神圣事务”的主要功能是将信奉他的人结合为共同体，即所谓的教会或教团组织，从此处我们能推测出，为何道教在朝鲜半岛并未以有组织的有系统的传播。首先斋醮科仪在统治者的要求下进行，而且主持者除了道士外还有官员，而这些官员比起道教思想大多更信奉与学习的是儒家思想，这是大环境所决定，因此虽然主持仪式，但却缺少信仰。甚至于主持仪式的道士的也不具备信仰道教的条件。朝鲜王朝时期，用以主持仪式的道观昭格署，已经彻底属于官僚机构，从五品衙门，一切职员的罢黜在朝廷手中，“道流功课之事及度牒”也都被礼曹接管[2]。

（二）朝鲜半岛文化环境

除了宗教本身的原因，造成这种传播形式的还有更为复杂的深刻的文化背景和政治的因素。首先朝鲜半岛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特别是儒佛文化，这两种文化不同于道教的传播形式，是属于刚性与韧性的传播，因此在道教还未成型前就已经在朝鲜半岛留下深刻的印记。而虽然朝鲜半岛古代崇尚中国文化，但其仍保留了很强的民族自觉性，许多本土文化也被传承和发展。在古代文化交流中，朝鲜半岛将自己视为中国之下第二人。这样的自我定位使其能积极吸收中国的优秀文化，同时传承本土文化不至于迷失。在吸纳外来文化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没有在不同流派与宗教信仰间设置不可打破的壁垒，因而造成佛释道与其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其中花郎道是较为经典的例子。

其次有学者提出朝鲜半岛本土文化与中原楚文化的發展有很大的相似性，地理位置都处于海滨之地，外交上受到多方侵扰，都盛行鬼神之祀。因而古朝鲜半岛对其“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文化相近感”[8]。因此在文化的相互融合中，道教是容易被掩盖的，或者是有意识地用其补足本土的信仰。

而被列为道教经典《道德经》《南华经》先于道教传入，这作为道教的起源之一在朝鲜半岛更多地被当做一种学术思想而接受，虽然其传播为之后道教思想的传播与被接受奠定了基础，但也成了道教传播的障碍。

从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道教文化本身的特性以及传播环境导致了道教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形式是非系统性的情感性的以及韧性的传播，以这样的传播方式为主，决定了道教无法在表面上形成像儒佛那样鲜明的影响，但也正是其环境对道教文化的认同感，本土文化中对道教文化的亲近感，使道教文化的影响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式融入了朝鲜半岛的文化血脉之中。

道教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不能简单地以成功或失败来断言。从其影响来看，道教文化对朝鲜半岛的影响是隐性而深刻的。这种传播形式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传播能提供一定的借鉴，以柔性隐性的方式传播文化虽然收效慢，但受到的抵触少;而从其来反观外国文化对我国的影响，需要警惕的是哪些似是而非，能潜移默化的传播形式。

参考文献：

[1]张国良.传播学原理（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1页

[2]孙亦平.《道教在韩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110，107，110页

[3]李建军.《对外传播形式的新向度》东北师范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46页

[4]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齐鲁书社，2016年9月1页2页

[5]一然.《三国遗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10月115页-116页

[6]【美】包尔丹著陶亚飞等译.《宗教的七种理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41，121页

[7]李能和.《朝鲜道教史》，齐鲁书社2016年9月54页

[8]许辉勋.《道教的东渐与朝鲜古典文学之三种流向》，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50页

作者简介：佟波（1982-） 女，吉林省双辽市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古代中韩关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