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丹

摘 要：《大唐西域记》深刻反映出中国古代跨文化传播活动的普遍样态，即除了商品流动之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日常交往就是最直接的传播方式，人本身成为最直接的传播媒介。这与古代西方主要通过规模性的武力征服等手段所进行的宏大的跨文化传播传统是不同的。通过挖掘文本可知，玄奘在西域所进行的人际交往，深刻反映出人就是文化传播活动的直接媒介这一现实。

关键词：人；媒介；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079（2018）08-0-02

传播学发端于美国，根植于现代化工业社会，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属性。目前，随着中国国家主体意识的回归，传播学中国化是学界一直想要突破的基本问题。但是，从近些年的研究中也能看出，此类研究似乎正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大部分学者有关传播学的研究还是建立在西方的情境架构和逻辑基础之下，将中国的现代化完全等同于欧美的现代化，忽视中国社会自身的特殊性。

孙旭培等学者建立了“华夏传播”概念，希冀从中国的传播历史和传播实践中构建中国本土的传播学理论框架。沿着这一思路，有学者继续从中国古人的话语遗产中发掘传播迹象。邵培仁等提出了“华夏传播的十大观念”，黄星民、谢清果共同建构“风草论”，就是此类尝试。潘祥辉等学者则从具体的传播现象、传播媒介入手，探讨中国古代传播活动的特点。

本研究则立足于“个案研究”，从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寻找具体的传播事件。《大唐西域记》是唐代僧人玄奘对于西域所见所闻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历史史料价值，同时也反映出鲜明的传播史意义。玄奘前往西域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播，更是一种跨文化传播。因而，本文将以文化传播为研究视野，分析玄奘的跨文化传播行为中“人”的作用与意义。

一、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玄奘，原名陈祎，洛阳偃师人，隋大业末年出家。《旧唐书》记载，玄奘“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唐贞观初年，玄奘在未经官方许可的情况下，“随商人往游西域”，统共“在西域十七年”。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贞观廿年七月十三日，呈献进《西域记》表（《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表啓》）。如果按照这一时间推算，《大唐西域记》就是玄奘回国一年后，凭借回忆写就的纪闻性作品。

根据季羡林等人考证，《大唐西域记》版本众多，仅其校注参考的版本就有15种。而此次校注的参考底本为《高丽新藏本》，据称为唐高宗三十一年所作，是年代较早较完整的一版。此底本又附录有多个参考版本。由此可见，季羡林等人校注的《大唐西域记》，其完整性、还原度还是比较高的。

二、玄奘文化传播行为阐释

根据《大唐西域记》（季羡林校注版）记载，中国唐代僧人玄奘总共出访了一百三十八个西域国家，其中被记载传世的国家则有一百二十八个。除了地理风貌、社会风物之外，玄奘着墨最多的便是所到之处的佛教古迹遗址，以及与之相关的故事传说。在这些记载中，玄奘着重描述了一类文化传播行为，即与当地百姓交谈。

遍览《大唐西域记》不难发现，“闻诸先志曰”“闻诸耆旧曰”“闻诸土俗曰”颇为常见。

“闻诸”即“闻之于”，“曰”即“说”，通俗来讲，就是指“从谁那里听说什么”。季羡林等学者通过比较不同版本的《大唐西域记》，指出在早期多个版本中，“先志”亦作“耆旧”或“土俗”讲。“耆旧”是中国古代汉语常用语。《礼记·曲礼上》：“……六十曰耆，指使”，许慎《说文解字》：“耆，老也”，可知“耆”即为“老者”，准确来讲，就是六十岁的老人。“旧”是“舊”的简化字，《诗经·大雅·召旻》：“维今之人，不尚有旧”，此处“旧”则指“有声望的大臣”。“耆旧”复合使用可见于《汉书·萧育》：“上以育耆旧名臣，乃以三公使车，载育入殿中受册”。不难看出，“耆旧”即指有才德有名望的老人。“土俗”本意指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季羡林等学者辑校不同版本《大唐西域记》发现，有些版本“土俗”亦写作“士俗”，但其认为此为“非”，即谬误。“土”一说为“土著”，《南史·恩倖传·纪僧真》：“初，惠开在益州，土反，被围危急”；“俗”一说为“百姓、民众”，《商君书·更法》：“……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玄奘所说的“土俗”显然已非“风俗习惯”之意，而是指当地百姓。

也就是说，玄奘往游西域诸国途中，颇为频繁地与当地老者或其他土著进行了人际交流。而这种交流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文化传播，准确来讲，就是典型的跨文化传播。

“文化传播”，简单来说，就是文化信息的流动传递。纵向上的时间，横向上的空间，同质文化内部，或异质文化之间，都可以发生传播。由此可见，“文化传播”仍是比较模糊且泛化的概念。“跨文化传播”是具体条件下的“文化传播”，它以文化差异为理论起点，着重强调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族群等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传播，尤其是异质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行为。拉里·A·萨默瓦等美国学者曾将“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定义为：“一种文化的成员发出的信息为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所接收，即来自文化概念和符号系统完全不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可以说，通过预设极端化的情境，此定义对“跨文化传播”做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另外，从这一定义中，也能看出释义者对于“人”的突出与强调。这与威廉姆·B·古迪孔斯特的观点一致，他曾对“跨文化传播”做过精准区分，认为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本身就是“个人化”（individuals）的交流。

换句话说，人就是媒介，尤其是文化互动过程中的鲜活媒介。

广义上来讲，“媒介”指一切可以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质；狭义上来讲，则专指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为代表的具有专业化、组织性特征，并能够面向大众集中传递信息的技术性物理介质。媒介环境学派的领军人物麦克卢汉曾论断：“媒介即讯息”。在他看来，“凡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凡是人类加工的一切、凡是经过人为干扰的一切都是技术、环境、媒介和文化”。简而言之，人类活动的一切成果都是媒介，媒介和信息并非单纯的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一个统一整体。按照这一逻辑进一步反向思考，除了人的活动成果，人的活動本身乃至人本身也都是媒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即媒介”。

“人媒”鲜活灵动，既可以传达恒定信息，也能够传递稍纵即逝的流动信息。例如，一个人的自然肤色及五官可以表明此人的出身地域，一个人的言语表情能够传递出此人时下的内心情绪。从传播学角度来讲，出身地域就是一种恒定信息，而内心情绪就是一种流动信息。

无论是玄奘与耆旧对话，还是玄奘与土俗交流，双方都是在即时接收、即时反馈的循环往复中，进行“人”对“人”的传播，并完成信息的传受。此时，语言传播与非语言传播相互配合、同时进行，并统一为一种直接的感官交流，由此，“人”便成为鲜活的媒介。玄奘、耆旧、土俗虽然都普遍受到佛教思想影响，但玄奘的文化根基是华夏文明，而耆旧或土俗的文化根基则普遍为雅利安文明。也就是说，玄奘与耆旧、土俗所拥有的文化内核是异质的。在这种情况下，具体的外在文化形式可能并非促进双方交流的最佳介质，反而是“人”作为媒介所传播的信息更为直观易懂。毕竟，相比于文字、度牒来说，语言、面貌等身体符码更能传递出相对“低语境”的文化信息。

简单来说，“低语境”指信息被解码或者说被理解的难度较低。爱德华·霍尔在他的著作《超越文化》中指出：“低语境交流就是大量信息编入了显性的代码中”。应该说，玄奘与耆旧、土俗之间的交往，更多的也是对于“低语境”文化信息的解码。这从记载于“闻诸先志曰”“闻诸耆旧曰”“闻诸土俗曰”之后的内容便能窥探一二。在今阿富汗境内的“那揭罗曷国”有一佛塔（窣堵波）故基，玄奘“闻诸先志曰”：“昔有佛齿，高广严丽。今既无齿，维余故基……彼俗相传，不知源起，云从空下，峙基于此”。在今印度境内的“摩揭陁国”有一山（唐代人称为帝释窟），山西峰上有一寺院（伽蓝），玄奘“闻诸土俗曰”：“其中僧众，或于夜分，望见西峰石室佛像前，每有灯炬，常为照烛”。

总体来看，通过面对面交谈，玄奘从耆旧或土俗处获知的信息，不外乎与古迹遗址有关的故事传说。而传递故事传说的主要工具，或者说传播媒介，就是人的器官语言。统览玄奘记载下来的所有耆旧或土俗的语言，细节化的描述比比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细节化”就意味着“复杂”。爱德华·霍尔以语言学家巴西尔·伯恩斯坦关于“受限代码与复杂代码”的研究为基础，指出复杂代码其实就是一种低语境交际代码。而此处的“代码”就是指涵盖词汇、句法、语音等多种要素的人的语言本身。

三、结语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是中国古代传播活动的微小缩影，尤其体现了中国古代跨文化传播的传统。中国古代一直有重农抑商的传统，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古代跨文化传播活动基本上都是文化行为，且绝大多数都是个体性的自发行为。这与西方以规模化的商业行为为内核的贸易、战争等跨文化传播形式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另外，从实践到理论，西方传播学惯常将“物质”放在前面，有意无意忽略“人”在传播中一以贯之的主体性地位。虽然部分西方传播学理论的解释性较强，我们仍然能够奉行“拿来主义”，用以解释中国的传播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还应结合中国具体的传播实践特色，发掘中国传播活动的规律。

玄奘往游西域、鉴真东渡日本，不少史实表明，自古以来，在中国的传播实践中，“人”都是不容忽视的直接媒介。虽然古代中国因“丝绸”“瓷器”等“物质”而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角。但事实上，真正能够将知识信息“传进去”的媒介，并非这些物质，而是人本身。

参考文献：

[1]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M].人民出版社，1997.

[2]邵培仁.姚锦云.传播理论的胚胎：华夏传播十大观念[J].浙江学刊，2016（01）.

[3]谢清果，陈昱成.“风草论”：建构中国本土化传播理论的尝试[J].现代传播，2015（09）.

[4]潘祥辉.“对天发誓”：一种中国本土沟通行为的传播社会学阐释[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05）.

[5]旧唐书（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M].商務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