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暑假我们全家去洛基山里进行了一次旅行，7月1日是“加拿大日”，也就是加拿大建国151年的纪念日，这天早10点，我们正好开车抵达洛基山麓一个名叫“希望镇”的小镇，恰好“撞上”了该镇的加拿大日纪念仪式，于是停车躬逢其盛。

从唱国歌談起

尽管是小镇但仪式十分隆重，当地头面人物——市长、警察局长、消防队长和原住民首领都盛装出席，“领导”致辞后便是必不可少的升旗仪式，超大版的加拿大国旗由4名当地小学生捧着走到旗杆前，一位原住民小姑娘清唱国歌，在场的市民和路人也跟着齐唱，加拿大枫叶旗在稚嫩的童音歌唱中冉冉升起。或许因为太激动，唱歌的小姑娘两度“破嗓”，但台上嘉宾、台下公众却仍给予热烈掌声鼓励。曲终人未散，市长随即切开巨大的“加拿大国旗蛋糕”与在场所有人分享，唱歌和升旗的几个小朋友成为第一批享用蛋糕的人，而在蛋糕分发点旁边，则是一个个“国旗摊位”，有人义务帮孩子们在脸上涂抹国旗图案、颜色，有人分发小国旗和枫叶徽章等“爱国纪念品”，还有人组织孩子们参加“给国旗着色”绘画比赛，参加的孩子们都能领到一个小礼物作为鼓励。

作为常住加拿大的华人，对这一套“爱国主义教育程式”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加拿大日、三级（联邦、省、市镇）立法选举造势活动、各种官方或非官方公开活动……但凡自认为“有点档次”、邀请了嘉宾的正式集会活动，正式议程开始前唱国歌是必不可少的，而领唱国歌的照例是孩子。笔者的大儿子学过声乐，早在8岁时就曾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列治文市学部委员选举（加拿大市镇选举包括市议员、学部委员和公园局委员选举三部分，学部委员负责文教事务）中担任过国歌领唱。

如果公开活动被参与者公认为“较为重大”，却忘了安排唱国歌程序，与会嘉宾往往会提醒主办者。有一次我带着大儿子出席一次在温哥华华埠一个商场举行的重大公开活动（有时任联邦移民部长和多位三级议会议员出席），主办者是一位大陆新移民“侨领”，忘记安排唱国歌程序，就被一位省议会议员善意提醒，结果笔者的大儿子和另一位恰好在场、练过声乐的同岁小姑娘被临时动员上去领唱国歌。

每逢重大活动必唱国歌、每逢重大活动唱国歌必然尽量安排孩子领唱，是北美不成文的惯例，目的是通过这种耳濡目染，让孩子自幼养成“爱国主义情结”，并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对国歌、国旗和国家象征符号的敬仰、尊重感。通常，领唱国歌的孩子都是唱得比较好、或声音比较响亮的，但也不尽然，笔者就曾经多次见到唱歌并不太好的孩子被安排领唱，这种情况一般都事出有因，比如某次某公众图书馆活动安排的小领唱者是两位残疾儿童，因为该活动的性质是为残疾儿童募捐，还有另一次活动安排了一位唱歌跑调的小男孩领唱，因为他在不久前见义勇为，成为社区的小英雄，如此安排是对他的鼓励——而这种特殊鼓励也强化了孩子们“爱国是光荣的”概念。

不要小瞧这种“国歌领唱”的爱国主义教化功能，对孩子们的影响宛如水滴石穿。今年7月1日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开车接两个儿子放学，一路上他们都在唱加拿大国歌，还不断问我“加拿大国歌的法语版是怎么唱的”（我是学法语的）、“加拿大国歌的法语版是否跟英语版完全不同”（加拿大国歌“哦加拿大”是先有法语版再有英语版，且分别独立填词，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曲调相同的两首不同爱国歌曲），一问之下才知道，他们当天上午不但在学校参加了“加拿大日”主题活动，升了旗，唱了国歌，还和老师一起表演了整整一台爱国主义节目。

笔者有一次出席当地某华文媒体的春节聚餐会，主办者是一位香港裔华人，与会者则大多数是中国大陆移民，大家已经举杯，主办者当时上5年级的儿子突然大声说“忘记唱国歌了”，随即主动“维持秩序”让大家安静下来，自己扯着不太准的腔调唱了一遍“哦加拿大”，然后又在大陆移民与会者的鼓掌鼓励下磕磕绊绊唱了一遍“义勇军进行曲”。

“让孩子唱国歌”在北美各种大大小小的体育比赛中也颇为流行，在美国，曾几何时大型体育比赛唱国歌是巨星们的专利，近年来也渐渐被孩子们稚嫩的歌声所替代。和加拿大不同的是，美国人似乎特别喜欢安排少数族裔血统的孩子在这种场合领唱国歌，大约是为了彰显这个移民国家的“美国梦”和“熔炉功能”吧（加拿大这个把“多元文化”当成国策的国家反倒不怎么刻意这样做，印象中只有安排在“加拿大日”的外籍移民入籍仪式上，才能比较多地看到少数族裔孩子被特别挑选出来领唱国歌）。唱国歌的风格美国和加拿大也有很大差异——前不久在NHL一场重要比赛前，一位来自北欧、有华裔血统的小姑娘用颇为夸张的高音“变调”领唱了美国国旗“星条旗永不落”，在Youtube上成为大热门帖，而同样风格的“变调‘哦加拿大”则通常只能在北美职业联赛有加拿大队伍参加、却在美国举行的客场开场前听到，加拿大小朋友似乎更喜欢中规中矩地唱他们那首古典艺术歌曲风格的“哦加拿大”。

无所不在的爱国课堂

美国和加拿大的义务教育阶段都为0-12年级，课堂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是十分充实的。

以美国为例，其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渗透到“公民”、“历史”、“人文”等必修课中，从零年级（学前班）到十二年级，要学习“自己、学校、社区、家族、社区历史、州历史、美国历史、世界历史”等必修课，还要学习“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体制”、“美国公民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素质”等内容。许多州中学优选的历史教科书《我们美国人》被公认为“深入浅出教育美国起源与发展史的最系统教材”，主编者开宗明义，承认其编纂的目的正是“增强中学生对我们民族、国家的信心和使命感”。

加拿大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公民”、“历史”、“社会”、“地理”甚至“语文”等必修课都被不同程度加入了爱国主义内容，而且教育方式十分灵活，深入浅出，我的小儿子6岁时就能根据剪纸形状分辨出加拿大十个省、三个地区的轮廓，而大儿子在7岁时就能随口说出加拿大最早和最晚成立的省区名称，以及它们成立的准确年份。

值得一提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一般认为在加拿大，公立学校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投入要逊色于私立学校，但“宏观爱国主义教育”却恰好相反，笔者一位朋友的孩子，二年级时就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自家所住的、仅千余人口社区的历史沿革由来、交通状况和主要特色，问她，答曰“学校教的”，一位在学校任教的朋友表示，北美公立学校都是学区制，学生免费就近入学，所有学生都住在学校15分钟步行范围内，因此进行“微观爱国主义教育”可谓近水楼台，有的放矢；相反，私校要花学费，要考试入学，学生住在哪里的都有，学校进行以“爱我们的社区”为主题的“微观爱国主义教育”容易缺乏针对性，变成隔靴搔痒，因此私校的爱国主义教育以宏观为主。

美国和加拿大学校爱国主义教育最大的特点，是“反复同内容教育”，以美国公校义务教育阶段为例，“美国史”要先后学三遍，内容完全一样，但深浅度则由浅入深。加拿大也是一样，我大儿子今年才上7年级（因跳级文化课跟8年级上），但“加拿大联邦史”也已学过三遍了。这种社科领域的“反复同内容教育”，被北美教育界认为“能加深学生印象”、“特别适合必须让学生掌握的社会科学知识”，因此不仅广泛使用在和爱国主义教育有关的各科，也使用在诸如性教育、安全常识等方面。

课表上看不见的教育

学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仅限于课表上看得见的那些，“看不见的教育”有时效果更突出。

在美国公立中小学的走廊和活动室里，往往可以看见诸如“历任美国总统画像”、“总统名言警句”等陈列品，许多学校的校长、教师会利用一切机会向孩子们灌输“责任心、毅力、同情心”等“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并将之归结为“公民素质”。一些州的公立中小学每周一早上都会举行一次“公民宣誓仪式”，当天学生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操场或活动室集合，由校长主持向国旗宣誓致敬，并诵读“I Pledge allegiance， to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o therepublic， for which it stands， one nation under God， indivisible， with libertyand justice for all”（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所代表的国家，一个在上帝之下不可分割、为所有人提供自由与正义的国家）。

公立中小学如此，私立中小学是否会不那么讲究？一位孩子在美国马里兰州一所私校读8年级的朋友告诉我“并非如此，私校更讲究礼仪和纪律，在这方面程式和规矩只多不少”。

加拿大的文化传统、政治形态和美国的差异，其实远比许多国人想象中要大得多：由于是君主立宪制而非总统制国家，加拿大法律上的国家元首是英国女王，但加拿大又是个由英语区和法语区（魁北克省）组成的国家，后者和英国及其君主的关系颇为微妙，因此在这个国家，公民既可以宣誓效忠国家元首（英国君主），也可以只宣誓效忠加拿大，而加拿大总督只是君主的代表，总理则是政府首脑而非国家元首，因此很多美国中小学生可以把诸如“；林肯演说”、“里根演讲”倒背如流，而加拿大中小学生则往往对历任加拿大总督、总理“印象不深”，除非某个总理的“粉丝”或其所属政党“青年党团”成员，一般也不会把“历任国家领导人”的名言警句挂在嘴边。

加拿大学校的“隐性爱国主义教育”主要体现在“凸显加拿大自豪感”方面。加拿大几乎每个年级稍高的中小学生都能随口告诉您，胰岛素是加拿大科学家班廷医生（Frederick Banting）率先发现的，这位1923年年仅32岁就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加拿大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迄今全世界获得这个奖项最年轻的人，他们也会津津乐道于国际空间站上的机械臂是加拿大制造的——这些学生们在叙述这项“加拿大杰作”时自豪之态溢于言表，如果不了解内情，恐怕可能误以为整个空间站都是加拿大人研发的呢。

节日和电影

美国有许多和爱国主义有关的节日，7月4日的美国国庆节自不必说，“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每年1月第三个星期一）、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年5月最后一个星期一）、“总统日”（每年2月第三个星期一）等也都在法定节假日之列，并无一例外地被安排上一系列爱国主义程式，学校当然是这些爱国主义程式的重点，而即便在公众活动中，针对孩子们的“感化”也是重中之重，有人说“这些节假日的一切儿童游艺活动都是各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可谓半点也不夸张。

加拿大的“爱国主义节日”和美国差异比较大，主要包括国庆节（7月1日的“加拿大日”）和英联邦国家风行的“国殇日”。

国殇日即阵亡将士纪念日，是每年的11月11日，1918年11月11日11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间。这个节日很多国家、尤其英联邦国家都纪念，但没有一个国家隆重到加拿大的程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加拿大本土虽未卷入战事，但成千上万士兵远渡重洋去欧洲参战，死伤十分惨重，曾有意独立的纽芬兰在那次战争中男丁损失惨烈，元气大伤，最后只好加入同病相怜的加拿大联邦“抱团取暖”。

在1915年法国-比利时边界的佛兰德斯山谷爆发的一场战役中，加拿大官兵死伤高达6000人，军医中校麦克莱茵（John McCrae）的好友也阵亡，他在战地凭吊时见四处开满血红色的虞美人花，有感而发，写下了不朽诗作《在佛兰德斯战场》（In Flanders Fields），如今一百多年过去，每逢国殇日，加拿大人还会佩戴象征纪念为国捐躯者的红色虞美人花（并非许多中国人所传说的“罂粟花”），而《在佛兰德斯战场》这首诗篇则通过学校的教育，成为几乎每个加拿大四年级以上孩子都会背的爱国主义诗篇。

（附、《在佛兰德斯战场》，麦克莱茵原作，陶短房译：

In Flanders fields the poppies blow 在佛兰德斯战场，虞美人花迎风绽放

Between the crosses， row on row， 在那十字架间列列行行

That mark our place； and in the sky 这里标示着我们安息的地方，和天空之上

The larks， still bravely singing， fly 云雀在高歌翱翔

Scarce heard amid the guns below. 可你却难以听见，因那战场上的枪炮轰响

“爱国主义电影”则是美国针对未成年人最成功的爱国主义理念灌输渠道，很多脍炙人口的影片都带有毫不掩饰的爱国主义主題、元素和符号，而且越“低龄化”和“大众化”，这种“爱国主义元素”就越直接、越“单线条”和不加掩饰，如主要针对学龄青少年的《美国队长》，主人公身上几乎每个道具都宛如“Q版星条旗”，且所向披靡，所有“大反派”或早或晚都会变成“战五渣”。而一些更“深沉”、对“什么是爱国”等话题有所探讨和争论的影片，则往往集中在“文艺”、“小众”等范畴。说到底，美国“文艺工作者”潜意识里大约认为，爱国主义是“广谱”的，是“文艺口粮”，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尤其未成年人多看；而“深层次探讨”则是“高级文艺大餐”，只能是“适口者珍”，愿意看的自己找了看便是。

有趣的是，加拿大人似乎不太习惯在影视作品中去渲染爱国主义情结，“加拿大队长”只能出现在好事者的调侃“模仿秀”中，加拿大堪与类比的“文体爱国主义灌输”是体育比赛，加拿大青少年对有加拿大选手参加的重大体育赛事十分热衷，他们的“金牌情结”要比金牌拿到手软的美国邻居浓重得多。加拿大主办的前两届奥运（蒙特利尔奥运、卡尔加里冬奥），东道主金牌都“剃了光头”，当时的加拿大中小学生曾自感灰头土脸，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加拿大打了翻身仗，孩子们则雀跃不已。近几届加拿大在夏奥、冬奥的成绩都不错，学生们对奥运的热情大增，而相应的“爱国主义教育”也不知不觉收到效果——至于效果最好的“文体爱国主义灌输”则莫过于重大赛事场合中加拿大和美国冰球队间的交锋了，其实加拿大人对强大的美国邻居多少有些不服气，别的方面相形见绌，“国球”冰球领域一旦大获全胜，不但孩子们兴奋异常，就连国家领导人也会激动不已，前任加拿大总理哈珀（Stephen Harper）、现任加拿大总理杜鲁多（Justin Trudeau）都曾在本国赢球后炫耀和美国领导人打赌赢来的啤酒，并在赢球次日的国会会议上公开穿着本国球衣与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