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杰

40年同频共振，外资搭上了中国经济快车，也是这列快车的重要动力。

1978年，这一年中74岁的邓小平先后4次出访了7个国家，新加坡是最后一站。寻求现代化经验，是邓小平访问新加坡的重要目的。

短短两天的行程令他印象深刻，尤其是新加坡开放和引资的经验。在第二年的一次座谈会上，邓小平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

“新加坡使他更加坚信中国需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一书中这样记载。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次年7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外开放迈出关键一步。由此开始，嗅到改革开放春天气息的外资企业，纷至沓来。

此后40年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次互利共赢的创举。外资企业搭上中国这列经济快车，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中国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中，外商投资也功不可没。

面向未来，作为助力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外资仍被寄予厚望，也正在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用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与世界进一步分享发展红利。在党的十九大和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等重要场合，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欢迎来中国

“001小姐”——这是香港女企业家伍淑清的一个雅号。

1978年12月10日，作为香港美心集团创办人伍沾德的长女，伍淑清第一次踏足内地。

在从武汉到广州的列车上，她听到广播里传来消息，中国要对外开放，欢迎外商来投资。

一直想在内地投资的伍淑清决定到北京开设一家航空食品公司。她的理由很简单，外商来了，内地要飞国际航班，外国人在飞机上吃饭的问题要解决。

这一年的12月18日，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之后，由中粮公司采用寄售的方式先行销售可口可乐饮料。

不过按照当时的政策，这批可乐“仅限于在涉外饭店、旅游商店出售。”

1979年7月，《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颁布后，伍淑清和中国民航局经过多次谈判，航空食品公司一事终于获得突破进展。

就在伍淑清忙着将餐食送上天时，祖籍广东澄海的谢国民正带着1500万美元从泰国赶来。此前，谢国民所在的泰国正大集团联合美国康地集团在香港成立了正大康地公司，他将投资的首选地锁定为深圳，经过接洽，广东省经济特区总公司划拨南头公社红朱岭1500亩土地，支持正大康地的发展。

1980年5月1日，含着中外合资企业“001号”的“金钥匙”，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了。中国民航北京管理局出资300万元，占股51%；伍沾德为代表的中国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出资288万元，占股49%。

1981年，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取得了深圳“001号”中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1982年，正大公司又相继在珠海、汕头领取了“001号”外商营业执照。

伍淑清和谢国民是很有勇气的人。彼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刚刚拉开，对于中国市场的潜力和中国变革的决心，不少人仍在观望之中，不敢轻易迈出第一步。

伍淑清、谢国民不但来了，还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先上船再买票”。在中国航空食品批文下达前，伍淑清就已经投入500万元，从海外预定了生产所需的食品机械。批文下达的第二个月，公司就正式开业投产。而正大康地深圳有限公司1980年就已开工建设，1981年正式投产。这座年产24万吨的现代化饲料厂，产能占到了全国饲料总产量的近十分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景还不明朗时，我们就敢于率先投资，是基于两点：一是希望为祖国的经济发展作点贡献；二是看到了十多亿人口的市场潜力。”谢国民后来解释说。

“给我两只肯德‘鸡”

伴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迅速纳入全世界的视野，蜂拥而至的外商，也给国人带来了全新的生活体验与时代记忆。

1984年，来华外国人已经达到约20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国有条件的涉外宾馆的客房总共只有2万间。时任北京市旅游局副局长侯锡九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最严重时，还发生过请求中央批准派出专机，将北京的游客运到南京住宿的情况。”

这一年的6月20日，第一座玻璃外墙的高层建筑——长城饭店正式营业。这是北京乃至全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

而真正让普通老百姓感受到变化的，是肯德基的到来。1987年，北京市政府提出打造“国际大都市”，人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肯德基的到来，让很多人第一次触摸到了“外面的世界”。

1987年11月12日，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前门，面带微笑的白胡子爷爷走进了北京人的生活，“肯德基”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次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还为此配发了一条小简讯：“肯德基家乡鸡快餐店在京开业”。

肯德基北京前门餐厅有1400平方米，共三层楼，总共设有500个座位，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肯德基餐厅。尽管只能提供原味鸡、鸡汁土豆泥、菜丝沙拉、面包、可乐、七喜、美年达、啤酒等8种产品。但从第一天开始，肯德基就没有一天不排队。

多年之后，当时的肯德基员工回忆道：“那会儿队都得排到正阳楼再往东，人们都好奇肯德基卖的炸鸡是什么样子，很多人觉得既然是买炸鸡，那一定要拿着锅来装呀，于是排队的人手里有了做饭用的锅；也有人觉得吃鸡得论只买呀，于是大家的口头禅是——给我两只肯德‘鸡。”

在《北京晚报》上，肯德基还打出了“5块钱可以吃一份美式炸鸡”的广告，当时普通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不过几十块钱。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大家花“高价”去尝鲜。一到星期天，肯德基餐厅三楼还都会被提前预订出去举办婚礼。在肯德基这样高消费的快餐店举办婚礼，在当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肯德基母公司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容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开业三个月，平均日销售额达4万多元，日卖炸鸡1300只。1988年，前门餐厅在全世界7700家肯德基餐厅竞赛中荣获日销量和年销量两个冠军。当时投资375万元巨款，预计3年收回投资，结果一年半就回本了。

从棉袄到风衣

肯德基开启了中国的快餐时代，也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碰撞的符号，开始带来一些更深层次的影响。

屈翠容认为，肯德基初入中国时的口号是“独一无二好味道”。肯德基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全新味道，也带来了一种新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它把标准化、供应链管理、品控体系等餐饮业经营方式，以及市场营销、品牌管理等先进的企业管理方式带到中国。

这种外来影响，一方面，不但让国内的企业学习，也促使中国企业重视品牌战略，本土企业的品牌意识也开始觉醒；另一方面，也让普通百姓大开眼界，刷新了人们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还没有从计划经济时代供不应求的尴尬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吃穿住用行，都在被动中发生着从未有過的改变。

与肯德基同年进入中国的摩托罗拉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开始在中国销售模拟移动电话。有着厚重外观的“大哥大”，以昂贵的售价和入网费，以及一元一分钟的资费，震撼了当时的国人。1987年11月21日，一个叫徐峰的中国人成为中国第一个手机用户。购买模拟手机花费了2万元，入网费6000元，但是手机满足了他贸易洽谈对外联络的急需。

从1984年1月到1985年7月，中国第一批三个轿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上海大众、广州标致相继成立。1983年4月，首辆在中国装配的桑塔纳下线。恐怕没人能料到，当时售价高达20多万元的桑塔纳会一火就是近30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回忆。

1985年，英特尔在北京设立了第一个代表处，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只不过，只有两名员工的办事处还没有在中国的投资计划。

“他们穿风衣，我们穿棉袄，整个感觉就是这样。” 君智竞争战略专家姚荣君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尤其是其制造业业务，还处在较低水平，早期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大都是知名企业，它们的产品走高端路线，像宝洁的海飞丝洗发水卖到19元一瓶，是国产洗发水的近十倍。

“无论是大众汽车、摩托罗拉大哥大，还是宝洁洗发水，带给国人的感觉就是洋气。虽然我买不起，但我很向往，省出一个月工资去洋气一把，穿上皮尔·卡丹，喝上一杯可乐，感觉就国际化了。”姚荣君说。

好风凭借力

外资与中国的共振不只停留在国人及中国企业的生活观感上。

1990年4月7日，已经来华投资12年的谢国民被请到北京中南海，邓小平接见了他。这让谢国民更坚定了投资信心。“邓小平重申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100年不动摇，无疑是给在华投资的外商特别是华商吃了颗‘定心丸。事实证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步伐没有停顿下来。”

十天之后，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全世界宣布了开发浦东的消息， “欢迎外国企业家以及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投资参加浦东开发”，“将提供优惠的合作条件和日趋完善的投资环境”。

当时的浦东，除了造船厂外，剩下的都是农田。上海市民中流传这样一句话“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折射出黄浦江两岸的巨大差距。

谢国民成为进入浦东最早的外商之一，率先参与到陆家嘴地区40公顷土地的成片开发中。

当年6月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明确提出，“开发和开放浦东，主要是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外向型经济。”上海接着公布了中央给予的10条优惠政策细节和上海配套出台的10项操作细则。

外商纷至沓来，仅一年多时间，投资项目就达到了117个，协议外资金额1.3亿美元，均超过了浦东开发前历年的总和。

除了快，浦东开发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产业结构的优化。浦东开发前，外商投资的产业机构以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为主，但从1991年开始，第二产业虽然仍占主要地位，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项目却逐步取代了劳动密集型项目，成为投资主流。

这只是浦东奇迹的开始。接下来的三年中，浦东几乎成了外资角逐的新大陆。到了1997年，浦东工业总产值跃至1358亿元，几乎占到全市工业总产值5600亿元的四分之一。

再往后，比如有资料显示，2012至2014年，外商投资在浦东呈几何级增长态势，投资项目分别为524、924和1035个，协议金额分别为12.9亿、17.29亿和26.2亿美元，年年创历史纪录。

再来一颗定心丸

浦东是引进外资和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也是一个重要缩影。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

此时，中国处在改革开放的十字路口：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实行制裁、封锁和孤立政策，外商投资止步观望；另一方面国内一些“左”的思想有所抬头，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偏离。

邓小平南方谈话，让外资企业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再吃了一颗定心丸。作为中国新一波改革开放浪潮的重要成果，外企在中国可以独资了。

听到这个消息，摩托罗拉公司很是兴奋。早在5年前，摩托罗拉高层就到天津开发区考察洽谈，因为国家尚未出台外商独资政策，谈判迟迟没有进展。外资的开放，让谈判打破僵局。这个全球信息产业巨头很快递交了投资表，并做出一套完整的投资方案，一期投资1.2亿美元。天津开发区也对这个投资巨大的项目开了绿灯，所有审批手续在14天内全部完成。

摩托罗拉的进入再度拉开了外资大举进入中国的序幕，地产领域的变化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戴德梁行北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王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从1993年开始，随着外资企业的到来，我国地产业迎来第一个高速发展期。不少外商纷纷到北京拿地，其中港资起了主导作用。

上海走在最前面。早在1988年3月，上海市就曾首次有偿转让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26号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在上海和香港同时发放标书并于当年成功批租。土地批租试点的成功，极大促进了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高大上的写字楼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了北京、深圳等多个城市。甲级写字楼是外资发展商开发涉外写字楼过程中逐步引进并流行起来的词汇。“一开始内地是没有甲级写字楼概念的，当时高端写字楼的使用者都是跨国企业，只有它们知道怎么用。”王盛说。

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初，北京写字楼的租金档次仅次于香港和日本，居亚洲第三位。国贸中心写字楼的租金达到每月100美元/平方米。

租下两三个楼层

2001年，中国敲开了WTO大门，依照入世承诺，许多原来禁止或者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也要逐步向外资开放。

这让跨国资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热情涌入中国，2002年全年中国利用外资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联合国贸发会议当时预测，中国入世第一年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研究发现，入世除了加速外资入华，还促成了外资进入方式的两个改变：以合資为主变成以独资为主，除了新建外，并购也成为一种方式。

2002年10月，上市公司青岛啤酒与美国安海斯-布希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后者斥资成为青啤第二大股东；2003年8月，美国吉列公司控股南孚电池；2003年12月11日，欧莱雅宣布收购“小护士”；2004年6月，欧莱雅收购美容产品的“中国红”品牌羽西；2005年12月，高露洁出资2100万美元买断“三笑”品牌……

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写字楼再次成为看得见的信号。WTO的槌声落定当年，诺基亚中国总部告别了此前的办公场所，几乎把北京盈科中心一幢19层写字楼全部租下。曾在北京租了多处写字楼的朗讯科技也把所有的分支都整合进了东方广场。

戴德梁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张国正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2000年之前，房地产这三个字在内地还等同于住宅。彼时无论是写字楼还是商业零售总体规模都较小，2000年上海的写字楼存量约为200万平方米，商业零售存量约为100万平方米，体量相当于今天一个陆家嘴商圈。

而从2000年，外商投资的落地带动了写字楼、厂房、零售商铺、酒店等多样需求，外资地产商也积极进入中国，参与商业地产项目的投资和经营。

2002年7月14日，上海浦西第一高楼恒隆广场开盘，8个月后，这座由香港恒隆集团投资兴建的66层大楼，租售率已高达98%，且每平方米的日租金已由刚开盘时的0.5美元窜升至1美元。美国通用电气、英国石油、丹麦马士基等跨国公司都租了两至三个楼层。

在北京，2001年北京甲级写字楼平均售价与2000年相比上涨了5%，而平均租金则上涨了17.5%。

从工厂到研发中心

外资大举进入带来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和市场空间，这一增长在2007年创下了新的纪录。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实际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35亿美元，相当于1983年水平的91倍。

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成了一个拐点。

2008年1月1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后，外企的超国民待遇被取消，中国内地从招商引资转变为招商选资。这是对之前“以市场换资本”的一次大调整。

也是从2008年初开始，由于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加上中国市场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优势不明显，在山东青岛等地，一些韩资企业陆续撤离，迁移到越南和缅甸等东南亚国家。2009年3月，耐克关闭了它在中国的唯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2012年，阿迪达斯也宣布关闭在中国的唯一一家自有工厂，将生产线迁移至东南亚的缅甸。

在姚荣君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改革开放政策红利的消失，只是任何红利都存在阶段性特征，加上中国本土制造业水平的整体提升，中国品牌的竞争力明显增强，很多外资企业遭遇滑铁卢并不意外。

“外资企业同样面临着品牌升级的问题，如果觉察不到根据消费升级带来的变化，它们肯定要落伍。”姚荣君说。

很多外企也意识到这一问题，仅仅把中国等同于工厂或市场已经跟不上形势。于是，把工厂迁出去后，一批外企开始把研发中心转移到中国。

医药领域是个典型。2009年11月2日，上海市政府与瑞士诺华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已在上海设立了4家企业的诺华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共投资10亿美元，在上海建立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针对中国的高发疾病从事新药的基础研发，这一研发中心建成后成为上海最大的外资研发中心。

至此，位列全球500强企业的12家世界知名制药企业中，有9家在上海设立了研发中心。

为中国而变

诺华公司在上海作出调整的同一年，全球最大的分析仪器制造商珀金埃尔默公司并购了上海新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进入免疫领域，布局产前及新生儿筛查检测和传染病诊断。通过此次收购，珀金埃尔默在医学诊断领域的业务规模增长超过200%。

珀金埃尔默公司的惊人增长背后隐藏了当时外资的另一个变化趋势。

“它在中国不断推进本土化。”张晟说。2009年被珀金埃尔默收购后，作为上海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的张晟同时加入珀金埃尔默公司，被任命为珀金埃尔默诊断事业部副总裁、亚太区总经理。

“别人是在卖西餐，我希望我们卖的是中餐。”张晟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产品生产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和投资本土化，构成了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板块的本土化策略。过去十年，珀金埃尔默医学诊断产品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不断加强国产产品的本地生产以及研发，很多产品实现了在中国和欧美市场的同步上市，有些还选择在中国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