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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盛世修史，明时修志。这不，老家的村子也在写村史了，名曰《阳城史话》，洋洋洒洒12万字，花费多年时间成稿。

作者段铁城老先生嘱我作序，我拗不过他，便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按理说，为一本村史作序不应太为难，但为《阳城史话》写序还真让我作难。这些年在中央农办工作的缘故，面对一个村庄时，不自觉有一种“居高临下”之感，此非官架子和优越感，实乃思考问题方式使然。假若别的村庄让我写篇序，该不会为难；北阳城村就不同了，这是生我养我之地，是我魂牵梦绕50多年的地方。这个村子在我心中的分量，面对这个村子时我丰富而复杂的情感，面对村里长辈时我的敬畏，都使得我不可能以俯视、平视的姿态，而必须以仰视的姿态来写这篇文字。

除却感情因素，也有理性成分。据我所知，延续几百年香火的村庄已算历史悠久了，上千年的村庄则很少，而北阳城村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487年。《稷山县志》载：“北魏孝文帝太和11年置高凉郡，下设高凉、龙门二县，郡治在高凉县城”。曾经的高凉县城，就是现在的北阳城村。为这样一个古老村庄的村史作序，怎能不肃然起敬、诚惶诚恐呢？

既然应承下来，便不能应付差事。从何写起呢？自然是村子的历史。好在我几年前写过一篇题目叫《北阳城》的短文，于是轻车熟路，先以自己的视角对这个村庄作了推介：村庄在山西稷山县东南。稷山位于运城盆地之北缘，汾河穿境而过再经河津于禹门口汇入黄河。交代这些是想告诉读者，这里就是大家周知的尧舜故地、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稷山之县名自隋朝沿用至今，盖因县境之南端有稷王山，而稷王山又因农耕始祖后稷出生地和陵墓所在地得名。

写完地理，再写文化：村里曾有两座寺院和大小十多座庙。源于唐朝的福圆寺现仅存宋朝砖塔一座，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另有稷王庙、火神庙等五六座庙尚存，以稷王庙规模最大，有房屋30余间，我小时候在此念书时觉得森然。这里还是表演社火的场所，自清朝以来的二三百年间一直未断。社火表现形式是走兽，兽的名字分别为貅狼、独角兽、麒麟、鳌，每个兽身由两个踩高跷的壮汉拖着，壮汉上半身露在兽身上面，装上两条假腿，好似骑兽前行。此一表现形式为国内独有，因而成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修史意在鉴今，古村亟待重振。中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给全国乡村自然也包括北阳城村以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乡村是不能靠敲锣打鼓振兴的，要靠人来实干。于是我在序言中感慨道：一个村子要发展、要振兴，需要具备这样几个基础和条件：一是要有一个好班子，二是有一批能发挥作用的新乡贤，三是要有一批乡村人才。只要有了人才，没钱可以搞到钱，没项目可以引到项目。既要有城里人下乡回乡，也要有农民工返乡创业，还要挖掘培养大批的乡村秀才、能人、土专家。

在参与起草今年一号文件的过程中，为“新乡贤”没少费脑筋，于是在序言中刻意多花了些笔墨：乡贤，乃村里德高望重者，他们大多是读书人出身，或是乡村教师、医生、文化人，或是退休返乡的公家人员，或是家族族长。他们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火热心肠、德性服人、办事公道、甘于吃亏。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位段先生，因与我爷爷交好，常到家里来坐。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段爷爷上知天文、下懂地理、远晓国事、近熟村情，哪家婚丧嫁娶，都要请段先生主事；邻里发生纠纷，段先生去了便定纷止争，真有些像《白鹿原》中的朱先生。我想，在乡村自治、法治、德治结合的今天，仍需要有一批像段先生这样的乡贤。

乡村文明的价值和优势何在？在写这篇序言的过程中，这一命题挥之不去，也恰好给了我阐述自己看法的机会。于是，我写道：窃以为，民族文化的原生态、活标本在乡村，此为源；社稷江山的基础在乡村，此为基；乡村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教堂，此为根；乡村是自然氧吧和精神氧吧，此为家。

乡村振兴是历史的必然，产业要发展，现代文明要下乡，但乡村的文脉不能断。为保住北阳城村的文脉，此前应党支部、村委会之约撰写了两副楹联：溯千年三阳开泰高凉城邑弹古韵，逢盛世五谷丰登后稷故乡著新篇；魏城宋塔虽无语可通千载日月，走兽抬阁纵有情难尽耕读人生。期望两副楹联不仅刻在村门上，更能印在每个村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