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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当文化遗产流向未来文明

2018-09-26 11:30:34 《驾驶园》 2018年7期

李冉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文化遗产。运河沿线凝聚着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核心力量,而大运河成功“入遗”为这些優质文化资源的整合优化提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在运河的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中找到新的平衡点,实现运河文化的升华,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养料,是我们最需思考和践行的。

运河故事,是运河两岸人民生息繁衍的片段集结;运河文化,也是世世代代社会生活的生动再现。运河的发展与人民息息相关,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应立足于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现实需求,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总书记提出“还河于民,造福于民”的要求,是我们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和价值取向。

运河沿线有着不同的自然风景、人文景观和民风民俗,但运河文化却是从南到北、一脉相传。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以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利用为基本原则,以运河文化遗产和历史风貌为重要对象,以发展运河文化事业、运河文化产业和实现运河文化世界传播为主要目标,它既是一项延续文脉、古为今用的宏伟工程,又是一项凝聚智慧、体现创新的时代探索。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日渐深入,而我们就运河未来的思考远不会止步……

近日,《人民交通》杂志总编辑范正利就大运河的历史与未来、保护与传承,对话文化和旅游部文化产业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媒大学经管学部学部长、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范周,分享了一些新的思考。

「“范范”而谈」

范正利:漕运文化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大运河的那一刻,漕运注定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据了解,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近几年进行了两次“大运河文化行”,请问在针对大运河的专项调研中,在漕运方面有哪些发现?

范 周:2014年7月24日- 8月2日,我们依次考察了北京通州、天津、杭州等12个城市;2017年8月28日- 9月1日,我们又依次考察了鹤壁、新乡、洛阳、郑州、宿州等9个市县。两次调研的过程中,我们访谈了众多官员和专家,采集了大量一手的视频、照片和文本资料,对于大运河的基本情况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根据我们的调研,大运河目前在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等五省市境内均保留有连续河段。隋唐大运河永济河南山东段,通济渠洛河段、泗县至淮安段仍为连续河段,浙东运河河道比较完整,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南段及浙东运河仍然发挥着航运、供水、防洪、排涝等重要作用。其中,京杭大运河黄河以南航段通航河段约1050公里,船舶平均载重约800吨,完成年货运量约五亿吨,是我国货运量仅次于长江的内河航道。

虽然大运河部分河段还在使用,但是整体上而言,如今的运输功能已经大大弱化,几乎成为运输方式的最后一种选择。运河面临着河道断流、自然环境恶化、运输量减少、社会经济功能锐减等问题,情况不容乐观。目前,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都已提出恢复区域内运河的通航。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按照规划,京杭大运河通州- 香河- 武清段将于2020年正式通航。

范正利:漕运堪称古代中国之命脉——唐代杜牧称江淮漕运为“国命”;宋元则称“国家于漕事最重最急”,漕粮为“元京军国之资”;明清认为“漕运为国家命脉攸关”,“为一代之大政”。那么,您怎么看漕运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范 周:漕运名称最早见于《史记·秦本纪》关于秦攻匈奴的记载,其是利用水道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方式,也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大运河的命运则始终与漕运制度相伴相生。

我们今天常讲的“大运河”,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动工开凿,当时主要用于军事物资的运输。现代意义上的“大运河”主要指隋唐到明清时期的运河。隋代统一中国后,隋炀帝为了确保江南漕粮及时北调以满足皇室朝廷及大批军队的日常所需,使中央政令通达南北,下令修建运河。唐朝是真正发挥运河漕运作用的王朝,大运河将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国家政治中心相连,使得唐王朝的经济文化都呈现出昌盛发达的景象。元朝开凿济州河、通惠河等运道,使得大运河直接贯通南北。据史料记载,元朝时从大运河北调的南粮达到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明朝因为实行海禁,大运河成为唯一的南北水运通道,成为国家的“生命线”。漕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四方面——

一是政治意义。因为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建都于西北或北方,而中国粮食产地自东晋后却主要在江淮地区。因此,隋唐以来,将江淮地区征集来的粮食通过运河运至京城与其他地区,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漕粮几乎供应着京城地区人民的日常消耗,维持着整个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也是支撑王朝军事体系的重要物质力量,运河的开通还有效地减少了区域分割和地方主义。

二是经济意义。运河的开通和运输条件改善,运河沿线出现了一批“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城镇,而运河漕运的日益繁忙,吸引到各地商旅者的汇集,带动了沿线商贸业的快速发展。

三是社会意义。中国古代中后期,统治者已经熟练而频繁地利用漕运进行社会的制衡与调控,通过籴粜制度和赈灾政策等手段,消除诸如重赋、灾祸以及物价波动等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安定。

四是文化意义。几大水系的串通加速了南北方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南方鱼米桑茶水乡文化传入了北方和中原,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也传入了南方和中原,多民族文化互相交融捉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和统一,促进了民族大团结,更是进一步开拓了中外的国际交流。

范正利: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人工运河,也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但越来越快的开发速度势必会对运河带来一系列问题,那么如何平衡运河的开发与保护两方面?

范 周:中国大运河展现出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智慧和勇气,又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2014年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本是应有之义,而我们要深入挖掘大运河承载的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宝贵遗产。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国家新时期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总体要求是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和利用。一方面,按照真实性、完整性保护要求和大运河活态遗产特点,统筹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修缮、河道水系政治管护和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强化顶层设计,加强合理规划,遵循科学规律,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分类施策,谋划分步实施,不断建立健全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和执法监管措施;另一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挖掘大运河优秀文化精神内涵,传承大运河优秀传统文化,全面阐释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精神,让大运河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更加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突出运河的文化属性和综合功能,优化城乡人居环境,合理利用文化生态资源,树立融合发展新思路,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促进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重塑大运河整体形象。

范正利:大运河肇始于春秋,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蒙元,疏通于明清,断航于清末。如果将大运河的历史与发展,分为军事时代、漕运时代、文化时代这三个时代。而今,无疑是进入文化时代。那么,大运河文化带的文化内核是什么?

范 周:大运河是具有2500多年歷史的活态遗产,沟通融汇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地域文化,塑造出水利文化、漕运文化、传播文化、商事文化、饮食文化等文化形态,形成了诗意的人居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手工技艺、众多的名人故事以及丰富的民间艺术和民风民俗。运河沿线水工遗存、运河故道、名城古镇等物质文化遗产超过1200项,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河道遗产、水工遗存、附属遗存及相关遗产共计58处,沿线8省市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50余项,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富集的区域。可以说,大运河现代价值的核心与灵魂就是文化价值。

基于以上对大运河文化的阐释,我们认为大运河文化带是以大运河文化为内核,以保护、传承、利用为主线,以带状地理空间为载体,以区域交通束(航运、高速、高铁等)为基础,以沿线城镇为发展主体,集遗产与生态保护、展示与爱国教育、创意与休闲游憩、经济与社会发展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型带状功能区域。

范正利: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民盟中央提交了《关于建设运河文化经济带 贯通“一带”“一路”两大板块的提案》,如今的大运河在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什么作用?扮演怎样的角色?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与雄安新区的建设有着怎样的联系?

范 周:过去,大运河是连接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纽带,见证着商贸云集、人民往来。而今天,京杭大运河连通着黄海、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其与长江的纵横轴向式结合,在空间上与“一带一路”可以形成水陆两路兼济的双重对接,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切入点。其中,以杭州为代表的江南丝绸产地,更是丝绸之路这条古代出产丝绸的贸易交通线的内容生产地,与大运河文化带存在着内在紧密联系。

建设大运河文化带,是深化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契机和重要机遇,而雄安新区作为北京、天津和河北三级的核心,更是期冀借助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契机大力推动自身建设。目前,北京通州、天津武清和河北廊坊共同成立“通武廊旅游合作联盟”,三地正式揭开携手打造京津冀协同发展试验示范区的序幕。这既是京津冀文化的集中展现,也是以文化为引领,积极推动三地境内大运河沿线区域产业升级的重要尝试。

范正利:有观点认为,生产与生活是文物的来源,所以把文物还给生活和生产是符合遗产发展规律的。您也曾说,大运河作为尚在利用的世界文化遗产,更是一条活着的、流动的、发展的经济和文化黄金纽带。那么,在大运河的“活化”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范 周:其一,加大创新整合力度,做好文旅融合文章。作为中央机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文化和旅游部的成立将推动文旅融合发生巨大变化,而对于大运河文化带的沿线节点城市而言,显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此背景下,各地应在过往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整合文化旅游资源,进一步推进文旅融合。

运河的发展一定是与沿线城市的发展相结合,而如何持续推进文旅融合,应重点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完善相关基础设施配套,创新大运河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其次,解放思想,深度挖掘文化资源,打造一批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最后,推进运河旅游与实景演出、灯光夜游等新兴产业、业态的融合。

其二,找准定位持续发力,加快特色小镇建设。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家多部委陆续出台关于支持特色小镇建设的政策文件,“特色小城镇”更是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在政策的鼓励带动下,多地加入特色小镇建设的热潮中来,但问题也随之产生。

其三,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文化交流日益深化。比如,扬州作为大运河联合申遗的牵头城市,在中国运河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设立在北京之外的六家国家性非政府组织之一,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通过世界运河城市论坛、世界遗产运河古镇大会、“中国艺术家笔下的运河”世界运河采风创作系列活动等平台,维系着国内外运河城市的多方互动,致力于实现运河城市的共同发展。除此之外,北京的“大运河文化”网络文学孵化项目、杭州的中国(杭州)新年祈福走运大会、无锡的中国运河网、洛阳的大运河文化论坛都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未来,如何进一步打造高水平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中外人文交流,提升自身传播话语权,值得我们思考。

范正利:运河是一个巨大的载体,运河文化保罗万千,需要更多的学者去关注它。您提出为“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而成立新型专家智库,是出于哪些考虑?相关学术机构、运河沿线城市,都有哪些反应?目前这项工作有没有实际性进展?

范 周:虽然我们对于大运河历史、文化的相关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显著性成果,但随着运河的生态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展示功能的重新塑造,其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将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运河文化带的基础研究,如何继承和弘扬运河文化精神,如何保护和利用运河文化遗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现实问题。

而专家智库是国家、地区同行之间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智库可以扮演一种“知识中介”的角色,在国家之间、行业之间、研究人员与政策决策者之间传播知识。智库也是推进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重要途径。智库能从第三方的角度相对独立地、客观地思考问题,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和建议。此外,专家智库还是争取国际话语权的一个平台。政策方案高端人才的储备,离不开智库的建设。因此,我们极力主张建设“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专家智库。

在我们提出这一倡议后,相关学术机构、运河沿线各省市都做出了积极回应,并得到了有效的实践。2014年,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论坛召开,此次论坛强调加强建設国家文化发展智库,并为运河文化产业带的规划建设提供智力支持。我们经过两次大运河调研活动,撰写10余篇深度思考的学术性文章,并完成《“京杭大运河文化产业带”调研报告》和《大运河文化带调研报告》。2018年中国文化产业学院奖跨年直播盛典中专设2017中国大运河文化带“特色项目”学院奖奖项,旨在表彰鲜活再现运河文化、保护传承运河遗产的文化项目,此奖项携手顶尖研究智库,打造了标准化的评判标准。今年2月,我院师生受邀参访位于扬州的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双方就助力中国大运河文化传播,建设WCCO媒体传播平台、提升影响力等进行了座谈交流,并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智库进行了进一步探讨。目前,“专家智库”的建设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中,相信它的成立,对于大运河文化带的建设能起到更多的学术支持和理论推动。

范正利:将中国大运河建设成为世界级文化运河、经济运河、生态运河,可谓当代中国人对流淌了2500多年的古老运河最好的贡献。尤其是将大运河文化带融入到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去,加快世界级文化运河建设步伐,对当代中国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范 周:是的,这是一个“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年代,需要借助传媒的力量,向民众、向世界宣扬大运河文化,擦亮国家文化符号与名片。要特别注重中国元素的现代表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借鉴全球运河地区经济发展经验,搭建国际运河文化交流协作平台,在世界舞台讲好中国大运河文化故事。

大运河是人类在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的卓越创造,是人类文明的伟大见证。全球有许多城市孕育、发端于运河,起于运河、繁荣于运河。运河成为这些城市的血脉。运河城市感恩于运河的哺育、滋养,有着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加强与国际在大运河文化带上的合作,不仅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与国际社会交流运河文化与经济建设的宝贵经验,也为国际对话、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促进大运河文化带成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张“金名片”,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在2009年设立于江苏省扬州市的非营利性国际组织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WCCO)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全球运河文化交流与合作机制与平台,激活与带动全球运河国家与城市的创造活力与协同发展。

“在我最早关于亚洲的地理课上,一个想象力丰富的老师,将中国形容成一大片黄色的土地,这片土地上大运河纵跨而过,长城横穿而过。从那以后,提到中国,我就想起这样的画面,一艘艘巨大的货船,在高耸壮丽的城墙倒影下,沿着波澜壮阔的水道顺流而下”。这是1937年4月,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上的一篇有关中国大运河报道的开头,作者威勒德·普赖斯,描述了自己少年时代,对于遥远中国以及那条大河的绚丽想象。于是,他来到中国,迫不及待地要看到运河,对于中国大运河的关注,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