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岭南道神龙流贬官员的岭南诗歌书写中呈现出公共书写与私人书写杂糅的复调特点。情感分为思、惧、怨、超脱四种。由于特定的政治诉求和现实环境的制约，在其书写中存在外在限制和自我克制，在文本中呈现为模式化的特点，是权力对诗性和理性宰制的结果。

关键词：岭南道；神龙流贬官员；诗歌情感

“神龙政变”后，李唐复辟，大批文官被流贬到岭南道，是为岭南道神龙流贬官员，尚有诗篇存世的有：房融、崔融、阎朝隐、韦承庆、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权龙褒、李福业。

一

他们的岭南诗歌表现出四种情感：一是思，思家思国，恋阙念亲；二是惧，对岭南自然环境和民俗民风的惊惧，对自身前途渺茫的忧惧；三是怨，对流贬的哀怨、幽怨；四是超脱，寄托佛道思想，寻求自我救赎。抒情呈现怨而有节制，愤而趋中和的特点；回忆与现实对比，以南北对举和今昔对比呈现；在纪行中直抒胸臆。

（一）南北对举

流贬加强了诗人对地理方位的敏感程度。南与北是贬地与家园的并置；是政治失意与得意的分水岭；是人生低谷与高峰的不同。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岭”、“淮北”、“江南”频频出现，如“隔岭天花发，凌空月殿新”、“春分自淮北，寒食渡江南”等。

空间方位的转换也是时间流逝的表征，诗人处在时空两轴的交点和焦点，空间和时间因为诗人的感知变化而被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生命色彩。首先，在岭南的隔绝感知和对京都的遥远感知与诗人政治上的得失进退密切相关。岭南的偏远使诗人有“去国”之漂泊感，形成孤独的飘零者心态。其次，空间的远阻形成诗人时间上的漫长感，但煎熬和忧虑又使诗人感觉生命消耗速度迅捷，时间的秩序变得主观化、人格化，如“鬒发俄成素，丹心已作灰”。在路途奔波、仕途奔突与岭南蛮荒中，与权力中心失去联系的恐慌笼罩在他们的生命上空，从而促成他们格外敏感的时空感知方式。

（二）今昔对比

特定的节日如“寒食”、“清明”、“除夕”往往引起诗人追思往昔。特定时间节点除了提醒诗人时过境迁外，还带给他们物是人非的反差感与凄凉感。如崔融之“春分自淮北，寒食渡江南”、李福业除夕之“寒暄一夜隔，客鬓两年催”。寒食在暮春时节，除夕在岁末时节，前者容易伤春，后者容易感时，都会引起诗人对生命的回顾与反思。而岭南岭北习俗、气候的差异，使诗人的区隔感和错位感更强烈。

二

据王汎森“权力的涟漪作用”，由于写作的政治指向，故诗人诗歌书写的“家国通一”意识可能是多种因素互相妥协达成的最终结果，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自由的诗性灵感的结晶。

家国同构的概念源自儒家。诗人通过家国书写表达最迫切的政治诉求，“明主”与“孤臣”、“逐臣”直接并举，如“北极怀明主，南溟作逐臣”等。家国形成互文，通过对家之怨隐晦地传达对君之怨。写作模式为：首先，声明清白，即通过对私德的澄清和标榜反证政治品德的无暇，源于屈骚传统。如宋之问在诗中自白“自惟勖忠孝，斯罪懵所得”；沈佺期“自幼输丹恳，何尝玷白圭”。其次，言明困境，如宋之问“兄弟远沦居，妻子成异域”等，最后落脚于渴望明君垂怜，表现诗人书写的自我克制。

以尚永亮为代表的前辈学者认为神龙逐臣存在关于政治、生命的反思，但却又普遍显现出不能知错的现象，并将之归因于其人格缺陷和心态问题。但以“信念伦理”之视角，神龙逐臣首先是以政治为业的政客，其次才是诗人，其信念在于政治抱负，故其书写首先践行的不是道德信念，不是“责任伦理”而是“信念伦理”。诗歌书写不仅仅是写什么的问题，同时也是不写什么的问题，影响他们选择写或不写的判准是出于诗性还是另有原因？或者，他们不是不知错，而是由于自身政治诉求不能在诗中有所流露。

首先，流贬岭南使他们难以及时充分地获知朝堂动态以便采取合适的政治行动，反复诉说对李唐的忠诚、表达思家恋阙之情许是最稳妥、有效的表态。其次，他们多数曾是武则天的御用文人，李唐复辟后，无权无势的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显然有所知晓，以沈佺期《答魑魅代书寄家人》为例，诗中自白“身犹纳履误，情为覆盆伤”。俗语有“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覆盆此指无处申诉的沉冤，沈氏意指他并无实错，而是因为时运不济惹来误会所以被贬。下文说“喜逢今改旦，正朔复归唐”，若以李唐为正朔，武周即非正朔，沈氏极力撇清自己与武周的关系，急切地向李唐宗室献媚表忠，其心昭昭。

但这是基于他们对政治有所希望的前提，一旦感到前途黑暗，书写就会出现偏离，个人更私密的情感在诗歌书写中占据上风。沈佺期《从驩州廨宅移住山间水亭赠苏使君》作于甯爱州报赦，自己赦到不得之时，结尾有“古来尧禅舜，何必罪驩兜”，似可猜测尧指武则天，而舜指唐中宗李显；尧禅舜，指的是武周李唐之更迭，而驩兜是诗人自况或指神龙逐臣。或可推测神龙贬谪的真实缘由在当时已是心照不宣的秘密。他们在诗中不知错的动机并非出于道德而是政治，是政治话语对书写的强势介入和宰制影响，故应将其解读为政治行为而不是道德行为，是作为释放政治信号的行动而不是反映道德的表征。

三

奥斯汀認为语言具备“表演性”和“行动力”。岭南神龙流贬官员的诗歌书写，无论是“美”、“刺”还是“怨”，最终指向的是“官”、“禄”的政治追求。政治诉求的先决性导致书写的限制：一是敏感话题和公共禁忌；二是为达成自我展演和政治形象塑造而自我压抑、克制。贬谪诗歌书写首先作为政治行为，其次才是文学艺术行为。在模式化的情感表现下，隐藏的是政治权力对诗性和理性的宰制，尤其体现在对诗歌感物与抒情模式的限制和规训，由此形塑了神龙流贬官员独特的岭南诗歌文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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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韦肖梅（1997-），女，籍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人，壮族，学历：本科三年级在读，兰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研究方向：唐代文学，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