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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捕捞业资源租损失估算

2018-09-21韩立民

关键词:渔业资源渔业损失

梁 铄 韩立民

一、引言

这种情况下,对我国现行渔业管理模式下可能的经济利益损失进行估算,探讨消减经济损失的措施和途径,对提升我国渔业经济绩效,改善从业者与全社会福利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中国近海捕捞业资源租损失进行了估算,目的就是探求中国近海渔业资源所能提供的最大潜在经济利益,进而探讨近海捕捞业管理制度改革的潜在收益与方向。

二、相关研究与估算方法

(一)相关研究

概括来看,国际渔业经济学界对资源租及其损失问题非常关注,对不同渔种、不同区域及国家以及全球渔业的资源租及其损失开展了广泛研究。但国内相关研究较少,仅有王雅丽和陈新军等(2012)对东黄海鲐鱼渔业的最大可持续产量下的捕捞业利润进行了估算和预测[注]王雅丽、陈新军、李纲:《东黄海鲐鱼渔业资源租金初探》,《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尚无从区域或近海整体视角对我国渔业租损失或潜在经济收益加以研究的文献。

(二)估算方法

文献中对捕捞业潜在资源租或经济收益的估算方法有多种,本文采用Arnason(2011)提出的方法对我国近海捕捞业资源租进行估算。该方法以经典渔业经济模型为基础,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结构简明且所需参数较少,适于在数据有限时运用,本小节对该方法进行概述。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存量的年增长量ΔX为渔业资源年自然增长量减去捕捞量,设由如下方程表达:

ΔX=αX-βln(X)X-Y

(1)

如不考虑方程右边第三项Y,则上式为Fox增长方程,用以刻画自然状态下渔业资源存量的增长速度。其中X为中国近海渔业资源存量,α和β为增长方程参数,由中国近海海域环境容量特性与渔业资源的繁育特性所决定。采用Fox增长方程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另一常用的Logistic增长方程,Fox方程更适于刻画包含多种鱼类的渔业资源整体存量变动。方程右边第三项Y为年捕捞量,由以下捕捞生产方程决定:

Y=qEXb

(2)

式中E为年捕捞努力量。q为可捕系数,b为集群系数(schooling parameter)[注]集群系数反映鱼种聚集成群行为的程度。,取值范围均为(0,1)。捕捞生产方程的经济含义是,将一定的捕捞努力量E施加于渔业资源存量X之上,可获得捕捞产量,而可捕系数q与集群参数b反映了由鱼类生物与种群特性决定的捕捞难度对捕捞产量的影响。近海捕捞业的总利润,为捕捞业总收入减去捕捞业总成本,由以下方程表示:

∏=pY-(cE+f)

(3)

式中p为捕获物销售价格,乘以产量Y即为捕捞业总收入。(cE+f)为捕捞业总成本,其中c为单位捕捞努力量成本,乘以E即为总的捕捞努力量成本,f为固定成本。本研究关注的是渔业资源再生量与捕获量相等的长期均衡,而在长期成本均可变,因而f项在长期均衡中会消失。

上述三个方程构成一个方程系统,包含了近海捕捞业的资源变动、生产技术、成本构成、利润核算等关键要素,可对近海捕捞业生物经济系统做出简洁但完整的刻画。方程组中α、β、q、b、p、c等分别为生物特性、技术手段、经济环境等决定的外生参数,ΔX、X、Y、∏等为由方程组决定的内生变量。捕捞努力量E为决策变量。当E的水平较低时,捕捞量与利润总额均较小,此时增加E会带来利润总额的提高。而当E的水平过高时,则会使捕捞量超过渔业资源的自然补充能力,进而使渔业资源存量降低,最终导致捕获量与利润总额的下降。因此,需要由资源管理者[注]在我国即渔业管理部门。我国对近海捕捞业实行集中管理,渔业管理部门可通过捕捞许可证发放、捕捞渔船功率与数量限制等手段调整近海捕捞努力量水平。选择最优的捕捞努力量水平,以最大化由式(3)决定的捕捞业经济利润。而最优捕捞努力量水平下捕捞业的利润总额,也就是捕捞业的潜在资源租。

表1参数计算所需基础数据

表1列出了计算参数所需的所有基础数据及其来源,其中t*表示估算基年,可根据研究需要选择。外生参数中,基年捕获物价格p(t*)直接根据观测数据计算,集群系数b则根据相关研究结果估算。最大可持续产出MSY及渔业资源环境容量Xmax是计算Fox增长方程参数α、β的关键数据,根据相关研究的估算结果确定。ΔX(t*)、Y(t*)、E(t*)、∏(t*)分别为基年的渔业资源存量增长、捕捞量、捕捞努力量、捕捞业利润等内生变量,将用于计算可捕系数q和成本系数c,主要依据观测数据获得。表1所列数据是整个模型系统量化分析的基础和起点,其获取方式和数据来源是后文分析的重点。

表2参数计算公式

三、数据来源及估算结果

估算我国近海捕捞业资源租损失,需取得表1中列出的进行参数计算所需的各项基础数据。为取得数据方便可行起见,本文所指的“近海捕捞业”,与《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海洋捕捞”科目所统计的捕捞业作业范围一致,事实上包括了渔业学中所指的沿岸渔业、近海渔业与外海渔业。考虑到2015年之后我国渔业补贴及限产政策发生较大变动,而本研究所用方法需要长期均衡下的投入产出数据,因此,以2014年作为估算的基年。以下详述各数据的取得方式及估算结果。

(一)数据来源

2.基年捕捞量、捕获物价格与捕捞努力量。这三个数据可由2015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取得。2014年“海洋捕捞产量”指标值1281万吨,但由于本文所用估算模型为均衡模型,基年捕捞量不能超过最大可持续产量,因而取值为1200万吨。捕获物价格由2014年“海洋捕捞产值”1948亿元除以“海洋捕捞产量”1281万吨得到,为1.52万元/吨。一般文献多采用捕捞渔船吨位或捕捞渔船总功率作为捕捞努力量,而我国并无近海捕捞渔船吨位数据,因此以总功率作为捕捞努力量投入单位,取2014年“国内海洋捕捞渔船”总功率值1206万千瓦。

6.基础数据取值汇总。根据上述讨论,表3汇总了各参数计算所需基础数据具体取值及其来源。

表3参数计算所需基础数据

(二)估算结果

根据上述基础数据,利用表2所列公式进行计算,得到各参数取值如表4所示。

表4参数计算取值

表5最优捕捞努力量下均衡结果

四、政策建议与展望

(一)政策建议

1.逐步消减近海过剩捕捞能力。由上述分析可知,捕捞能力过剩是造成近海渔业资源租损失的根本原因。同消减其它行业过剩产能一样,消减过剩捕捞能力也面临各种困难,快速大幅消减不具可行性。但随着经济形势变化和社会发展,我国逐步消减近海过剩捕捞能力具备了可行性。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近海捕捞业所提供的报酬水平对劳动者吸引力不断降低,加之捕捞工作辛苦且具有一定危险性,越来越多的渔民有放弃捕捞的内在要求。二是随着医疗、养老、失业等各方面社会保障能力的逐步完善提高,以捕捞准入作为渔民生计保障的意义逐渐降低,因而消减捕捞从业人口具备了适当的客观条件。三是随着信息技术水平提高,对各类非法捕捞行为的监控和管理手段不断完善,消减过剩捕捞能力逐步具备坚实的执法能力保障。四是政策方面,2015年6月财政部和农业部联合发布《关于调整国内渔业捕捞和养殖业油价补贴政策 促进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对国内捕捞业油价补贴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包括逐步消减国内捕捞业油价补贴,将补贴资金转用于渔民减船及转产转业等。这使得渔业财政补贴转而成为消减过剩捕捞能力的动力,对于抑制非法捕捞也有很大作用。从提升近海捕捞业整体经济效益的角度,并基于上述可行性,建议将“双控”政策的捕捞渔船数量与功率“零增长”目标,修订为每年按一定比例消减,以使捕捞努力量逐步达到适当水平。其中船龄老、吨位小、资源破坏大的捕捞船可作为优先消减对象。

(二)研究展望

本文将我国近海捕捞业视为一个整体对其资源租损失进行了估算,并提出了减少资源租损失的初步政策建议。更进一步的研究应当在充分的渔业生物资源调查基础上,按(主要)鱼种或渔场分别核算其资源租损失,并汇总而得中国近海整体资源租损失。这比从整体角度进行的估算更具说服力,并且对鱼种及渔区的分别研究也为今后分鱼种、渔区设计基于产权的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我国渔业管理制度进一步改革的可能潜在收益,但渔业管理制度改革设计复杂、牵涉面广,转型成本和实施成本也很大,因而还应当对制度改革的各项成本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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